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来的深思和反思（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
全 兴
2025年5月9日中午，我在与工友们同呼吸共命运的间隙，放弃了午饭和午休，得以参观了位于山西太原的晋商博物馆（原督军府旧址）。
虽乘兴而去，游览半途而废，留下几分无奈和遗憾，但还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这位晋商博物院（山西督军府旧址）一个集文物古建、园林景观、展览展示于一体的人文历史性质的博物馆。
游览前，一看介绍，便被震憾住了。据史料记载，此处原为晋文公重耳庙，北宋初年为潘美帅府，后为州治、府治；金朝为河东路治；元代为行中书省治；明清为山西巡抚衙门；辛亥革命后，为山西督军府、山西省政府、太原绥靖公署等；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后为太原军管会驻地，同年九月山西省委、省人民政府成立后，成为省委、省人民政府办公地。1989年冬省委迁出，2017年9月省人民政府迁出，原址建设晋商博物院。2020年12月28日晋商博物院正式对外开放。
我曾经参观过内乡县衙、南阳府衙、和北京故宫，如果把这个建筑群参观完，有机会再参观河北保定的直隶总督署（省级），此那就无憾了。
“雄霸商界五百年”，这座晋商博物馆从晋商崛起发展的深厚基础、称雄海内的辉煌历史、汇通天下的商业奇迹、万里茶道的艰难玉成、经世济民的家国情怀等五个方面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明清晋商的历史画卷，力争体现历史的纵深感、文化的厚重感、文物的价值感、史料的真实感、展示的创新感。
可惜，由于时间的原因，这块我倒没有机会看到。面对迷宫一样的各个展室，我有种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在所看到的山西发展史和山西人民抗日史两大部分内容中，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还是山西人民抗日史。
2023年，我曾经到山西的武乡县和陕西的延安市和延安的志丹县参观，整个抗日史中的这些片段与晋商博物馆中各展览的史料一起勾勒出了我脑海中的独特而有意义的山西人民抗日史。无奈离开博物馆时，无尽的深思和反思涌上心头。
是的，抗日烽烟已经消散80年了，当留给一代代人的伤痛和深思、反思却代代不已。
上一次的百年变局，自秦到清的二千年封建帝制风雨飘摇，虽有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也难挽狂澜，那些没有与时俱进的维新派，逐渐蜕变成了保皇派，成为革命的对象，被丢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里。变法图强魂飞梦断。
虽然时不时泛起的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伪满州国等一出出可笑可耻闹剧，也被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碾得粉碎。反帝任务完成了，但反封建反殖民任务则是任重道远。
武昌起义的枪响，开辟了中国共和革命的艰难历程，可被满清遗老们窃国转行而半途而废，孙先生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无奈地发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的呼唤，随后革命党人前赴后继，担了起历史重任，再后来就是一批批共产党人，挺身而出，浴血奋战，取代中华民国，成立中华人民和国，经过抗美援朝、对印自卫还击战、珍宝岛战役的战火洗涤，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回首这次百年变局的历史进程，在激烈壮烈惨烈中，一个个气壮山河的壮举，惊天动地，一幕幕气势磅礴的画卷，可歌可泣；一次次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气概，让人血脉喷张，同时也伴随着侵略者犯下的一桩桩惨绝人寰的滔天罪行，令人发指，罄竹难书。
最让世世代代难以忘记的就是那场历时14年之久的抗日战争。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抗战中，中国军民以伤亡3500万以上（其中军队死亡380万）歼灭日军150余万，伪军118万，取得惨胜。
在上次百年变局中，中国封建帝制从船坚利炮中被迫走出自我，开始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并赶上了两次世界大战。
庆幸的是我们都是战胜国，不幸的是，两次战胜国身份，不是付出不可估量的代价惨胜，就是被不断出卖，一次又一次地成为大冤头。
相比于败了又败的德国、胜了又败的日本，胜了又胜的美国、英国，败了又胜的法国。中国幸运的是在胜了却败的同时催生了五四运动，诞生了共产党，同时又赶上了横空出世的苏联。搭上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便车，走出了一条中国独特的图强之路。
常言道，世上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因利而聚，也因利而分道扬镳。
在这两次百年剧变中，中国与美苏（俄）英法日德等大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有时亲密无间，有时反目成仇。在这些关系中，中日关系更上是爱恨交加，情仇交织，千年的邻居，在两次百年变局却成了分外眼红的仇人，一言难尽。
在人人皆知，年年纪念，岁岁难忘的纪念中，笔者需要深思的却是，自1840年至今的两个百年变局中，从最早的崇日，倚日到抗日、胜日再至今天的仇日媚日都有着难以言状的历史逻辑。
在我梳理的这些史料中，那些不便示人的史料，颠覆了我的三观，惊掉了我的下巴。
在中日各自发展进程中，日本因向西方学习，特别是维新而变强，先中国一步，成功创造了一个不改变体制下的君主立宪。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较量中被验证，给人以启示，可以这样维新图强。反观因战败而被打醒的满清，有模有样地对日本的模式进行粘贴复制，开启了自己的维新变法。
在当时，日本成了满清变法维新保皇改良的偶像。崇日学日成为了当时的流行色。
从最早保皇的维新派，无论是变法前的崇日，还是变法失败后的逃日；到后来的反清的革命派，无论是早期的孙先生、黄兴等创党先驱，当然连文学大伽，最有文人风骨的鲁迅都在奔赴日弃医从文，还是随后赴日留学的诸如蒋介石、阎锡山等一众军人；在后面的抗日战争中，我们看到了伪满州国的溥仪、曲线救国的汪精卫，华北五省自治的闹剧等等，更有有奶便是娘的吴化文，不抵抗的张学良、韩复榘等面对日军不是投降就是逃跑，可面对自己百姓却是烧杀抢夺、无恶不作，比日本更狠。回顾这段历史，其历史逻辑一脉相承。
上一个百年变局。因战争赔偿而签订的一个个条约，成了满清苟延残喘的卖国之举，因战败而割地的一块块宝地，让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至今都在滴血。
诸如李鸿章、袁世凯之流及其遗臭万年的卖国之举，也影响了随后维新之士的言行。
常言道，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位，不谋其玫，尽管这些维护满清的维新之士及推翻满清的革命志士当时不在其位，但其惊世骇俗之言，在我看来，也只能理解为病急乱投医。
我们曾经耳熟能详的“公车上书”，曾经是百日维新的代名词，因此维新变法，长期以来，都是以正面闻名并载入史册，而其不为人知的一些主张却让人大跌眼镜，其中以康有为和谭嗣同最为怪诞。
康有为曾主张：一是出卖国土筹措变法经费。他曾经游说孙家鼐，希望朝廷将西藏卖给英国，他曾经在上奏给光绪帝的《日本变政考》中，刻意曲解历史，引诱光绪赞同卖疆土搞变法。好在没有被采纳。
二是中美英日合邦，出让主权。而且授意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上书皇帝。
三是坚定的保皇党，矢志不移，变法前后，他都极力主张君主立宪，不赞同共和，宣扬尊孔复辟，逆历史潮流而动，开历史倒车。
四是民族主义。在他的《大同书》中把世界人种分为白黄棕黑四种，白人至人，黄种人次之。
总而言之，其救国之道之核心就是卖边疆领土，与日本合并。
说实在话，这位维新领袖，在今天看来就是一个妥妥的卖国贼。
康有为的忠实信徒谭嗣同，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久为二国垂涎，一旦来争，度我之力，终不能守，不如及今卖于二国，犹结其欢心，而坐获厚利。
其卑劣言行又一次得到验证。
这位曾经“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曾为筹备经费上书光绪，欲将新疆卖于沙俄、西藏卖于英国，偿还日本赔款，将蒙古、青海等地也卖掉，以为变法只用。并提出可不付现金，用机械、武器、舰船、均可抵扣费用。
其主张与晚清重臣张之洞提出的类似建议“将新疆，西藏数城割让给英俄，借助两国力量，击败日本，废止马关条约。张之洞计策有一定局限性，可他也不敢提出将新疆，西藏之地整块割让出去。”如出一辙，和李鸿章的实际割地卖国之举一丘之貉。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高下对比，我们对林则徐和左宗棠必须表达崇高的敬意。
可能在那个时代割地不以为耻，卖国却自以为荣。
无独为偶，受欧洲“民族建国主义”影响，一些革命党人也在救国的道路上继续着前人割地借款的续集。
读过1923年《硬石五拾年谱•内田良平自传》，细究内田良平这位日本友人与孙先生的交往及其支持并参与中国的革命进程，一个绕不开的史实就是：“以满洲（东三省）”为首的边疆地区，一度成沦为了他们与列强“斡旋”的筹码。
再后来发生的伪满州国和日本占领东三省、日本拓荒团等事件一点都不奇怪，当然连沙俄、前苏联对亡我东三省之心不死也见怪不怪了。
众所周知，1915年1月18日，日本主动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袁世凯这位倒行逆施的复辟洪宪帝，卖国又卖力的民国大总统，尽管已被绑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可他也有过在朝鲜将日本打出的经历，尽管在准备签下这个卖国的“二十一条”时犹豫在三，因为割地卖国，终因可耻，让他忌惮有加，可当日本人向他传达了孙先生的慷慨陈词时，这位袁大人终于把这个窃国卖国的行径进行到底了。
当我一只一次地在网上观看台湾学者李敖的这段视频，特别是他手拿《国父全集》滔滔不绝地讲述那位日本人游说袁世凯签下“二十一条”时，我也愕然了。
面对一次又一次送上门的肥肉，即使已经把台澎金马收入囊中的日本，能不动心吗？面对弱不禁风，任人宰割的中国，尝到了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蚕食中国的甜头，面对着从一战战败国德国夺得的权益，近水楼前先得月的日本，其胃口和野心能小吗？
此时此刻，我在叹息，在今年这个博物馆日，在纪念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这个特殊时刻，五味杂陈，百感交集，却又意义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