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溪流》
(摘录40)
——栽白薯
作者:翟 友
主播:阿 莲
在我的家乡,庄稼地里除了种植玉米、高粱和小麦几种农作物外,就是白薯了。那时的白薯就是农家的主粮,用家乡诙谐的话来说,小孩子们“都是在白薯堆里长大的”。
1960年前后,在我们那个地方,每年“五一”节前后,正是忙着栽白薯的时候。这时,学校就要响应上级“支援农业生产”的号召,放两周时间的农忙假。假期里,除去一二年级的小学生,三四年级以上年龄大一些的学生,就要按照生产队长的安排,跟着社员一块儿下地栽白薯。
到初中那个年龄段时,在栽白薯的所有活计里,不管是刨垵、浇水、抹秧、封垵,我都学会了,速度和技术上与成年劳动力也都差不多。尤其是在挑水这个重劳力干的活上,我也从不甘拜下风。那是春天放农忙假的时候,我已经是十五六岁的大小伙子了。我担着与成年劳力一样的两个水桶,和他们比着赛,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坎,从河里、大水坑里,把水挑到栽白薯的地里去。最累的时候,是在南山坡、东山头一带干活。从河里挑上两桶水到栽白薯的地里,有半里多的路,又要担着水上山坡,到了地里,累得“呼哧、呼哧”地喘气。下工回到家里,才觉得腰酸腿疼,浑身难受。垫着棉垫肩膀竟然也被扁担压肿了,用手一摸,就疼得呲牙咧嘴的。但是即使累到那个样子,也没想到歇个半天一天的,第二天照常上工干这个活儿,扁担一上肩,也就不知道疼了。
到了秋末冬初,霜降节气前后,要刨白薯了。按照生产队的安排,我们这些小青年和妇女们,主要的是拿着镰刀割薯秧,或是往芭菈筐里拣白薯,男壮劳力则是轮着大镐刨白薯,这才是最重的活儿。
将近六十年来,记忆最深刻的一次栽白薯,是在我们村东南三四里外的小下五岭村。那是1961年,我与同村的几个同学,正在我们村西一里地远的晁家庄高小五年级上学。学校坐落在该村东头不远处一座低矮的小山坡上,四周散布着五六个村庄,学生们都是来自这几个村子。
在那个年代,全国的机关单位每周只休息星期日一天假。但在学校里,周六下午也放学休息。
“五一”劳动节过后,一个星期六的上午,快放学了,班主任安老师把唐海同学和我找到了一起。我是班长,唐海是我的好朋友,他在男同学中是比较老实听话的,身体又很壮实。在教室西边的山坡上,安老师小心翼翼地与我们商量着说,明天是星期天,我家里的白薯还没有栽。你们二位同学如果有空闲时间,能不能帮我去干点活儿?我们俩立刻愉快的答应了。
据有的同学说,安老师家是富农成分。在那个到处讲阶级斗争的年代,这种“四类分子”家庭出身的人,为人处世总是老老实实、小心翼翼的。这主要是他们的头上悬着一把“阶级斗争”的利剑,他们才特别的小心谨慎,不敢“乱说乱动”。在当时同学们的眼中,安老师很有才华,对工作认真负责,是个有热心肠的好班主任。他的数学课讲得也好,与同学们的关系也很融洽,是个好老师。
第二天,我和唐海早早地就到了安老师家里。他家里只有妻子、女儿和他共三口人,没有能干活的劳动力。老师把我们领到他家的自留地里,就和我们一起干起活来。我们三个人打垄、刨垵、挑水、抹秧、封垵,紧忙活着。干活中间,安老师几次要我们两个歇一会儿,我们也始终没有停下来,因为该干的活还有很多。过了中午了,在安老师的一再催促下,我们才跟随他,一起回他家吃午饭。
午饭是粳米干饭,蒸鸡蛋糕。1961年前后,正是我们国家的三年困难时期。在那几年里,农民生活极度贫困,吃饭讲的是“瓜菜代”、低标准,人们平时难得吃到一顿饱饭。这顿饭,更是我们在一年里,最难得吃到一次的最好的饭了。干了半天活儿,早就饿了,又是吃饭不知道饱的年龄,安老师一家人又一再给我们俩加饭,我们都把肚子吃了个滚瓜溜圆。饭后,我们俩要接着下地干活儿。安老师说,剩下的活计不多了,我们自己慢慢干吧。你们累了,早早回家去歇着吧!
那个年代,做一名老师多么不容易,师生之情又是多么真挚甜蜜!
啊,那次难忘的劳动,那顿香甜美味的午饭,那位令人尊敬的老师!时至今日,仍是一次令人难忘的美好回忆。
作者:翟 友,微信名:闲云野鹤。中共秦皇岛市委党校退休。曾任昌黎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山海关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秦皇岛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主播:冯淑莲,网名:阿莲,秦皇岛企业在职党务工作者。河北省文学艺术研究会朗诵委员会会员,秦皇岛朗诵艺术团成员,“京津冀头条”编辑部“秦皇岛头条”主播。热爱朗诵, 愿将余生奉献给有声语言艺术,更多更好地传播党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