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百日祭

                                    张兴源

        大年初一，母亲走了，平静而安祥。

        从那时起到现在，尽管已经过去三个多月时间了，而我仍然难以步出母亲走后留给我的巨大的心理空白地带；从那时起到现在，时间是一河粘稠的泥浆，不再流淌，也不再有清晰的、可供标识的界限；从那时起到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像牛犊的反刍一样，把关于母亲的往事，一桩桩，一件件，细细地咀嚼……

一

        我是抱养的。我的穷困而艰难生存着的生父母，远在安塞县镰刀湾公社刘河大队一个名叫小川子的安静村庄。

        母亲说，她二十七岁那年，她自己的独生女儿，也就是我现在的姐姐八岁的时候，她认定自己不能再生育了，便横下心从七十里开外的小川子一家靳姓庄户抱养了我。当母亲背着刚满周岁的我返回志丹县张渠公社城台老家，途经张氏家族大本营贺渠大队三石峁生产队时，我的一位年纪轻轻而不久之后却不幸作古的叔父揭开包裹着我的被单一看，即刻骇怪异常地惊叫了起来：“啊呀呀四嫂（养父行四）！你抱了这么瘦的个娃儿，能养得活吗？再说，这娃儿长得这么丑，将来我们张家过事情认大小，可不要这个丑小子哩！”

        三十多年前的这一幕，母亲曾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很认真地给我讲过好多遍了。临了儿她总要心疼地说：“好多人都说你养不活。那会儿，你可真瘦啊，瘦得能数清黄皮肤下的肋条儿叻……”

        我的丑终于被无情地得以证实。在张氏家族个个浓眉大眼、虎背熊腰的男性当中，又丑又小并且仍然瘦弱着的我，自惭形秽之余，常常觉着丑是一种不由自主的过错，是很有点对不住这个体面的大家族。但一想到当初能够“数清肋条儿”的我居然也满不错地活到了今天，并且由打一个放羊娃，一个山乡旮旯里的小学生，成长为一个略有成就的青年作家和北京鲁迅文学院的硕士研究生，便又觉着母亲在那个老百姓的日子普遍极为艰难的“大跃进”年代毅然决然地抱养了我，并且精心将我抚养成人，绝不是毫无道理的。

二

        大约在抱养了我的一两年内，母亲和她的亲弟弟，也就是我懂事以后常听母亲和村里人提起的我的舅舅（李文发），他（她）们姐弟俩仍然是大队干部。因为这个缘故，母亲还不能很快就把全副的精力一下子都投注在我的身上。这曾使我的远在安塞的生父母大为不快。以至于有一回，我的生父趁母亲不在家时，远道赶往城台这个临近公社驻地的小村庄，要从我姐姐怀中把我给“抢走”。这事吓哭了我的那时尚且年幼的姐姐。

        但不久以后，母亲就把自己从大跃进的红火战场上撤了下来，心无旁骛地隐退到我的身边。那是因为作为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舅舅在领着社员们为集体打坝时，不幸被塌方压坏。正是伤心欲绝的时候，母亲看到了抬着挽了红绸的南瓜（据说那南瓜有一百二十多斤）在“喜庆丰收”的锣鼓队。母亲想，我兄弟怎说也是个大队干部，居然还不如一颗南瓜么？

        母亲这一憋屈而又无可言告的情绪，三十多年以后，被她的儿子写进一首后来很是有名长诗，名字叫《岁月》。

三

        母亲并不是亲娘。这，在我长到六七岁的时候就已经隐约知晓了，但我仍然十分依恋母亲。记得有一回，母亲去仅隔一条杏子河的对岸外公家“做客”——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做客，母亲很少在别人家住，包括外公家。因为夜里没有回来，我便一宿不肯踏实地睡去。一大清早，我就站在自家垴畔上隔岸喊叫母亲了。母亲唤着我的乳名，叫我也去外公家。因为“做客”而兴奋异常的我刚上外公家硷畔，看到四处都是没人捡拾的牲口粪便，二话不说，提起外公家的粪筐，一阵功夫便捡拾了满满一筐，倒进了外公家粪坑。

        就在外婆给我拾掇吃饭的当口，我看到母亲一脸的不高兴。紧接着就要拉着我一起回家了。尽管外公家所有人都苦苦挽留，母亲还是倔强地擦着眼泪，坚定地拉着我，毅然离开了她自己的“娘家”。

        原来母亲是在生她自己的后母、也就是我的“外婆”的气。她说外婆给我拾掇的饭菜和给她自己亲儿女留在锅里的饭菜“有等格”。母亲为此给好多亲戚庄邻哭诉过好多回。至今我都能清晰地记得母亲擦泪时那种既难过又倔强的神情。

四

        母亲毕竟是农民。退出了大跃进的红火，也还是要上山受苦，挣工分，过日子，跟我的父亲一起，将东山的日头扛到西山。这样，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了离家半里开外的小学校，一半儿为让我念书，一半儿大约也是为让老师给看孩子。

        我长大以后，母亲给我讲过好多关于我的“念书轶事”。母亲曾经给我缝了条屁帘儿，为的是身体羼弱的我一旦摔倒，不至于冰着我的小屁股。大约是有了这条屁帘儿的缘故，我小时候每走三五步就要“摔倒”一两回。在课堂上的洋相则更稠，往往老师讲到正欢处，也是我的呼噜声打到正酣时。每当我的小学老师用一把尖利的铜哨子把我从大梦中吹醒，摸摸身下，裤裆里，板凳上，已被我尿了个“水推山西”——家乡人不熟悉“水漫金山”的典故，倒是有一句“水推到山西去吃枣”的俗话。

        当我自己的儿子也背起小书包上学的时候，每每看着奔往学校方向渐渐远去的他的背影，我便同时悬想着母亲当年远望着我朝学校走去的样子。一霎时，我这五尺男儿，竟也会神思惝恍、泪眼模糊……

        我写过一首《死的选择》的诗，写儿子，写妻子，也写了母亲。

五

        在我的家乡，母亲是精明事理而又能说会道的“场面上人”。但有时为了我，也会变得不那么十分“讲理”。不论家里门外，我要是受到哪怕最是些小的冤屈，母亲也要“痛憾怅恨久之”。

        我属狗，姐姐属兔，她长我7岁。在母亲忙不过来的时候，姐姐其实已经承担了半个母亲的重负。但我们姐弟俩却总是离不得，又见不得。每每吃饭时，总要想方设法把自己的筷子戳到对方的身上、脸上逗着玩儿。母亲即使明知是我起的事，也总要责罚姐姐。多少年以后，当姐姐也已是四个孩子的母亲时，还常常为母亲“偏心”的旧事笑出眼泪。

        母亲有自己的亲生女儿，又有那么多侄男旺女、亲戚陆人，后来在我十二三岁时，又从别人家抱养了一个比我小七岁的女儿，我的妹妹。但在她，我才是全部的世界和希望所在。可渐渐长大的我，又常常为母亲与亲戚邻里、家门友好之间一些根据不很充分的话觉着难堪和痛惜。

        ——然而，这个世界上，又有谁才是那么十全十美的呢？

六

        《三字经》里有“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的话。孟母是入了正史的人物，大约也因为孟轲是“亚圣”的缘故。我既非“亚圣”，母亲也没有那么优越的条件，可以随心所欲地把家由“近墓”迁往“市傍”，再由“市傍”而终于定居“学宫之傍”。但母亲望子成龙的心思，却绝不亚于孟母之三迁。

        我读小学大约到三年级的时候，跟班上另外两位同学都吃了算术考试的“零蛋”——三毛兄和院章弟，你俩还能记得这些陈年旧事吗？于是，我们的算术老师就模仿当时报纸上常见的刘少奇漫画像，给我们三个小学生各画了一幅“扛蛋”、“背蛋”或是“滚蛋”的肖像。母亲为此伤心地哭了，并把老师的杰作拿给当时的公社书记刘安魁先生看。其时一位操着外地口音的秃头干部拍着我的小脑袋，叫着我的乳名，正告我的母亲说：“你这娃儿赶老也成不了大器，画像这事怨不得老师，你快不要闹了！”母亲在领我回家的路上，喃喃地重复着这个秃头的话，眼睛似乎在紧盯着我，眼神却又是全然没有看见我的那种深深的迷茫……

        这件事极大地刺痛了我。赶到读初级中学时，我的数学就常常可以得到满分的好成绩，并且成了学校里为数不多的“三好学生”之一了。记得有一天，当我怯生生地捧着“三好学生”的奖状和一本写有“奖给三好学生张兴源”的《雷锋的故事》书回到家里时，母亲正在炉灶前烧火做饭。看见我手里的奖状和奖来的书，母亲接过去轻轻地摸来摸去，合上又翻开。脸上在笑，眼里却是一串串的泪珠，不断线地掉了下来……

七

        后来我上了高级中学，是在离家一百多里以外的志丹县城。

        母亲再也不能在她的翅膀下面温暖自己的儿子了，便只有远远地眺望着儿子渐渐模糊的背影。过了好长时间，我才听姐姐和村里的亲戚们说，母亲因为思念远在县城念书的儿子，病了很久。

        高中毕业以后，她的儿子领导公社文艺队搞“三赛”，教小学，教中学，开会，学习，上大学，写作……已经很少有时间跟母亲交流心思了。然而，不论走多远，谁，又能走出母亲的视线呢？

八

        陕北农民，没多少文化，更没有经受过现代科学的洗礼，因此，偶尔的迷信甚或是愚昧，恐怕任谁都是难免和相似的。

        就在我读高中的两年间，也正是全社会高扬科学旗帜、反对封建迷信（这当然是好的），死了人一律不许背棺材（不近人情啊）的极“左”年代。我的母亲不知道是听信了哪位堪舆家的说教，道是张家的祖坟若搬迁某处，则我家必出“贵人”。于是，在未征得我的仍然健在的三爷爷、三奶奶和父亲的弟弟、我的五叔父们同意的情况下，自作主张，只备了些红绸布袋儿，便极为“简易”地将张家老坟私自搬迁到了据说“风水”煞是“了得”的某处。

        此事惹恼了一向跟我的父母融洽无间的我的五叔父，以至有好长时间，他们都不再往来了。

        而母亲那悠远心思，却只有她的儿子最是深知。

九

        我在延安大学读中文专科时，母亲和妻子一同来学校看我。当我领着她们瞻仰了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各处的革命旧居，尤其是领着她们登上著名的宝塔山俯瞰了延安全城后，母亲一再感叹说：“唉！好么！你在这地方上大学，真格好么……”

        再后来，当我从陕西教育学院的大学本科毕业以后，按照国家优待知识分子的相关政策，志丹县人民政府为我解决了我父母的商品粮户口——那时叫作“农转非”的。这在当时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是颇值得“骄傲”一阵子的。母亲像对待我的任何一件喜事一样，逢人便夸。那时的商品粮还很“值钱”，非农户口者，一袋五十斤装白面八块钱，而市场价则要高达二十二块钱。再说，好些在当地做父母官的“公家人”都不曾解决本人的“吃粮”问题，因此，我的父母亲作为全张渠公社唯一一家农民而“凭”她的儿子吃上了“商品粮”者的夸说，大约很是让人妒羡的。

十

        母亲一贯刚强，从不求人，有点像《百年孤独》中的老祖母阿玛兰塔·乌苏拉老人。

        我和爱人都在县城工作以后，我们曾经多次请求父母搬到城里去住，母亲都以“城里住不惯”为由而婉拒了。后来我们在县城又置买了房产，住房已经很宽绰了，母亲还是那句话。不用说，她其实是不愿拖累于我。

        但自打前年起，母亲却好像突然间变了一个人。

        记得前年仲秋节前，母亲来城里住了一段时间。临回乡下时，母亲对妻说：“你们烙了月饼给我们捎过来些……”其实不用她说，我们自然会捎的。但母亲的这一变化，作为儿子的我最是敏感。我对妻说：“我总觉着妈好像要有什么事，妈的脸色也似乎有点怪……”果然，就在那次回乡下的第二天，她就被拖拉机给“碾”了，是在给她的孙子，也就是给我的两个儿子去打枣的路上。

        其时正是我刚刚接到北京鲁迅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不几天。躺在县城医院外科病床上的母亲，还在惦记着儿子读研的大事，一个劲地催我：“快去，你快按时去北京，我不要紧的……”

十一

        母亲终于熬过了这场大难，又是行走自如了。但这场灾难的阴影，却始终笼罩在我的心头。一种总也理不清的不祥预感时时压迫着我，使我很难拥有一种纯粹的晴朗和明净的好心情。

        去年腊月，我从北京回到陕北的第一个晚上，就不由自主地给妻说起了我记忆中母亲的许多往事。我讲到母亲为了证实她不仅能养活“数清肋条儿”的我，而且还能养得很好，于是在我三四岁时，又背着我专程去了一趟我的安塞老家。路上有几次都被群犬围攻，而母亲始终像一个男人似的神色自若、镇定应对。我讲了小时候，每到冬天天亮前，母亲总是最先起床，燃起黄蒿柴火，把家“逼”暖了，我和姐姐和父亲才在这暖烟中舒服地起床。我讲到父亲曾经是生产队的饲养员，母亲为了生产队的羊子不致丢失，每天都要跟父亲一起亲自到半里地外的羊圈，细心清点好数目这才放行。我还讲到母亲因为生产队里劳动太忙，不得不经常三更半夜去距离我家一里开外的“上庄”推磨、滚碾子。每当这个时候，母亲就领着小小的我，让我坐在磨台旁陪她说话。朦胧而西斜的月光下，小小的我禁不住睡神的诱惑，也朦胧着睡去了。这时母亲便哼起一些好听的民间“酸曲儿”，让我从睡梦中慢慢醒过来。……。讲到后来，我竟哽噎着讲不下去了。于是当即决定，处理好年节前一些紧迫事务，置办好年货，即刻回乡下探望父母。

十二

        我的每次回家，对母亲来说都不啻一个“盛大的节日”。而去年腊月，恰逢姐姐、姐夫、妹妹、妹夫、姑姑、堂弟，我的几个外甥，又有我和妻子以及我们的两个儿子，这一大家子在一起吃饭、拉话、逗笑和嬉闹，母亲更是高兴得泪眼模糊：“咱们家自古都没有这么热闹过，人也没有这么浑全过哩……”母亲边抹眼泪边这样说着。

        难道这个不曾人工经营的热闹，已经是冥冥之中为母亲安排的送行仪式了吗？

        ——我不敢去追想。

十三

        从乡下返回县城，已经是腊月二十七。虽说再有三天就是除夕了，而除夕夜就是我的生日。可我始终打不起精神来。我对妻说：“不知为什么，我总是心烦意乱。我想去哪座高山上大哭一场……”

       除夕晚天刚擦黑，我的小儿子突然说他发现在我家院墙墙头，蹲着一只“呲怪子”。看着这只暮色中兀自孤立墙头而“不动声色”的恶鸟（在陕北人的观念中，这是一种能给人带来霉运和晦气的不祥的鸟儿），我的心头不禁蒙上一层阴云。

        晚六点多，我的两位远在深圳的作家朋友朝我的邻居家打来长途电话为我祝福生日。尽管朋友的祝福是真诚和热烈的，而我依然不能走出那种如影随形且“没来由”的坏心境，接电话时前言不搭后语，一副失魂落魄、萎靡不振的模样。

        晚七点多，我刚刚端起妻儿为我庆贺生日的西凤酒，只喝了一小口，就连说“假的！假的！”，随即吐到地上。一家人因为我的魂不守舍，一个个也都怅然若失。

       晚九点多，我家灯笼中的电灯泡突然断电，院落一片昏黑。别处所有的电灯都不曾断电，并且灯笼中这支灯泡的钨丝也没有断开，重新拧上后亦明亮如初。这件事越发使我心躁不已。

        第二天，也就是农历大年初一一大早，我就得到母亲“不顶事了”的凶讯。

十四

        母亲的得病，正是除夕晚九点左右，我家灯笼断电时分。

        据一位已是多年行医的乡村医生说，母亲得的是脑血栓（我寻思怕是脑溢血），急症，不可医治。

        当我领着妻儿急匆匆赶回老家，见到躺在土炕上却已是双眼紧闭而动弹不得的母亲时，她只是不住地喘着粗气，右手不时在头部无力地抓挠着，没能跟我说上最后一句话，也没能再看我最后一眼。

十五

        乙亥年正月初一，亦即公元一九九五年元月三十一日，晚九时许，母亲停止了呼吸，在她劳作生息了一生一世的土窑洞中。

        母亲姓李，讳文兰，享年六十有四。

                    十六

        母亲，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村妇女。她一生勤劳善良、热情好客而又心直口快，无所遮掩。

        我家在张渠公社政府所在地左近，不论庄邻院识，亲戚本家，还是一般相识，到我家吃、住、借、用，都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了，完全不值得“大书而特书”。尤其是四十里开外而各处东、西的贺渠张家和小张渠张家，无论是在外工作者、当兵者、上学者、行医卖艺者、做小生意者，还是在家务农而赶到公社驻地交公粮、卖山货、置办农资衣物和小商品者，几十年来，我家就是各位叔祖父老姑姊兄弟们的免费旅店。八十年代后期，当我把父母的商品粮户口解决之后，我家居然不时为“吃饭”而发生“饥荒”。尽管这样，但却因了她的口无遮拦而直言无忌，常常是饭给管了，“免费旅店”给住了，却仍然“出力”而不得“讨好”。

        十七

        然而，依我之悬猜，母亲为整个家族所做的无私奉献，一定不是为了旁人的几多夸赞和几许怀想。

        有她的儿子和她所有的后人们对她的深情怀念和无尽追思，相信一生都无求于人的她，应该已经是知足了……

1995年5月19日—20日写于北京鲁迅文学院314室

        注：本文选自张兴源散文随笔选集《杏雨村随笔》（1995年10月作家出版社）一书。本文和本书以及《走在冬天的雪地里》（张兴源诗选）、《从博士到农夫》（张兴源通讯特写选）等，曾被延安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著名学者和教授马泽先生推荐给延大中文系大学生，作为他们阅读写作课的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