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东方睡狮的伟大变革
——纪念五四运动106周年（下）
铁道兵报社 罗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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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回望五四运动，那场以整个国家为舞台的宏大史诗，不啻是一声历史的呐喊，召唤出亿万人民心中的爱国热情，汇聚成排山倒海的力量，促进了爱国主义空前高涨，至今余音绕梁，激荡耳骨。这场运动不仅改变了国家的命运，更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奏响了时代变革的激昂序曲，成为中华民族走向现代文明的开端，在近现代中国发展中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古老的中国逐渐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沉沦，中华民族到了危亡的悬崖边。在风雨如晦的暗夜中，许多仁人志士寻求救亡图存、民族复兴之路。然而，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一直到辛亥革命，均没有跨越旧思想的藩篱，摆脱传统桎梏。即使被称作“最早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在那部思想开放的《海国图志》（此书由林提供资料，魏撰写）一书中，仍把西方国家称为非我族类的“夷”，未走出华夷之辩的窠臼。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早期政治纲领中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便来自明太祖朱元璋那篇《奉天讨元北伐檄文》中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
为此，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以大总统身份带领官员专门拜谒了明孝陵，发表了《祭明太祖文》、《谒明太祖陵文》。直到后来，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才接受了梁启超的“中华民族”新概念，形成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思想。
民国成立后，宪法虽然借用了西方“国家”概念，但民众并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民族意识，仍旧把朝廷当作国家，国土沦丧只是朝廷的事，与己无关，对外来侵略并不关心。
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是对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西方学者之一，他的学生胡适、蒋梦麟、陶行知、张伯苓都是近代中国教育界赫赫有名的领军人物。
1919年春夏之交，杜威在游历日本后，受胡适、蒋梦麟之邀来到上海。两天后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深深吸引了这位美国人，原本只打算待几天的杜威，在中国一下住了两年多，足迹遍布十余省份，深入考察了中国社会和民情。
在上海，杜威曾向一位中国人，询问对日本占领“满州”有何看法？后者表情冷漠、无动于衷地答道：“哦，那是满州人的事。”杜威对此感慨不已：中国人对国家和政治的关心，远远不如对土地的关注。
五四运动犹如一声春雷，震醒了暗夜中昏睡的灵魂，唤起全民族的觉醒。走上街头抗议的青年学生，不再是晚清时代形单影只去“公车上书”的书生，民众也不是鲁迅笔下围观革命党人被杀的阿Q式看客。在青年学生的背后，站立着成千上万的产业工人、商人及各界人士，甚至连三教九流的车夫、乞丐、歌女也走上街头，为学生呐喊助威。
北大学生方豪因发起集会遭到关押，负责看守他和其他学生的，是一位名叫张得标的营长。当听了方豪讲述五四运动的目的和意义后，这位大字不识的军人深为学生的正义所感动：“你们没错，脱了这身老虎皮，我也会跟你们一块干！”
大年初一，张得标提着两盒茶点，带着一儿一女，来到牢房给方豪和学生们拜年。觉醒的张营长，用最传统守旧的礼数，向爱国学生表达了由衷的敬意。
五四运动产生的这种家国情怀，折射出一个民族觉醒的理想之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行动，激发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广大民众打破数千年“家天下”的封建观念桎梏，从忠君爱国迈向革命救国，国家不再是李唐王朝、赵宋社稷、朱明江山、满清天下。个人也不再是臣民而是国民，作为国家之民，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息息相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人人都有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责任与担当。
青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刋词中慷慨激昂地写道：“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在中国考察的杜威，敏锐地感受到这个古老国度所发生的变革，在投给美国报章的文中指出：“这是一个新时代来临的预兆。”
拿破仑曾把中国比作一头睡狮。
睡狮醒来，世界当惊。
五四运动以爱国青年学生的先觉先醒唤起民众，将变革的火种撒在中华大地，觉醒了一个沉睡的时代，不仅成为近代中国的转折点，更是青年精神永恒的丰碑。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数十万爱国青年，从平静的书斋走向十字街头，他们高举火炬，开辟鸿蒙，用青春和热血，为国家和民族开拓出走向未来的曙光。如同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宁肯被鹰啄食肝脏，也要盗取火种，为人间送上光明。他们用闪耀的青春印记证明：青年不只是年龄的标签，更是先锋与变革的代名词。
历代学生运动无不以失败而告终，五四运动的阶段性胜利，使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醒悟到：改造中国，不能单靠学生，必须动员全民的力量。他们脱下长衫，换上粗布衣服，放下身段，走入贫苦民众中，了解民间疾苦，将一颗颗年轻滚烫的心，与工农大众紧紧相连。
在北京长辛店、南口，在河北石家庄、保定，邓中夏带领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深入工农之中，走访慰问，捐款捐物，创办劳动补习学校，白天教孩子，晚上教工人，培养出中国第一批工人运动骨干。刘少奇在安源煤矿，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走出一条新型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震惊中外的安源煤矿大罢工，就是中国工人阶级觉醒、崛起的象征。
当青年学生走出象牙塔融入时代大潮，当知识分子自觉与工农结成命运共同体，当全民觉醒汇聚成势不可挡的洪流，这个国家便有了改写命运的力量。
五四运动不仅是一次时代的觉醒，也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分水岭。运动中，一批勇敢的女学生，与男学生一起奔走呼号，组织集会、上街演讲、张贴标语，肩并肩共同战斗，将“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镣铐扔进了垃圾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壮举，为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江西女师范生程孝芬发起“女子救国团”，断指写下十余字血书，使“校长感愧，同学激发”，“赣省各界因之大为感动。”
16岁的少女程俊英，是北京高等师范的学生，五四之前过着“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读书生活。五四运动一声响雷，打破了她安稳的书斋生活。程俊英不顾校方和父亲阻拦，冲出校园的围墙，投入到轰轰烈烈运动中。
为倡导妇女解放，反对封建包办婚姻，程俊英与同学一起从汉乐府诗中，创作了话剧《孔雀东南飞》，并在剧中扮演追求婚姻自由的刘兰芝。话剧上演后，在京城引起极大轰动，鲁迅、许地山等社会名流都曾到场观看，给予了高度评价。
天津女学生刘清扬，中共早期党员，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五四风暴吹到天津后，刘清扬与直隶女师同学邓淑文（邓颖超）、郭隆真等，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受天津各界推举，刘清扬等人赴京到总统府请愿，被警察拘押。面对警察厅长亲自劝告、威胁，刘清扬义正词严地表示：“爱国不分男女，女界绝不能比男界少走一步，就是死也要死到头里！”
五四之前，中国尚未实现男女同校，男学生与女学生分别在不同学校读书。五四运动的次年，北大首开女禁，率先招入九名女生，全国28所大专院校纷纷效仿，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实现男女同校，开启教育史上划时代的变革。中国教育事业从此与现代潮流握手。
在五四运动蓬勃的浪潮中，一批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成为运动的领导者、鼓动者和旗手。他们义无反顾地站在运动前列，带领爱国学生呼喊与抗争，他们用风华正茂的青春，写下时代风流。那一年，李大钊30岁，毛泽东26岁，周恩来21岁，瞿秋白20岁，邓中夏25岁，年龄最大的陈独秀也只有36岁。
李大钊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时时牵挂积贫积弱的祖国，经常夜不能寐，“每念及神州陆沉，辄中宵起坐，泣下沾巾。”五四运动爆发后，这位舵手经常彻夜不眠，研究指导如何将运动引向深入。他用一篇篇尖锐犀利的文章，为运动鼓与呼，是那个风雨激荡岁月里最为响亮的号角。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举起十月革命旗帜的第一人。从1918年起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等文章。被军阀逮捕时，他正在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墨迹未干，就被带走。临刑前，面对敌人绞架，这位戴着圆框眼镜、看似文弱书生般的共产党人，神情自若，视死如归：“不要以为你们绞死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大义凛然的气节，连刽子手都为之动容。时年38岁。
被毛泽东称作“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一袭长衫自日本归来，在廊下酣畅淋透了一场江南春雨，《新青年》在这场春雨中油然而生。在创刋号中他热情写道：“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那时，他或许没有想到，《新青年》后来成为那个年代影响最大的刋物。
提到五四运动，人们最先想到的不是他的运筹帷幄，宵衣旰食，而是那身西装革履、头戴白帽的装扮。一个黑沉沉夜晚，一身西装白帽的陈教授，悄悄溜进新世界游艺场，趁人们看露天电影之际，这位北大名教授变成一位侠客，爬上屋顶花园，“独立高楼风满袖”，夜空中大手一挥，由他撰写的《北京市民宣言书》传单，如雪片似纷纷飘落，引起人群一片骚动……闻讯赶来的警察，用一副亮闪闪的手铐将他铐走，不承想却引发出营救他的汹涌浪潮。
五四抗议活动讯息传到湖南长沙后，深刻影响到一位26岁的青年。那年他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还不到一年，得到北京消息后，他立即组织新民学会会员，沿着湘江散发传单，发起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为更好地声援五四运动，他着手创办了《湘江评论》，亲任主编，使这个年轻刋物跃为三湘大地一盏明灯。后来，这个年轻人带领中国人民，历经千难万险，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使中华民族从旧时代迈向新纪元。他就是一代伟人毛泽东。
五四运动发生那年，21岁的周恩来拍下一张流传至今的照片，照片中的他剑眉星目，丰神俊朗，即使以今时审美眼光看，都是妥妥一枚大帅哥。据说他演话剧男扮女装时，“倾倒全座”。这位温润如玉、英俊帅气的大男孩，却是天津五四运动最得力的干将。他曾作为总指挥，率领五六千名各校学子，赴直隶省署抗议北洋政府逮捕学生，被拘押半年之久。出獄后他毫不退缩，组织成立了影响力更大、更具战斗力的学运机构“觉悟社”，男女会员各10人，女会员中就有年龄最小、最活泼的15岁少女邓颖超。后来他俩结为终身伴侣。
周恩来一生为“中华崛起”不辞辛劳，鞠躬尽瘁，他的祟高风范刻在各族人民心中，被誉为“人民的好总理”。去世时，首都百万群众冒着严寒，肃立在长安街两侧，只为送他最后一程。
1848年，《共产党宣言》问世，标志着共产党的诞生。六十年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在引进和介绍西方各种思潮时，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资本论》的前言、《雇佣劳动与资本》《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一批马列主义著作，或整体或章节，被翻译成中文，出现在各地报刋和书架上。
陈望道在义乌柴房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因过于专注，竟将墨汁当糖水蘸粽子，留下了一个“真理的味道有点甜”的佳话。《共产党宣言》问世后，影响极大，到1926年已印刷十七次，累计数十万册。
这些思想的火种，最终在嘉兴南湖红船上汇聚成光。
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小楼里，13位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年轻人，围坐在一起，个个脸上洋溢着兴奋的笑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秘密召开了。到7月30日，因巡捕的突然闯入，代表们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一条游船上，在这条只能容纳十几个人的小船上，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犹如东方天际线上壮丽的日出，照亮了长夜中苦苦挣扎的中华民族，中国的历史进程掀开了新篇章。中国共产党从嘉兴南湖启航，驾驶红船，在百舸争流中劈波斩浪，在千帆竞发中勇立潮头，闯过道道激流险滩，28年后在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一个崭新的共和国从此屹立在世界东方！
五四运动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中国共产党则完成了从觉醒到救亡，从救亡到复兴的历史接力，将五四运动开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变为现实。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五四精神最忠实的继承者、弘扬者。
星转斗移，时光冉冉。五四运动狂飙般的呐喊声早已散去，但五四精神依然在历史的天空中回响，凝结成中华民族的精神之魂。赓续五四精神，承继前辈觉醒、英勇、变革、创新的豪情壮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这，或许是对五四运动最好的纪念！
作者罗光明，1973年1月入伍，在铁道兵四师19团历任战士、新闻报道员、新闻干事。1981年任《铁道兵》报社编辑、兵改工，后任《铁道工程报》《中国铁建铁道建筑报》编辑室主任、报社总编助理，至2014年退休。
槛外人 2025-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