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翻开林目清《远去的村庄》一书，我只读了第一首《篾匠二爷》便被吸引住了。我当即动了一个念头：将这本诗集中写人物的作品集中起来细读，没想到我这个念头被作者无情的锄头给砸碎了。当我翻到目录，试图标出写人物的作品时，竟然没有找到一篇不是写人物的。

原来，这本诗集就是一部农民的人物图谱，也是一部乡村现形记。农业社会的木匠、铁匠、石匠、篾匠、杀猪匠、补锅匠、泥水匠、漆匠，乡间行走的接生婆、媒婆、守山人、入殓师，到现代社会的大队书记、民兵营长、生产队长、会计员、保管员、赤脚医生、电影放映员，再到磨豆腐的、拉二胡的、打鱼的、卖烧酒的、捡破烂的、摇纺车的，当然也有打光棍的、患白内障的、爱唱歌的，总之是三教九流的乡村人物在作者诗性的书写中活灵活现地开始一幕幕放映，这让学历史专业出身的我，立马联想到了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这部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给世界留下了中国三千年文明的记录。而林目清居然野心蓬勃，不仅仅是建立一个“红星大队档案”，而是以诗歌的形式，为乡民纪传，给乡村立碑，对乡土留史，供乡情证言，帮乡愁招魂。

以诗歌为媒对乡民纪传，本身就是一大艺术性的挑战。诗歌以达情言志为主，而用诗歌来写人物非得具有高超的语言炼金术不可。在一首诗里，用精短的篇幅、以精炼的语言、具诗性的质地才能将一个个人物写活，写具体，写到位，既不能沉溺于故事的述叙、情节的发挥、细节的描摹，又得抓住人物的特质，挖出生活的痛点、亮点，才会使人物立得起、站得住，才能使人物形象超越小说与散文的言说而跃然纸上。而这方面，林目清的探索、尝试、实践都是十分成功的，他画龙点睛、点石成金之术，为人物诗写做出了一篇高品质的范文。

在语言艺术的粹炼上也是值得称道的。林目清的诗歌语言特质是诗意颇足的口语，对于在中国诗坛大行其道二十年的“口水诗”是一种同室操戈的反叛，至少也算得上是甚器尘上的口水们的修正主义者。他平易、亲切、直白、质朴的口语，不是大白话，不是白开水，不是“臭婆娘的裹脚布”，更不是无病呻吟，而是具有诗歌凝炼的本质、诗性的表达、生动的抒写，蕴含着诗歌的精气神。如“一只乌鸦/像一个预言者，不停地呼唤/呜哇，呜哇，高八度的腔调饱含方言/把村庄叫得一半阴暗，一半明亮”，这种声情并茂的客观描绘与主观抒发，就将篾匠二爷垂死之际的情景与气氛渲染得淋漓尽致。他的口语道说是形象的、鲜明的、生动的。如在这首诗中他进一步写道：“一片树叶，不得不脱离树枝，飘落，枯黄”，借助喻体来言明即将告别人世的人的悲伤情状。

这本诗集里写到的林林总总的人物，即使是鞭笞与歌颂也是以诗的形式表达的，没有简单的贴标签，也没有政治化的图解、口号式的标榜。拿《大队书记林宇杰》这首诗来说吧，这首很有味的诗便是一个证明。诗中所写的人物正是作者的父亲，他不为尊者讳，几乎用白描式的口语，勾勒出大队书记生于忧患、鞠躬尽瘁的鲜明形象。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日冠的铁蹄践踏到了雪峰山区，雪峰山之战也是日寇在中国十万人以上的二十二场大会战中的最后一战，此战之后日本便败走麦城，一年多之后在雪峰山下的芷江签下了投降书。尽管如此，日寇给雪峰山区的人民还是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作者的奶奶为了逃命不得不丢下重病在床的儿子。作者的父亲劫后余生：“父亲的命是捡回的”，从日寇刺刀下捡回一命的父亲，后来当上了大队书记，“经常与星星相伴，陪月亮赶路”，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着智慧与汗水。基层干部是党和政府在农村的桥头堡，也是联结上下的桥梁与纽带，他把党和政府的关怀带给村民，“父亲用一双冻得通红的脚/踩出一行行焦渴不安的诗句/等待着拿政府下拨的棉被/去为特困户播撒温暖”。直到他退下来：“他慢慢收藏起昔日的荣光/常常一个人蜷缩到已经摞荒的田角/如同一株辉煌之后的稻草/越来越枯瘦，越来越弯曲”。这些比喻贴切形象，加强了基层干部这个人物的光辉。

我印象深刻的几部关于中国农村的著作《乡土中国》《江村纪事》《岳村政治》《我给总理说实话》《中国农民调查》，也是对中国农业、农村、农民关注的高峰之作。在中国城市化率达到65％以上的形势下，是新农村的崛起与乡村的颓废毁圮相伴而生。林目清的诗集《远去的村庄》正是这一兴废交替的乡土中国的史记和挽歌。他这部书也不仅已进入了我的重要书目，我还相信：他的这部书已为中国的乡土文学增砖添瓦，将在中国乡土诗歌上留下自己的一席之地。

2023年4月21日傍晚急就于长沙白鹿居

诗人简介：罗鹿鸣，中国金融作家协会副主席，原湖南省诗歌学会执行会长，在《人民文学》《诗刊》等报刊发表诗作1000余首，出版诗歌与报告文学12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