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文学界，学科化与市场化对文学批评的双重挤压已成为一个无法忽视的现实问题。批评的使命何在？文学的本质追问是否还能得到回应？随着文学研究日益知识化、专业化、学科化，文学批评也更多地成为一种知识演绎的工具，而少了与生命和心灵的对话。如何在当下复杂的文学生态中，仍然发挥文学批评应有的光彩和力量？谢有顺《文学的深意》（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11月版）一书是特别值得重视的个案。
好的文学批评，不仅是学术风采的展示，还应该是一座连接生命、心灵与文本之间的桥梁。谢有顺在《文学的深意》中强调，文学作品不仅是形象与思想的载体，更是“生活与价值的双重想象”，是作家与批评家之间带着情感温度的交流。该书分“文学的召唤”“个体的凝视”“小说的目光”“批评的伦理”4个部分，对小说、诗歌、散文等多种文体，对莫言、韩少功、贾平凹、阿来、于坚、李洱、东西、张者、徐则臣等作家，对孙绍振、陈思和、陈晓明、李静等学术名家都有精彩的论述。从文学文本分析到对评论本身的评论，谢有顺展示出了自己对中国当代文学现场的观察与分析能力，并在书中伸张了自己的批评理想：只有将“人”安放在文本中，写作才能不虚假、不矫饰，“诚与善里面，才有真学问、才有真文学。”
这是一部为批评“立心”之作。所谓“立心”，即是在批评中找到某种“魂魄”——这是批评能否持久、能否具有穿透力的关键。谢有顺认为，好的批评文章，不仅要触及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核，更应通过独特的语言和文体展现出批评家的情感温度和学术深度。以一种生命的学问，来理解一种生命的存在，这才是好的批评路径：它不反对知识，但不愿被知识所劫持；它不拒绝理性分析，但更看重理解力和想象力，同时秉承“一种穿透性的同情”，倾全灵魂以赴之，目的是经由作者的经验，理解作品中的人生，进而完成批评的使命。从谢有顺对孙绍振、陈思和等人的论述中也能看到，“立心”不仅是文学的内在追问，更是一种人格修炼和价值选择。
为文学批评“立心”，不仅源自谢有顺对文学本身的热爱，更源于他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关注。在论及莫言《檀香刑》之后的写作变化，谢有顺没有流于分析叙事结构等表面现象，而是深入文本世界后指出：“感觉象征化后所创造的世界，才是属于莫言独有的世界，就像卡夫卡、福克纳、马尔克斯，都在自己的象征世界里写作。”（《感觉的象征世界——〈檀香刑〉之后的莫言小说》。他讨论徐则臣等作家的形象建构，“徐则臣让自己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响亮、重要的秘诀，正是他懂得在写作中如何平衡‘我’的感受、扩展‘我’的体验。概括起来说，徐则臣用以平衡和扩大‘我’的感受、体验的三种方式是：写同时代人，‘到世界去’，艺术自律”（《对自我与世界的双重确证——论徐则臣的写作观》）。他警觉文学的轻浅化和欲望化，“文学并不反对轻松和幽默，但任何的写作，都要警惕一种语言打滑的状态，即便是那些以讽刺、诙谐见长的作家、艺术家，最终被人记住的，也肯定是他那颗庄重之心。生活或许正在越来越轻浅化、世俗化、欲望化，随着科技的发展，甚至还将越来越技术化、空心化，但值得文学记录的永远是‘沉重的时刻’，即便身处灵光消逝的年代，文学也不会停止寻找永恒的光芒”（《灵光消逝年代的文学讲述——论张者小说》）。这些论述，饱含谢有顺对文学“活泼泼的生命意识和精神意志”的明确呼唤，这不仅使他的批评有艺术的气质和思想的光芒，还能借着他批评中的锐利眼光，看清纷繁的文学现象后面的真相，并洞察作家创作观念的变迁。
这样的批评，也是一种生命的学问。它不同于冷冰冰的学院派文章，而总是在文字里充满着对作家、作品的体恤和关怀。谢有顺说，“人也许不认识人，但灵魂认识灵魂”，这种以生命的文学来理解生命存在的方式，使得文学批评不仅是“术”，更是一种“道”，其目的是要在批评的背后站立起一个人，进而重构人的文学的精神维度。“写作变革的大方向应该是道德勇气的确立和理想信念的重铸，写作的最终成果是创造人格、更新生命。有必要重申，人格仍然是最重要的写作力量。”（《人格仍然是最重要的写作力量》）而在《孙绍振的思想核仁》《成为一个创造者——我所理解的陈思和》等文中，谢有顺对“文学性”与“学术性”的关系有崭新的思考，他认为文学研究的学术性必须以审美为根基，必须具有心灵关怀与思想批判的维度，而非单纯地停留在知识谱系的梳理上。他对几代批评家的艺术视野和灵魂世界的关注，体现出的也正是他个人在批评事业中的价值坚守。他说：“在大家的潜意识里，还是有一个‘文德’的尺度，就是人的尺度。人有人格，文有文格，无‘格’，说得越多、写得越多，就越让人厌倦。”这样的言辞清晰、入骨，在过往的文学批评文章中并不多见。
这种充满价值想象力的观念，与谢有顺在具体文章中对文本和作家的解读是相呼应的。在《小说的目光》这一辑，他在对《应物兄》《惊蛰》《回响》等长篇小说的批评中，探讨小说形式、结构与思想的统一，并强调文学抵达时代的方式对讨论当下社会精神议题的启发。这种批评方式，不仅强调文学的生命性，也突出了文学批评作为思想桥梁的作用。
确实，文学不仅仅是一个语言文本，它也像是一个精神隐语，人性、生命、心灵的细节都隐身其中，而如何通过艺术来实现二者之间的综合和平衡，这也是谢有顺所强调的写作之道。谢有顺说阿来是有超越性精神的作家，“这种独特的、中国式的超越性精神，不仅让阿来重新理解了宗教，也让他站在人的角度，重新理解了人——理解了一群既生活在现实中又能够从现实中超拔出来的人”（《阿来的写作及其超越性跋涉》）。他说“现代写作不在于创造了多少故事，而在于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独特的‘我’，这些具有内在深度的、不可替代的‘我’，是现代主体的核心”（《对自我与世界的双重确证——论徐则臣的写作观》）。他也通过作品细读，看到艾伟写作中潜藏的雄心，“《镜中》所写的大量关于建筑的构思、想象与喻指，也是这种精神省悟的引申。光影，潮汐，风向，所有的细节都在影响建筑的设计风格，而那些伟大的建筑，不仅在模仿世界的美，更是在呈现令人震惊的宇宙意志”（《受难者的精神启悟——读〈镜中〉》）。谢有顺的批评，总是能进入作品的精神内部，让作家、批评家与读者共享同一个生命世界，进而实现三者之间的有效对话。
此外，谢有顺还在《文学的深意》一书中提出“文体也是作家思想的呈现”，探讨“文学写作中的南与北”，坦言“肯定中国当代文学也需勇气”，这些都展现了他的批评视野的广阔，以及他对当下文学趋势独特而清醒的判断，他说“批评家应该是一个在场者，一个有心灵体温的人，一个深邃理解了作家和作品的对话者，一个有价值信念的人”（《如何批评，怎样说话？》）。尤其是谢有顺对当前文学批评疲软无力的现状所作的反思，对“相信文学的价值”这一信念的重申，使批评从幽闭的书斋走向了更广大的世界。他对人性的洞见与真诚，对真正的批评精神的召唤，都显露出了一个批评家的专业和情怀，这种专业、温度与情怀，不仅没有削弱文学批评的学术深度，反而使之具有了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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