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母亲与妻子牛金元
农历十月初一祭祀之日，王河故土老坟墓上的黄连树，在凛冽的寒风中傲然挺立，树干上斑驳的树轮似乎在讲述我的母亲和妻子的人生沧桑故事。风烛残年的我伫立在她们坟前，六十年前母亲的临终叮嘱和六十年后老伴临终的托付，在时光里交织成河，令我老泪纵横，悲痛万分。
苦难里的根：母亲的岁月长歌
我母亲王桂三，于1910年出生于泌阳县农户小家，因家境贫寒，高不成低不就，28岁还迟迟未嫁，成为村里少有的老姑娘。我父亲牛公保，也因为家庭败落，对名门闺秀高攀不上，后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无奈迎娶了小他8岁的王氏老姑娘为妻。父母结婚后，母亲从娘家带来的绣花针变成了逃荒吃放的打狗棍。
父亲深受革命影响，婚前就秘密加入鄂豫边省委，秘密担任交通员。1945年初春，他在驻马店跑交通时感染上了死亡率极高的天花病，因无钱医治，躺在病床，命悬一线，临终前对我母亲说:日本鬼子快投降了，中国早晚就是共产党的天下，咱家仅有的8亩薄田无人耕种，入不抵出，你赶紧把地卖掉换点钱，供咱三个儿子好好读书吧！”
父亲去世后，受儒教思想影响的母亲，终身不嫁，望子
成龙，不忍心卖掉8亩薄田，靠纺花织布度日糊口。青黄不接时，就外出讨饭，成为全村最穷的人家。
因为没钱种“牛痘”，一家人都染上了天花病。母亲病倒在床，我大哥被大姑家抱走，我被小姨家抱走。我们两人因为亲戚护理得比较好，没有落上后遗症。大我两岁的二哥金相没人照看，带病的母亲就用绳子把他捆到床腿上，那时候二哥尚不懂事，急得用手乱抓，把满脸的“天花痘”都抓破了，落个满脸麻斑，一生坎坷，节衣缩食，成年后连个对象也找不到，他活到82岁那年寿终。金玉大哥从小疾病缠身，半身不遂，无钱医治，成为残疾人，没有成家，刚步入中年，也早早西去了。
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母亲用椿树胶熬灯油，让我们弟兄三人在豆大的火光里背《三字经》，纺车每转一圈，棉线就在她掌心勒出一道红痕。有次我偷瞄她的手，层层老茧间嵌着未拔的棉刺，我心疼得掉下眼泪，母亲毫不在意，用她粗糙的手摸着我，安慰道：“小三最聪明，长大后一定不会当牛把打牛腿！”
记得有年寒冬腊月，我穿着母亲新做的布鞋和她一起外出讨饭，我把布鞋揣在怀里舍不得穿，却光着脚踩进雪窝里。有一次，富人家的黄狗扑上来时，我身小力薄，猝不及防，恶狗将我的大腿根咬出一道血口子，鲜血直流。母亲忍住眼泪，给我包扎伤口，微笑着哄我：“狗怕恶人，等你念书将来有出息了，狗看见你都得摇尾巴！”后来，我一直没看到人间恶狗，给我点头哈腰摇尾巴。但恶狗咬伤后留下的伤疤我至今仍感到隐隐作疼。
当时，在全村缺吃少穿的穷人中，我家为全村“穷人之最”。一家老少四人睡在一张破床上，一双破棉被能盖上好几年，破了缝，缝了破，盖上破被能望天。在夏天还好受些，没有被子睡地上，没有衣服光身子。但是一到冬天，可真是“没办法”，晚上，一家四口人依偎床上，借身躯散发的热力相互取暖过冬。逢年过节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好日子，特别是在春节那天，孩子们都是欢天喜地，身着新衣裳，燃放鞭炮，成群结队，热闹非凡。唯独我家过春节时，破衣依旧，粗食淡饭，连大年初一唯一的一顿“年饺”也享用不起。我那时年幼，有时比较听话，有时也惹母亲生气。有一年春节，母亲害怕我过年时瞎胡闹，特意去官庄街上给我买了一个两千元旧币（相当于现今人民币二角）的白面圆蒸馍，并一再叮嘱我除夕晚上不要吃，要等到大年初一早上再食用。可我一望见雪白的大蒸馍，急得嘴里直流口水，根本不会等到第二天，就在全家人除夕夜聚在一起“熬年”时，我趁大家不注意，藏到被窝里，一口气把白蒸馍吃个一干二净。等到初一早上母亲喊我起床时，仍让我穿着补丁撂布丁的破棉袄，我就故意去找“岔”与母亲胡闹，又去土灶前掀开锅拍一看，水锅里煮的根本不是我想像中的大肉馅、白面片的“年饺”，而是用黄豆面擀制的饺子皮，用嘴一尝，既硬又粗，里面更没有大肉，全是胡萝卜掺粉条的素馅。一怒之下，我用勺子把锅里的所有饺子搅了个稀巴烂。因为是过年，这次母亲没有动手打我，气的坐在一旁直掉眼泪。两个哥哥见母亲伤心落泪，他俩也跟着哭了起来……
在泌阳县国共两党三年拉锯战中，因为母亲受到父亲的革命影响，思想进步，相应党和政府号召，积极投入妇女运动，带头为解放军赶制军鞋、军袜，被誉为“支前模范”。
岁月匆匆，光阴如梭，屈指一算，慈母离开我们弟兄三人整整60年了。平凡、吃苦、勤劳、多灾多难的母亲，拼搏操劳一生，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财富和家产，但她留下的刚强和志气，则成为我家的传世之宝，为她的儿孙后代提供了无穷无尽的精神食粮。
相濡以沫：与贤妻共度的六十个春秋
在我五斗长柜里珍藏着一个小木箱，里面整整齐齐摆放着老伴儿的陪嫁：掉瓷的花边脸盆、一块圆镜、半块用剩的小香皂、送给夫君的钢笔，还有那对补丁摞补丁的枕巾和枕套。香皂早没了香味，却把1963年元旦结婚记忆熏得透亮。
我们结婚时，穷得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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