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福建泉州一位朋友给我寄来了一箱红薯。溏心的，非常好吃。
这千里迢迢来自福建的溏心红薯，外表内里，似乎跟北方的红薯也无多大差别，但是，熟了后，差别就非常明显。北方红薯，无论蒸煮烤，熟了后都是烂塌兮兮，虽然香甜，没筋道，太过软烂。但这福建寄来的红薯，香甜自然，却没有北方红薯的软烂，也没有江南白薯的干涩，居于两者中间，属于红薯里的上品。
福建的红薯好吃，不奇怪。毕竟，福建才是中国红薯的祖庭所在，其余各地红薯，无论江南还是燕北，都是由福建红薯开枝散叶而来的。
红薯，一年生草本植物，地下部分的茎块，或成圆形、椭圆形、纺锤形等。红薯是一种高产且适应性强的农作物，在中国普遍栽种。红薯可作粮食，其茎叶也可食用，也可做饲料。红薯还可以加工成多种产品，比如我们通常吃的薯粉、红薯干、烧酒——地瓜烧等。
在中国，各地对红薯的称呼各不相同，最常用的是“红薯”。我武进老家，通常称之为“山芋”。
小时候，家里有限的自留地，大部分都种了山芋，亦即白薯（如今皆是溏心红薯品种）。不仅是我家，家家户户都是如此。我后来才明白，山芋产量高啊。稻麦主粮永远不够吃的年代，自留地上产出的山芋，可以填补主粮之不足，救济青黄不接的岁月。
栽种山芋是要用头年留种的山芋育苗。在竹园里挖个地洞，把留种的山芋放进去，上面盖上稻草过冬保温。半大不小的少年常会偷山芋，冬天的山芋更甜，有些类似今天我们冰镇过后的水果。我的第一部《江南旧闻录》出版后，故乡一位退休的中学老师，特意找到我，跟我聊江南旧闻，其中聊到偷山芋，他说1960年前后，他在我的母校前黄中学读高中，晚上饿呀，和同学去偷留种的山芋，被发现，差点被开除，最后让家长负担更重，赔钱。
我家的山芋苗都是到附近的前黄镇上买的。卖山芋苗的都把苗放在苗篮里，边上放点水，随时给苗喷水。买回来的山芋苗是不带根的，放在厨房水缸边，荫凉潮湿，山芋苗就不会死。
种山芋需要培土做垄，山芋苗栽在垄上，垄沟走水，故乡雨水多。栽种时通常在傍晚，弯头镰刀一翻土，插入一根山芋苗，一拨拉土盖上小坑，算培土。山芋苗要栽得不深不浅，一边栽种一边浇水，浇水时还得小心点，不能把山芋苗冲出来。选择傍晚栽，是因为天已热起来，傍晚天荫凉下去，浇水容易成活，若是早上，浇了水会被太阳晒得蒸腾闷热死。
山芋苗的生命力极其旺盛，几天水一浇（都在傍晚），栽种时看起来蔫了的山芋苗，挺拔且色泽亮丽起来了，这就是活了，活了就不用补种。然后浇水的次数越来越少，最后完全看老天，人不用再操心，省力。
小时候，每到夏天，山芋藤疯长缠绕在一起，原来栽山芋苗时松碎的土块，经过酷暑已经比较硬了，山芋才刚刚有细长条形长出来，小孩们都惦记上了，每天去看红薯地是否开裂了。垄上面板结的土裂口子了，小孩们通常会认为红薯长出来了，于是去偷挖，即使手指那么粗，也挖出来擦擦，直接生吃，从夏天一直偷到秋天，从手指那么粗到最终收获，家家的山芋地都被祸害过。
我写的《偷山芋》，就是回忆儿时的无良行为及其乐趣。1985年，我考大学前填报志愿，填个人资料，老师再三强调，偷山芋之类就不要写进去了。我中学一位老学长，20世纪60年代报考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差点落榜，政审第一遍没过，就是因为写了自己小时候偷过人家山芋，军校认为这样的人怎么能报考哈军工呢？弄得学校费尽口舌，出面解释，在故乡，偷山芋之类都算小孩子们小时候的小打小闹玩乐，不是真正的偷。老师们就这样提醒我们谨防前车之鉴。
IDG中国合伙人熊晓鸽是湖南人，早年读到我的《偷山芋》后，他特意打电话给我，说他小时候也干过这事。要说，在中国乡村，但凡种红薯的地方，这个年龄段的人，少年时代谁没干过？熊晓鸽是名人，他转发后有很多点赞，他得意地跟我说：学东，我转发的影响力还可以吧？语气活脱脱像少年时偷到山芋的顽童。
秋天坌山芋时，小孩们欢欣鼓舞，每一个人都很积极。一般坌山芋是用铁耙，不能用锄头。铁耙齿稀，坌坏的山芋要少许多，当然，总是会有山芋坌坏，坌破的山芋，白乎乎的肉瓤，沾了泥，小孩们会捡了去边上的河沟里洗干净生吃。大人坌山芋，小孩捡山芋，通常那些没成形的手指粗的也要，回去要么洗了锅上蒸着吃，要么喂猪。
山芋一收下来，小孩们偷山芋坌山芋时的兴高采烈，很快会被天天吃山芋打击掉——那个时候，山芋就是事实上的主粮，每天早上干煮一锅，或者粥里放山芋，当早饭，中饭锅上要蒸，晚饭粥里要放。山芋好吃，你架不住早饭吃，中饭吃，晚饭还吃，顿顿吃，山珍海味也受不了，何况还是粗粮，而且是很噎人的粗粮——老家旧时的山芋品种属于白薯，淀粉多，煮熟了内里多白色，或淡黄色，吃起来干涩（蛋黄色品种的略好），所以配粥最好。白薯的糖度和软烂度远不如红薯，小时候要是意外遇上一个溏心山芋（黄心或红心山芋，小时候故乡极少），小孩们很可能为争抢打破脑袋。
山芋还可生切片晒干，或者煮熟的山芋切片晒干，留到冬天吃，或生吃，或做咸粥时用。不过，我尽管是咸粥的热爱者，却一直不喜欢冬天熬咸粥时里边放山芋干。冬日晒太阳时，在脚炉里煨山芋干，倒也是我们喜欢干的。切片晒干的山芋干，无论是生晒成白色的，或者熟晒成淡黄色的，甜度都远逊于北京的红薯干。我20世纪80年代到北京上大学的时候，北京的副食商店里有散装的红薯干卖，真正的红薯干，红色的，是我老家的山芋完全不能比的甜。
2021年在福建，福建的朋友张本钰教授告诉我，福建连城的红薯干最好，在清乾隆年间，连城地瓜干即已取名为“金薯片”，成为宫廷贡品。20世纪80年代，福建原省委书记项南到连城调研时，提出了要把传统产品地瓜干做成休闲食品，要让连城地瓜干走出连城，走向全国的要求。
台湾作家林清玄写过一篇小文章，《红心番薯》，谈到哪儿山芋好的争议：“老人是离乱中幸存的老兵，家乡在山东偏远的小县。有一回我们为了番薯问题争辩起来，老人坚称台湾的红心番薯如何也比不上他家乡的红瓤番薯，他的理由是：‘台湾多雨水，番薯哪有俺家乡的甜？俺家乡的番薯真是甜得像蜜！’老人说话的神情好像当时他已回到家乡，站在番薯田里。看着他的神情，使我想起父亲和他的南洋，他在烽火中的梦，我真正知道，番薯虽然卑微，它却联结着乡愁的土地，永远在乡思的天地里吐露新芽。”
我是个故乡沙文主义者，哪儿的物产都比不上故乡的，独有山芋，尽管它让我们度过了艰难岁月，我还是坦白承认，相比其他地方，故乡的山芋味道实在不咋样。
到了冬天，还有一种山芋的做法，很受孩童欢迎，就是在灶窠膛里煨山芋——做晚饭或早饭时，扔几个山芋进去，一顿饭做好，山芋也煨熟了。冬天晚上或早上，小孩子拿着煨熟的山芋，怕烫也要来回倒手拿着在村里转悠，就是为了吃之前显摆一下。没有的孩子会带着艳羡的眼光甚至流着口水看着玩伴馋自己。我馋过别人，也被人馋过，这是艰难岁月少年的游戏和心理。吃煨山芋的时候常常弄得满嘴乌黑，一来山芋是从灰堆里扒拉出来的；二来煨山芋常常火候掌握不好，有些部分会比较焦。这种煨山芋的味道，非常接近于北方的烤红薯，但城里人的烤红薯，是不会弄得人满嘴乌黑的。
我北上求学时，北京秋冬时满大街飘香的烤红薯——汪曾祺说这是“北京吃儿的代表作”之一，都是我小时候罕见的溏心山芋啊。但是，尽管闻着香吃着软甜，我偶尔会买一个烤红薯，毕竟还带着童趣——味道和我小时候在灶窠膛里煨山芋有相似之处，更甜，也干净。
我读大学时，冬日恋人出门，男青年路边买个烤熟的红薯，会让姑娘感动的，暖手，暖胃，更暖心，可惜我没有在大学时代谈过恋爱，没有这样的经历，但没少见过，小说影视作品中也常见。
我进城后对红薯一直没有过真正的兴趣。在北京四十年，从满城飘香随处可见的烤红薯摊时代，到整洁街道再也闻不到一丝红薯香味，我吃红薯都很少。太太一直惊讶于我对红薯的态度。无它，小时候吃山芋吃伤了。当然，可能还有我刚到北京时囊中羞涩，舍不得花钱在满足额外的口腹之欲上。有人批评说，我这属于“忘本”。不过，这样的“忘本”，我想还是越多越好，说明社会在进步繁荣。我后来读从连城山区出去的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先生口述自传《朴》，他对红薯的感情，跟我一模一样，既爱也厌，因为小时候吃怕了。
红薯的做法，南北方既有相似的也有不同的。比如蒸煮，或者熬粥，南北都有。烤红薯，北方秋冬居多，现在人员流动，如今常州城里也有了。不过南方乡下过去用灶台时主要是在灶窠膛里煨，与北方的炉子烤异曲同工。现在江南乡下许多地方的灶台也拆了，煨红薯不再，成了一种遥远记忆。
中国的文人写吃食，多写到过红薯。湖南的谢冰莹客居台湾时，写了篇《故乡的烤红薯》，对冬日雪天与兄长们围炉烤红薯的场景念念不忘——我小时候没炉子，只能围在灶窠膛边。
我很奇怪，北京明明是红薯，但文人食家写北京的烤红薯，多喜欢写成“烤白薯”。汪曾祺在写老舍之死的《八月骄阳》里，写到过以烤白薯为业的人——“张百顺年轻时拉过洋车，后来卖了多年烤白薯。德胜门豁口内外没有吃过张百顺的烤白薯的人不多”。
在《贴秋膘》中，汪曾祺更将“烤肉烤鸭烤白薯”并列为北京吃食的代表作，烤红薯简直就像登了凌烟阁。
生于上海、最早翻译《鲁滨孙漂流记》的著名翻译家徐霞村，写《北平巷头的小吃》，认为北平的烤白薯“肥、透，甜”，没有地方的烤白薯水平赶得上北平的——我虽然没赶上北平时代的烤白薯，但我在北京满大街烤红薯飘香的年代生活过，虽然吃得很少，对徐先生的判断，心有戚戚。
不知道徐先生汪先生那时，北平的红薯是否就是南方的白薯，或者，也因着他们不是北方人用南方人的习惯叫法写的？我辈生亦晚，已无从请教了。
我写过一篇《烤红薯，消失的北京冬日味道》，写炉子烤红薯摊被取缔后，北京消失的，不仅是香飘大街的烤红薯味，还有冬日的味道。
我是到了北方后，才知道还有道菜叫拔丝地瓜。我至今不爱。很奇怪，北方这个地方竟然做这么甜的菜。作为爱吃甜食的南方人，我不喜欢，因为吃起来麻烦。
江南还爱吃清炒山芋梗，即红薯茎藤，夏天摘叶撕皮掐段清炒，是夏日名菜，皮叶喂兔羊猪。在广州，有道菜叫清炒番薯藤，是连叶带皮，似乎湖南人也是这样吃法。看起来还是我江南撕皮摘叶的吃法讲究。直到今天，我都特别爱吃清炒山芋梗，清爽甘美。夏日到北京常州宾馆喝酒，总会问一句，有没有清炒山芋梗？可见热爱之深。
山芋梗除了当菜和喂猪外，还可以当哄孩子尤其是女孩子的玩物——把山芋梗的皮撕掉大半，只留一道，然后将山芋梗折节，就成了项链状，挂在小孩的脖子上手上，甚至耳朵上。说来也怪，哭闹的小孩，耳朵上挂上山芋梗项链，常破涕为笑了，也许是山芋梗的温凉平静了孩子。那个时候，我们还会比试谁的山芋梗项链长，通常是将几根山芋梗折节缠在一起。
当然，山芋真的浑身都是宝，几无废物。除了前面提到的诸多功用，薯藤嫩时可做菜，老了可以切碎扔水缸里浸泡或煮烂当猪食，枯老之后可以垫羊圈猪圈。
山芋洗净打碎后做的粉丝（俗称“蒸薯粉”“刨薯粉”），更受人喜欢。我小时候家里也做薯粉。当然，后来社会开放，商业发达了起来，故乡也有了粉丝卖，不仅有本地的，更多是北方过来的。倒是本地的薯粉，越来越少了。我小时候的冬天，特别渴望在午后煮一碗薯粉汤，加粒肉圆子（若没有加猪油也可）或鸡蛋，倒些酱油，然后撒上一把切碎的青蒜，这是人间美味，神仙也要流口水的啊。
小时候晒太阳，薯粉也可以插在脚炉里边，一会儿灰褐色的薯粉就膨胀变白了，拉出来吹一下，就可以吃了。这是一种土制爆薯粉花。
2021年初夏到福建游玩，一路之上都会有薯粉做的菜，陪同我们的张本钰教授说，福建人喜欢吃薯粉，因为红薯最早就是福建人引进、最早在福建种的啊。
“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我小时候看豫剧电影《七品芝麻官》，对这句话印象深刻。当然，不只是我印象深刻，大多数我这个年纪的普通中国人多会记得。
不过，电影里七品芝麻官唐成勇斗严嵩之妹诰命夫人为民作主，虽然大快人心，但所编故事以明嘉靖朝为背景，落在嘉靖权臣严嵩身上，那时，中国还没有红薯。不过，也说明红薯之平常而深入人心。
红薯并非中国原产。红薯属于外来物种，来自遥远的美洲，是大航海时代的一种独特的馈赠。1493年，首航南美归来的哥伦布，将原产美洲的甘薯带回了西班牙。哥伦布并没有意识到，他从南美带回西班牙的这种甘薯，后来会在他最想去却错过了的遥远的中国带来何种影响。
西班牙殖民者后来将甘薯引入了吕宋（菲律宾）等地栽种。中国的甘薯即是自吕宋引入，其引入中国的故事颇具传奇色彩。
吕宋其时为东西贸易之中转。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普遍认为甘薯引入中国的时间在明万历二十一年，也即1593年，此时，距离哥伦布从美洲将甘薯带回西班牙正好过了一百年。
将甘薯引入中国的，是1593年到吕宋做生意的福建长乐人陈振龙。陈氏见吕宋产出的甘薯，“大如拳，皮色朱红，心脆多汁，生熟皆可食，产量又高，广种耐瘠”，跟国内的作物味道完全不同，遂起意欲将其带回故乡种植。但吕宋殖民当局禁止甘薯出境，陈氏想方设法，将薯藤编入小篮，瞒过关卡检查，偷偷将薯藤带回了福建栽种。
种过山芋育过山芋苗的人都知道，山芋藤喜湿阴，剪成枝段后不易死。聪明如陈振龙，将甘薯藤与其他东西一起编成篮子，夹带躲过吕宋殖民当局的检查，漂洋过海，带回福建，虽然时间颇久，薯藤已萎却未死。清人陈世元在所著《金薯传习录》中，这样描述其祖上违反殖民当局禁令，冒险从吕宋偷运甘薯藤回国栽种成活的过程。
也正因为陈振龙偷偷地将甘薯引入中国，改变了中国。
救荒是甘薯最早的大功德，也是甘薯得以在中国广泛栽种的最重要推手。甘薯在福建落地生根后，迅速呈现出顽强的生命力来。后来徐光启从福建将番薯引种到了江南，很快扩展到全国诸多地方，荒年时“乡民活于薯者十之七八”，其功德泽被至今。我小时候全家皆受其惠。
大航海时代，没有参与盛会的中国，却依然是那个时代一个庞大的受惠者。而这巨大的恩惠，其中一个小小的起点也是新的历史的开始，就是陈振龙去吕宋做生意偷运回来的那几株甘薯藤。
商人改变中国，从甘薯这个视角而言，此言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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