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天地有正气·后记》
张兴源
为什么对他们进行诽谤？
不管怎么诋毁，天才终归是天才。
被遗忘的是那些咒骂人的人，
被诅咒的人却永远不会被忘怀。
——前苏联诗人 叶夫图申科
眼看着2013这个年代数字就要永远地从日历上消逝了，就象延安乃至小半个中国今年夏天这场“创世纪”似的连绵大雨（今夏的另一番景象则是同时还有小半个中国都陷入无边的大旱之中）也终于划上了句号一样。而我——这个总是“年产”二三十万字文学、新闻及学术著作的所谓“学者型”作家，在这一年里，似乎的确什么也没能做成。
早在去年冬天，我的家人就说她曾问过“艺人”了，说我今年的“流年运星”不利，有“小人”打搅，须格外谨慎。我这人向来不信邪，叫做“敬鬼神而远之”的，所以，既没有“禳改”，也没有怎么刻意防范。好在这一年里出现的不是“小人”，而是令人尊敬的“君子”。——假使因为他人著书指陈其正式出版物中底线以下（“正误”尚未解决，又遑论其它哉）的大量错谬，而竟至于“恼羞成怒，纵横株连，谣诼四起，毁谤丛生”，那只能是小人的行径；盖“君子”者，绝对不屑为也！
然则小人也好，君子也罢，甚或哪怕是伪君子也行，我都要一并感谢。人类前行的动力，大概有一半以上都不是来自“作用力”，而往往是来自物理学上所说的“反作用力”。张兴源也不能例外。
为此，我感谢生活，感谢广大熟悉与不熟悉的读者，感谢从延安到西安，从陕西到北京那些在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面前，依然能够坚定不移地说公正话、说学术真话、说前后一致话的（至于那些朝云暮雨、反复无常者，请您扪心自问吧）各位领导、师长和朋友们，感谢时间那个威严而永恒的裁判。——时间，它以其坚韧不拔的毅力，冷静客观地擦亮了庸众的眼睛，使他们在多年以后一定会分辨出钻石与瓦砾之不同，掂量出“还原真理”与沽名钓誉之有别。
假使连明明白白的现代白话文都读不懂，读不通，都能极具创意地读出“异文”与“异义”来，且不说其校注古书从何谈起，便是我在这一年里所经历的一切，都完全近于马克·吐温与他的“竞选”、卡夫卡与他的大甲虫了。
高建群，我的多年的朋友和师长。他的红色经典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除我在北京读研时他本人赴京送稿（长篇小说《六六镇》）时给我签名的作家出版社1993年9月初版本之外，我还有好几个不同的本子。今天我又得到一个新的版本。在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6月的这个新版“代序”中，高建群意味深长且欲言又止地写道：“本来我后面还想谈谈该小说后来吃官司、再后来某文学奖评选落选的事（这两件事互为因果——高建群自注）。但是现在我决定不说了。这里只说高兴的事。”
功夫不是用在踏踏实实地做学问和写作品上面，而是将与名人打官司视作自家“成名”的捷径，这本来的确也算是一个很不错并且很有“眼光”的选择。然而，世界上的许多事情常常都不能尽如人意。那些经得起时间研磨的经典著作尽管也会像多灾多难却必成其大器的人一样，可能会经历意想不到的挫折，蒙受令人难堪的“羞辱”，但她却依然不断被再版着（《匈奴》一书已行销一百多万册了），并且不断地被中外读者所广泛阅读着。这局面，大概除了那一百多万读者之外，任谁怕也很难“掌控”得了的。
而官司种种，便是当事人也早已不再愿意提及了。那么，立志借此“成名”者，岂不泡影哉？
已故著名学者、原延安市政协副主席高长天先生在其编著的《陕北历史文献撷粹》一书的“自序”中，辟首便写道：“研究陕北历史文化，当从蒐求、发掘、整理、研究陕北历史文化资料着手，这是个常识，也是个基本功。否则，讲陕北历史、谈陕北文化，就无从说起。遗憾的是，当下物欲横流，世风浮躁，社会上玩‘皮包公司’、‘空手道’一类做法，亦渐流行于文史领域。东拼西凑，转手抄袭，不文不章，不伦不类，竟至连篇累牍，谬种流传，陈陈相因，了无新制。”作为陕北几乎是唯一的一位有成就的史学专家，高长天先生的犀利针砭与尖锐批评，岂谓空穴来风也哉？！
“学诗浑似学参禅，语要惊人不在联。但写真情并实境，任他埋没与流传。”这是明代诗论家都穆的诗。“诗派江西宁足道，妄持燕石诋瓇琚。平生自有千秋在，不向群儿问毁誉。”这是近代大诗人柳亚子先生的诗。两位相隔三百多年（文言谓之“越三百年矣”）的诗家，在不同的诗作中却十分惊人地表现了同一主题，那就是作为诗人的他们，只埋头于今日之耕作，不牵挂身后之臧否。
较之鲁迅、茅盾、老舍那一代大师，似我辈这样，胸无点墨，腹笥空空，然而却劳劳碌碌，四处奔走，案头“编书”，讲台授课，一派学界领袖、众星拱月之态。劳心且劳形，费神亦费时。嗟呼！ 果然是“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在社会主义法制逐步完善、人民民主平台（如新闻监督、网络监督、人民代表监督、社会舆论监督、中纪委实名举报网站等）逐步建立起来的今天，在渐渐步入中兴的伟大的习近平的新时代，邪风纵然劲吹，终究难敌正气！
如果说在中国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曾有过“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惨象，那么，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从“八项规定”起步，扎扎实实改进工作作风，真心实意密切联系群众，压缩会议，压缩报道，轻车简从，简化接待，提倡节俭，反对浪费，禁止公车私用，禁止公款吃喝，提倡勤俭办一切事情，包括文化建设事业……这一切，由小到大，从浅层至深层，切实做到了让极少数欺上侮下、残害乡民、飞扬跋扈、无恶不做的贪官污吏们深感寝食难安而“官—不—聊—生”！这是时代进步的必然，是党心民心的共愿，也是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接轨”的前提。——吏治之不清，“发达”又从何谈起？
是为识——这是我为我所撰著的第十部书《天地有正气》写下的辞不达意且不知所云的“后记”。
2013年8月22日于延安市民乐小区之万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