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尘封了48年的高考试卷
作者/冯华豫
图为本人1977年高考试卷，右上角系本人考号。
上面图片显示的，是我1977年12月10日至11日参加高考时的语文、数学、政治、史地四科考卷（考号：8207），原来存放在泌阳县委组织部的干部档案中。15年后，在组织部整理、规范档案时，本人才从清理掉的废纸堆里寻到，一直珍存到今天。
面对这些发黄的考卷，尘封了48年的记忆影集，一页页地在我面前翻开。
1977年岁末，中国关闭了11年的高考闸门终于再次开启，全国570多万名考生如过江之鲫，涌向考场。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这年的高考，积聚了华夏儿女对知识的渴求，是一个国家的时代拐点，也是全国数百万考生的人生拐点。
本人有幸成为全国570多万特殊时期考生中的一员,为迎接这次人生拐点的到来,我走过了一条充满奋斗艰辛更富有传奇色彩的路。
有人说，我们这一代是最不走运的一代。刚出生不久，正急需长身体的时候，偏赶上了国家三年困难时期，身体受到损害；刚入小学，需要长知识的时候，又遇到了“文化大革命”，荒废了学业；到了法定婚龄，需要结婚生子的时候，还得继续攻读大学。我深以为然。
我出生在世代农民之家，受父母亲的教诲，从小就发奋读书，立志考上大学.从小学到高中，学习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高中毕业时才刚满16岁。然而在那特殊的年代，我们农民子弟毕业后的唯一去向，只有回乡务农。离校时，班主任张建业老师送给我两句名言：“凡是自强不息者，到头我辈均能救”。这是德国著名作家、思想家歌德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倾其六十年之精力所作世界巨著《浮士德》中的两句总结性格言。揣着这两句名言，我回到了美丽而贫困的家乡。
从此,我在前景十分渺茫的道路上，凭借着“自强不息”的人生信念而拼搏。让我放牛，就把生产队的耕牛养得肥肥的；让我挖塘泥，修水库，拾畜粪，做农活，样样都走在前面，从不挑肥拣瘦。在生产队群众选举大会上，我荣登全村“好人榜”之首，并当选为邓庄大队和大路庄公社劳动模范。在父老乡亲的竭力推荐下，次年金秋时节，我当上了大队初中民办教师。其间，我一面兢兢业业完成教学任务，一面抽空搞文艺创作。我创作的多幕现代豫剧《红星风云》，被泌阳县文教局举办的文艺调演时选中，在县人民剧院演出长达55分钟。生动的戏剧情节加上演员的出色表演，使演出获得成功，受到好评。调演结束后，全县召开了文艺座谈会，会上成立了共18个人参加的泌阳县业余文艺创作组，我有幸成为文艺创作组的一员。
我写作上的小有成就，逐渐引起了公社和大队主要领导的重视。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时任大路庄公社党委书记龚书兰来到我们村蹲点，在龚书兰和邓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史国林的推荐下，我又从学校抽出，担任大队团支部书记，并研究确定为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接班人而重点培养。适逢全国积极响应时任党中央主席华国锋提出的“抓纲治国”号召，农村到处掀起农田水利建设热潮。大路庄公社成立了农田水利建设指挥部，各大队民工突击队集中在一起，实行大兵团联合作战。我义无返顾地带领邓庄大队民工突击队，同其他大队一起，巡回奋战在大路庄公社广袤的热土上。我曾在迎风招展的列列红旗下，带领民工，披星戴月，早出晚归，深翻耕地，筑造梯田，修建水库，开引水渠。直到1977年隆冬高考前夕，我还在白云山深处，身着单衣，挥汗如雨，同民工一起，推着装满土石的架子车，没明没夜，飞奔在新建水库的沸腾工地上。
其实，早在距离高考两个月前，我已经接到了已调往驻马店师专任教的张建业恩师的来信，知道了教育部有关恢复高考的信息。当时，我如果及时从农田水利建设的“火线上”撤出，抓紧时间复习准备，完全有可能在高考中取得较好的成绩，录取到一个档次比较高的院校就读。但是由于公社党委龚书兰书记和大队党支部都不同意我参加高考，他们执意要把我先培养成大队党支书，然后走1972年曾从优秀大队党支部书记中选拔国家干部的老路。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史国林多次找我谈话说：“你是我最值得信任、最理想的接班人，我已经上了年纪，实在舍不得让你走。”并几次向我表态：“咱邓庄大队今后如果发展一个党员，那就是你。”当时从主观上来说，公社和大队的主要领导都热情挽留我，确实出于好心好意，我现在回想起来，仍十分感谢他们。但客观上也确实影响了我的复习时间，影响了我的高考成绩。在张建业恩师的多次催促下，直到距离高考不足一个星期的时候，我才从白云山深处水库工地的民工队伍中，挑选了一个关系较好、威信较高同时愿意慷慨与我担责分忧的同志暂时代理我领队。然后，我才悄悄地回到家，从高考报名处托人补办了一个准考证，接着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地上了考场。
进入考场，脑海一片迷茫。一张张考卷上似曾相识的考题，是那样的熟悉，又是那样的陌生。考场上，看到那些经过充分准备、脸上写满自信、在考卷上笔走龙蛇的考生们，我是多么地羡慕。四科考试，两天结束，下了考场，我又在公社和大队主要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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