母亲从小就教育我和弟弟、妹妹要多做善事，争当好人，她也一直走在做好人的路上，坚定而执着。

但从开始知事，我却不太喜欢母亲的一些做法。那时候，我们还生活在湘西一个偏远的山沟沟里，生活贫困，物质匮乏，但母亲却把家经营得如同一个小旅馆。从收破烂的到下乡来的干部，再到错过宿头的各种艺人，形形色色，无一例外的免费食宿； 就连藏在柜子里连自己生病时都舍不得吃的仅有的几颗鸡蛋有时也会送给乞讨的老人。有的来了，走时还有些笑脸；有的嘴角一抺，没走出大门就因为饭菜不好而恶语相向。久而久之，我便对那些上门来的陌生人常常冷眼相对。母亲却对我说，出门在外都不容易，要学会与人为善。我那时对母亲的做法极不理解，我们是做了好人，家境并不宽裕的自己却多了一些缺米少油的日子。

在农村，外来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住一晚吃两餐就走，忍一忍也就过去了，但附近四邻八寨的人却让童年的我越来越讨厌。因为母亲是村里的赤脚医生，有人病了，送来让母亲医治，许多人都付不出那点少得可怜的治疗费用，便没完没了地赊欠。好多回，看到母亲拿着厚厚的帐本愁容满面，最后不得不拉下面子去给别人借钱购买药品时，我就心痛不已。

出门就诊是母亲的家常便饭，不管白天黑夜，风雨无阻，一次往返十几里地也成了常态。记得有一个风雪交加的冬夜，父亲去了外地，一个病人家属深夜敲响了家门。母亲从床上爬起来，把摇篮里的妹妹递给我，毫不犹豫地挎上药箱跟着来人就走。我抱着妹妹追到门口，大声叫喊，却怎么也唤不回母亲决然的脚步。看着母亲很快就融进了夜色的背影，我靠在门上失声长哭，因为此时的母亲自己都是高烧三十九度！那一夜，我守着妹妹，通宵未眠。天刚亮时，听到门外有了响动，我急忙拉开门，看到母亲倒在门外，满头白雪，全身泥泞，我扑上去抱着她无助地嚎淘大哭┈

从此，我痛恨那些前来就医的病人；尤其是一到深夜有人叫门，我便会抢先打开门不问青红皂白的把来人大骂一通，然后重重关上门。有一次，我依然把一位求诊的病人家属关在了门外。开始，母亲轻言细语地劝我，实在劝不住，突然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我惊呆了，还没有反应过来，母亲和她的药箱已消失在家门外小路的尽头。我摸着火辣辣的脸，泪流满面，却不敢睡去，久久地站在那里等待母亲归来的身影。

第二天上午，母亲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一进门，就捧起我的脸，流着泪问我还痛不痛。那一天，是母亲与我说话说得最多的日子。很多话我现在已记不起来，但她说的那句“一个人做哪一行，都要尽力做好，我既然当了医生，就要当一个好医生，治病是我的职责”却始终铭刻在了我的心底深处。        

从此，我不再阻拦母亲，因为我知道自己无法改变她要当一名好医生的决心。

也就是从那一天，我才刻意地去了解母亲，也才陆陆续续从别人的嘴里知道母亲的一些事。

当时我们村没通公路，离最近的乡医院都要走上二十里山路，严重缺医少药，母亲就萌生了要当一个医生的想法。她把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攒起来的钱购买了一大堆医书，一边没日没夜地从书本上学，一边虚心向村里的老草医请教；后来，又借了200元钱到县医院进修半年，当上了村里的赤脚医生。从此，母亲一边干农活，一边为村民治病。经常是一餐饭没吃完，就要放下碗去出诊，一忙就是晚上十一、二点，遇到稍重的病人还主动通宵达旦地守护。在生我妹妹坐月子的时候，她都坚持治疗村民七十多人次……在逐步了解母亲的过程中，我发现每一个说起母亲的人，都是深怀感激，赞赏有加，最后都会无一例外地说，你娘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医生。

童年的我开始对母亲时常教育我和弟弟、妹妹要多做善事、争当好人的苦心有了初浅的理解。

也许，正因为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医生，母亲在二十多岁时就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当上了两届县人大代表，曾三次被县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两次被评为优秀县人大代表，五次被评为县乡两级“三八”红旗手。

这在我那个偏远的小山村是天大的荣誉，也让我为农民身份的母亲感到无比骄傲，我更知道在这荣誉的背后隐藏着母亲多少难以言说的心酸和巨大的付出。

一九八八年，因为父亲当上了招聘干部，母亲不得不去乡卫生院当临聘医生。离开村子的那一天，一百多名自发赶来送行的村民黑压压地拉出了好长的队伍，有的村民泪流满面地拉着母亲的手久久舍不得松开。

后来，我听人说，母亲曾经两次在全县的大会上作典型发言，每一次都让听众泣不成声。

母亲在乡卫生院当临聘医生期间，一如既往兢兢业业地工作，还多次被抽调参加全县的计划生育工作，跑遍了全县所有的乡镇，走村窜寨、上门入户落实计育手术。晕车的她常常是吐得天昏地暗，一下车还要坚持手术。有一次，手术对像因为思想不通，一脚把她踢倒在地，她仍然强忍着疼痛做通了工作，完成了手术。但这一脚却造成了后遗症，让她至今腹部还会偶尔隐隐作痛。母亲当了十年乡卫生院临聘医生，拿的月工资，从50元开始，陆续上涨，最后到200元，就再也没有涨上去过。

我有时为母亲鸣不平，让她不要再参加县里的计划生育工作。

母亲却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就要做好党员的样子，你现在在读书，不要操心我，你的任务就是当一个好学生。

一九九八年，母亲为了减轻家里的生活压力，也挤入了南下打工的行例，后来又为了给妹妹带孩子，便常年漂泊在外。我和父亲都在乡镇工作，一家人天各一方，聚少离多。母亲偶尔打电话来，说得最多的就是，你要好好做人，当一个好干部。

在异地客居的母亲连自己的生活都不太稳定，但她依然会对需要帮助的人释放着善良，无论是在街边还是在路上。她也清楚大城市的乞讨大多数只是一种骗局、一种表像，却怎么也做不到缩回那双援助的手；明知被骗的时候，也不羞不恼，仿佛那是和自己无关的事。

一晃就是二十多年，父亲病逝了，妹妹的孩子长大了，母亲终于回到了我的身边。二0二0年，我调到了州里工作，母亲随着我一同居住。

母亲的电话不多，除了弟弟、妹妹的问候，就是以前的那些找过母亲看病的人咨询治病的途径和方法，她总是轻言细语地解答，极尽耐心地建议。每次看着母亲神情认真的样子，总能让我想起她从前挎着药箱风里来、雨里去，奔波在村间小道上的身影。

也许是看我已年过五十，七十出头的母亲每天给我做饭洗衣之余，很少过问我的工作。但是，每年元月份当我要去参加省里“两会”的时候，她就会嘱咐我，要认真开会，要当好这个省政协委员。

去年的一个周末，母亲不在家，我在客厅的沙发上捡到一个笔记本，也没怎么在意，因为知道母亲喜欢看健康类的电视节目，会偶尔记下一些药方。不经意地翻开时，却出乎意料地发现笔记本里夹着一本新修订的《党章》，上面所做的印记说明母亲不是做做样子而是经常阅读的。再翻了下笔记本，发现了许多母亲手抄的入党誓词，数了数，竟然是重复抄写了三十多遍。

晚上，母亲回来，我说了笔记本的事。

母亲有些被发现秘密的尴尬，沉默了一下，说，我是一名党员，就要熟悉党章，就要能够背诵入党誓词，年级大了记性差，只好多看多抄。

自从母亲回到我身边后，每个月的社区党员生活会，她都没有缺习。开始，担心她年级大了经不起折腾，叫她别去开会，毕竟要坐公交转快巴，来回三四个小时。母亲却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怎么能生活会都不参加呢？做人我要做好人，做党员我更要做个好党员。

几年来，每月的十五日，母亲就要从市里赶到县里，在公交和快巴上辗转，风雨无阻，雷打不动，若要改期，除非是接到社区的通知。

有时候和母亲聊天，说起从前的事情，发现她对帮助过她的人、启发过她的事都不分大小记得清清楚楚，而她帮助过的人、做过的好人好事却大多记不起来。

我笑着对母亲说，也许是做得太多了，才往往记不起来。

“好”字从甲骨文到现代汉字，演绎了几千年，涵义广博。事物之美、善者为好，却是古今一致的。但要坚持常做好事，常当好人，也是极为不易。

我又想起母亲从小教育我和弟弟、妹妹要多做善事，争当好人的话来，心里明白，小学文化的母亲不会讲什么高深的理论和敬业、担当这样高大上的词汇，却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践行着做好人的初心。

细想之下，这么多年来，在生活上碰上了烦恼、工作上遇到了挫折，只要想起母亲的所作所为，我就能够放下包袱心平气和。

也许，这就是母亲送给我的最大的财富。

作者简介：向午平，男，苗族，七十年代出生于湘西古丈县。现任湘西州文联主席。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政协第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委员，湖南省文联第十届委员会委员，湖南省作家协会第八届全委会委员。迄今为止，已在《民族文学》《萌芽》《芙蓉》《湖南文学》《青年文学》《散文百家》《散文诗》《辽河》《满族文学》《羊城晚报》《光明日报》《湖南日报》等数十家报刊杂志发表各类文学作品八十余万字。出版有长篇小说《躁动》等多部。作品入选《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新时期湖南文学作品选》等多种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