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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南昌胡同
——大杂院里的故事
作者：老革
引 子
随着岁月流逝，不觉间，我已迈入古稀之年。这人那一上岁数都喜欢怀旧，我也是如此。可谓陈年旧事吧忘不了，眼吧前的事吧，转眼他就忘，您说怪不？每逢和老友们议论起忘性的话题时，人人都颇有感触，都说，岁数大了都这样。
2021年10月5日，是令我难忘的一天。应老邻居孙长春大哥地邀请，我们孙张两家十口人将在饭店相聚。因某种原因，我们孙张两家各来三口人。
虽然我和长春大哥同一座城市居住，但自从参加工作后，又相继建立自己的家庭，所以来往逐渐减少，遗憾的是曾一度失去联系。
记得那还是孙婶在世时，从她老人家口中得知，长春大哥于1968年11月下乡到吉林省延边自治州安图县，1970年12月抽调至长春机车工厂工作，1992年调往吉林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直至退休。
这一晃，我们哥俩有近40多年未曾见面了。
这人那一上岁数不但爱回忆往事，还爱怀念儿时的伙伴儿。
这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找到了长春大哥家的丽颖小妹，这才和长春大哥联系上了。
在饭店里，看着站在我面前满头银发的长春大哥，不觉让我感到一阵心酸，岁月还真是一把无情的刀。
四十多年的无情岁月，让我们各自都变老喽！
就在这次聚会后不久，长春大哥在微信里面给我留言，让我写一写小时候在南昌胡同一起生活成长的经历。看来，长春大哥也是位性情中人，虽已过古稀之年，但他仍对当年在南昌胡同，儿时的那些往事念念不忘。
遵照长春大哥的提议，我独自一人在家里静静地思索、思索……豁然间，恰似在朦胧中轻轻拂去记忆中的尘土，灵感油然而生，很快便打开尘封已久的记忆，而让我惊奇地发现，当年的南昌胡同仿佛又重新再现在我的面前。
经过苦思瞑想，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做《记忆中的南昌胡同——大杂院里的故事》吧！
一 、简 易 房
提起当年的南昌胡同，还真有说不完的话，唠不完的嗑。那里曾经是我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生长的地方。
屈指算来，我在南昌胡同里生活整整27年个年头。所以，我对南昌胡同的感情是至深的。
虽说年代已久远，已时过境迁。虽然当年南昌胡里所发生的那些人和那些事，随着时间地流逝，已然都成为故事，但我对南昌胡同的情思是久久不能忘怀的！
南昌胡同是东西走向。东起建设街，西止（横跨清和街）安达街。而在南昌胡同的北侧，则是长春市第二中学。
我所说的南昌胡同，其实就是指当年我所居住的大杂院，具体位置在“南昌胡同”的南侧，在地矿局医院楼址（原地矿局测绘大队）西侧。胡同的东西长约100米左右。
当年，居住在南昌胡同大杂院里面住有有30几户人家。在大杂院里的北侧，有三座伪满时期的日本房。门牌号由东往西数，即：南昌胡同4号、6号、8号。而在我家的对门，则是南昌胡同8号。
由于我们这趟平房是新建的简易房，所以，家家都没有门牌号。我家刚搬过来不久，父亲便做了一个木牌，在上面用毛笔正楷写上南昌胡同8号对门几个字，并挂在自家的门上。
我家住的这座平房是坐北朝南，而在我们这座平房的紧东头，还有一座日伪时期的旧房子，除老组长于大娘一家外，还有曹叔、王振发王叔、吕叔（宝园、宝弟一家）等四户人家均在这里居住。
提起南昌胡同的话题，这还要从上个世纪的1960年的5月上旬说起。
因房屋拆迁，我家从原来居住在西安大路的位置，搬迁到安达小学校的西侧，离长大干线仅30米距离的一座用木板制作的临时过渡房。
一直住到9月末，这才搬进南昌胡同8号对面的一座平房里。
一家老小7口人全部挤在13.8平米的屋子里（每月房费：2.37元），空间显得格外狭窄。
那年的秋季，我刚好上小学二年级。
西安大路小学校距离我家大约有3里多地，走着去学校上学，也就20分钟左右的路程。那时，家家户户的孩子都多，没有哪家的家长送孩子上学的。
我们刚刚搬进新居，生活上的困难就一一显露出来。因我们这栋房没有给安自来水，所以，吃水问题一直困扰着各家各户。
那时，在我家的西面，大约有200多米远的地方有一口水井（当年的二中小铺方向）。我们那座房子的11家住户，都在吃那口井里的水。
每天放学后，我便同两个姐姐一起去井里打水，然后，再一桶一桶地抬回家，很是麻烦。
在我家对面有座日本房，也就是南昌胡同8号。这座房子一共住有四户人家，在西侧房间里住着一户王姓人家。巧合的是，我父亲同这家男主人王叔同在一个单位工作，并且也很熟悉。经王叔与他家对门的姓辛的辛大爷沟通后，同意我家去他们共用的厨房里面接水。
那时，正值隆冬季节，每次去辛大爷家的厨房里面接水时，当打开大门那一瞬间，凛冽的寒风顺着门缝吹进走廊里，当冷气与热气产生对流时，走廊里显得雾气朝朝的，对面都不见人。
我年纪虽小，但每次去接水我都不好意思，可辛大爷老两口对我家接水一事从未有过一丝怨言。
待第二年的春季，房产所这才给我们11户人家安装上自来水。
吃水难的问题算是解决了，可下水一直没有解决。每天的生活污水，都倒在自家的备用的污水桶里，然后再拎到外面，泼在马路上，相当的不便。
由于是简易房，房屋的质量也特别差。据说房子的地下基础才60公分，屋外砌筑采用的是三七墙（即一壁半砖），保温性能相当的差。同时，屋内天棚里面也没有做任何保温措施。冬天室内温度也就在零上10度左右，平时在屋里都要穿棉衣、棉裤和棉鞋。而夏天一到，屋子里面热得像蒸笼一般，简直是受不了。
因是简易房，屋内的墙面，是用泥沙灰抹制的。即使是在白天，屋子里面也特别发暗。我们和邻居家，在搬进新房后的第二年，便用白灰当作涂料，把墙粉刷成白颜色。
刚搬进新房时，屋子里的墙面没有干透，特别的潮湿。不久，墙上就滋生许多臭虫。臭虫传播的速度相当惊人，不出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所有住户都受臭虫的袭扰。
臭虫咬人很是厉害，被它叮咬后，皮肤就会红肿，并起大包，刺挠难忍。第二年的春天，每家都在屋子里面喷洒敌敌畏杀虫剂，臭虫这才被彻底消灭干净。
二 、好 邻 居
当年，在平房里面居住的11户人家里，其中有6户是拆迁户，而其他5户都是由房产部门调剂过来的。
时至今日，我还清晰记得当年那11户人家居住的位置和姓氏。
从东往西数即：老孙家（大锁子、二柱、长海家）、王新忠裁缝（二山东子王德、小三王臣、小四王凯家）、杨绍曾白铁匠（玉成家）、王启斌日本王（忠玉、小小家）、刘德生（春孝家）、邓广清（铁子家）、张鹤亭（我家）、付长利（长敏、小会家）、老刘家（刘向阳、刘向国）、老李家（大平李小平）、老程家。
待第二年的夏季，姓程的一家搬走后，姓张的（傻扣子）一家搬进来。
1969年末，大平一家下乡后，他家原来的房屋又搬进一住户。房主和他的媳妇都姓李，男的叫李万福，媳妇叫李初子。俩人都是朝族人，待人特热情。
当年，我们两家关系相处得很融洽。
1962年初，父亲因病去世时，我们姐五个人年龄都还小，家里的顶梁柱自然而然地被母亲一人扛起。
当年，母亲虽体弱多病，但为维持这个家，为养活我们姐五个人，但她老人家还是每日不辞辛苦地去工作。
就在父亲去世后不久，三妹不知啥原因竟然患上了肺结核病。母亲为给三妹治病，到处奔走求医问药。当母亲听说菠菜和胡萝卜煮熟后，对治疗肺结核病也会有疗效时，便在冬季买了许多这两样蔬菜储存起来，每天煮熟后让三妹吃。
后来，在南昌胡同6号居住的王子英大哥，听说三妹得了肺结核病后，便托人从生物制品所先后要来五个婴儿胎盘，让母亲煮给三妹吃。别说，三妹自从吃了胎盘后，脸色也变红润些了。
开春后，母亲带三妹去医院复查，医生说病情已基本稳定了，母亲听后心里特别高兴，还特意去王子英家向他表示谢意！
那时，母亲每天上班前都会叮嘱，要和邻居的大叔大婶们，还有他们家的孩子搞好关系，不许和他们打架，尤其是对老年人要有礼貌。所以，我们姐五人在家里都很乖，也很懂事，生怕给母亲添麻烦。
俗话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这话一点儿不假。那些年，我家可没少麻烦左邻右舍。譬如：我们的鞋子坏了，就去求助老孙家二柱子的爸爸给修理。当年，二柱子的爸爸在空军部队里做勤杂工作，以修鞋为主。
家里炉筒子坏了，或者搪瓷盆漏了，都由白铁匠杨叔给修理。记得那些年扒炕、搭炉子、打炉筒子的活计，都求助于杨叔。
那个年月，我们穿的衣服都是求助裁缝王叔给剪裁后，再求杨叔的老伴儿杨婶帮忙给缝制，其他简单的衣服活，都由母亲亲自来做。
记忆里，刚搬进南昌胡同居住的1960年，正值国家经济困难，家家户户的粮食都不够吃。母亲每天在做饭前，把包米面用秤秤好，蒸好窝窝头每人分一个。只有这样精打细算，家里每月供应的粮食，才会吃到月末。
那时，父亲还健在，但身体一直不太好，每天病怏怏的。所以，我家的细粮都留给父亲一个人吃。
由于粮食短缺，每家每户晚上基本都喝包米面糊糊粥。每当喝完粥后，家里的孩子们都会争抢去用小勺刮锅里残余在锅里的粥液，并把自己喝完粥的小碗用舌头舔得一干二净。
记忆中，当年住在小平房里的11户人家，没有挨饿的只有三户人家，其中就有大平一家。因大平的父母都在工作，每月的工资收入多，家里的孩子又少。
住在我们紧东头的二柱子家也没挨着饿。当年，二柱子他爸是在空军部队里做勤杂工作，部队经常给职工发放福利，所以他家吃喝都不愁。
再就是日本王家。当年忠玉的爸爸是在省委食堂做厨师工作，平时家里也都不缺吃喝。
为啥都管他家叫日本王家哪？因为王叔娶的是日本女人。那王叔为啥娶日本女人做媳妇哪？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还真是当年王叔亲口对我讲的。
据王叔讲述，那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剩下日本家眷都被当年的国民党警察局收留。不久便发出通告，让本市光棍市民到警察局里领媳妇儿。当初，王叔就把王婶领回家做他的媳妇。
解放后，王婶的户口上还是日本名字——中川百合枝。
后来王婶先后给王叔生了大儿子忠玉（王忠玉）、女儿淑清（王淑清）、二儿子小小（王忠原）、三儿子小忠、四儿子小江。小江从小就患小儿麻痹后遗症，每天都要拄拐。最后一个儿子叫小祥（王忠祥），降生后就得脑瘫，没几年就去世了。不幸的是王叔的女儿淑清，在文革期间得肺结核病也去逝了。
在解放初期，中国与日本海上通航后，日本侨民可以申请回日本国探亲。在1957年某月的一天，王婶便带领大儿子忠玉、女儿淑清，怀里抱着二儿子小小，娘仨一起从长春坐火车去天津，在码头转乘轮船直达日本。
半年后，当她娘仨返回长春时，王婶还特意拿出她的亲人给她们娘仨拍的许多张彩色照片给我们看。那时，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彩色照片，感到很新奇。
当年，忠玉的爸爸王叔，在我们邻居中是一位热心肠的人。
那时，正值困难时期，由于粮食不够吃，家家户户都挨饿。每当省委聚餐时，所剩下的剩菜，他都会装进水桶里，再用自行车驮回家，然后通知我们几户人家，各自拿着饭盆去他家分享。他所带回来的剩菜，按现在的所说法，就是饭店里的“折摞”。
每当母亲把剩菜端回家时，我们姐五人就会凑上去饱餐一顿，每个人吃得是舔嘴巴舌的。别说，虽然是残羹剩菜，但里面还有许多白菜和粉条，还有零星的猪肉片，吃着也很解馋。
当时，吃那剩菜的感觉，如同现在去饭店吃大餐一般。 在那个艰苦岁月里，能吃上这样的美味，如同过年一般的享受。
当年，在南昌胡同8号住宅里，和辛大爷家同住在一座房子的，除王叔一家外，在辛大爷屋子的北侧还有一间卧室，住户是韩姓的人家。他家是辛大娘的亲属，家里除韩叔和韩婶外，还有四个孩子，大儿子叫韩在君，在君的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而孩子的姥爷则住在房子北侧，自家盖的一间简易房里。因韩叔与辛大爷一家是亲属关系，所以，常年借住他家的北屋。
韩叔和韩婶都是热心肠的人。那时，韩叔一家对我家帮助也很大，我家一有啥事都去找韩叔帮忙。自从韩叔一家搬走后，我还曾几次去过他家。
再后来，他家因房屋拆迁。待回迁后，搬到小区的六楼居住。在他老两口去世前，我曾和小云妹一起去他家看望二老。
在我的记忆里，辛大爷和辛大娘有一女孩和一名男孩。后来得知，女孩是辛大爷的亲生女儿，中专毕业后留在北京一家化工企业工作。他的儿子叫辛振国，是当年领养的一名日本遗孤。因辛振国大哥视力不太好，又没学历，所以，他一直在长影花窖工作。
文革前，辛大爷给他儿子辛振国娶个媳妇，据说是辽宁农村的。二人结婚一年后，辛大嫂便给辛家生个女儿，起名叫小敏。小敏会说话后，相当的可爱，我们全家人都很喜欢她。
有时，辛大爷家里有事情，就临时把小敏放在我家里替他照看。后来，辛大爷托西朝阳路派出所所长，把辛大嫂落户长春。
转过年，辛大嫂又给辛大哥生个儿子。这个孩子一降生，便把辛大爷乐得成天都合不拢嘴。
在这个男孩不到一岁时，有一天，辛大爷一时疏忽大意，竟把一小块熟鸡脖子放在孙子的口里，让孩子自己唆了，不曾想，孩子竟把那一小块鸡脖子给唆进嗓子眼里。当时，把孩子憋得上不来气，并大声哭起来。辛大爷见状，赶紧用手指抠，但怎么也抠不出来。辛大爷只好抱起孙子，三步并作两步跑到马路边，求助一辆解放车司机，到省医院急诊室救助。
不幸的是，孩子还没等到医院，就停止了呼吸。孩子一死，辛大嫂便和辛大爷彻底闹翻了。
不久，长影厂分给辛大哥一套平房，辛大哥一家三口就从辛大爷家里搬了出去。从那以后，辛大嫂再也没回来过。
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不知啥原因，辛大爷和一家姓程的互换房子。据说，辛大爷和辛大娘老两口搬到长江路一带居住。
打那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辛大爷一家。
当年，在王叔家的北侧，还有一户张姓人家。男主人张大爷当年在市里一家集体所有制的饭店工作，因身体有病，长年在家休病假。而他的老伴儿，张大娘（李光）在长春市结核病院做护士工作。
那些年，我们两家走动得很频繁，相处得也很好。后来他家搬到清和街附近居住，但我两家一直有来往。我的媳妇，就是当年张大娘（李光）给我介绍的。
那时，在我的印象中，大平（李小平）的父亲是位特内向型的人，而他的母亲不但是外向型，同时也是一位特热心肠的人。当年，李婶和我母亲相处得也特别好，闲暇时，李婶经常来我家和母亲聊天。
记得那是1966年的夏季，文革刚刚开始，一场“破四旧立四新”的所谓革命风暴正在席卷全国。文革前取的名字认为那是四旧产物，要取具有革命字眼的名字，那才叫赶革命潮流。
一天的周日，我们姐几个正在议论谁的名字该取啥为好的时候，就见李婶来到我家。当她听说姐姐们给我取的名字时，就摇头说，你们取得名字不好听。依我看，喜子就叫“文革”最好不过。当时，姐姐和妹妹们都说叫文革好，即时髦又革命。就这样，李婶给我取的“文革”一名，一直延用至今。
那时，李婶也特别喜欢我。在我的记忆中，记得最清晰的，有两次去李婶家吃饭。
第一次在李婶家吃的是馄炖，当大平他们哥仨个吃完后剩小半锅馄炖。当时，李婶还问我，你能都吃了吗？我对李婶笑笑说，能。随后，我便一口气把那小半锅馄炖都给吃了。
当时，大平和他的妈妈看我这么能吃，都开心地笑了。
记得第二次在李婶家吃的是纯小豆粥，里面还放有许多白糖，感觉特别好吃。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放有白糖的小豆粥。当时，我也是一口气，呼噜呼噜地把半锅粥喝完。
那时，我年龄虽小，但饭量极大。
在那艰苦的岁月，城市居民还用猪肉票购买猪肉。因家家都缺油吃，所以都喜欢买带有肥肉膘的猪肉。
记得那也是在文革期间，大平的母亲李婶在西安桥副食商店里工作。
一天，李婶下班后来到我家，并告诉我母亲，她在商店里的肉案组帮忙卖猪肉，最近商店进来一批猪肉特别肥。
第二天一早，当商店还没开门时，李婶就从后门把我领进去。李婶领我来到肉案前，给我称了足足五斤肥肉膘。当我付完钱和猪肉票时，商店才到点开门。
还有一件事，现在回想起来让我记忆犹新。
一天晚饭后，李婶来到我家同母亲一起聊天。当和母亲聊起钱包的话题时，李婶问我母亲，你有钱包吗？当然有了，母亲一边回答一边拿出自己用黑色条绒布制作的大钱包。
可李婶看后，不觉笑了。拿这么大个钱包去商店买东西，这让小偷看见了，还不给你偷走？你再看看我的钱包吧！说着便从右边裤兜里掏出一个特别精美的，而且还带拉锁的那种小钱包递给我母亲看。李婶笑着对我母亲说道：这个钱包是我亲手制作的，咋样，好看不？那咋还拴个绳呢？母亲问道。就见李婶笑呵呵地说，这你就不懂了吧，这是一条安全绳。当小偷偷钱包的时候，钱包被绳拴着，你说说，那钱包还能丢吗？
当时，我母亲看了李婶自己制作的精美钱包，另外还有一根安全绳拴着，心想，那肯定是丢不了。
就在二位老人聊完钱包这个话题之后的一个周日下午，就见李婶垂头丧气地来到我家，气呼呼地对我母亲说，她上午去建设街副食百货商店买日用品。当她来到二楼时，发现柜台前站有许多顾客在买东西。李婶出于好奇，也挤在众多人群中，费很大力气才挤到柜台边。
当她买完东西后，又挤了出来。而且一边走一边幸运地叨咕，今天总算买到了。可当李婶刚要下楼时，觉得在自己的右腿边上，似乎有啥东西老在磕自己的膝盖。她低头一瞧，原来是自己喜爱的小钱包不知啥时候从裤兜里出来了，还好，钱包还在绳上拴着。
随即，李婶便拿起钱包正准备放回裤兜时，感觉钱包是瘪瘪的。低头再仔细一看，原来钱包的拉锁不知道啥时候被拉开了，钱包虽然没丢，可里面的钱都不见了。李婶一边说，一边沮丧地骂小偷真是可恶至极。
当母亲听完李婶诉说钱包里面的钱丢失的整个过程时，不觉笑出声来。我说喜子她妈，我都丢钱了，你咋还笑呢？李婶嗔怪地问道。
第二天的晚饭后，就见李婶兴冲冲地来到我家。我母亲一看李婶那满脸地笑容，就问李婶：咋这么高兴？钱包里的钱找到了吗？不是钱找到了，而是我在建设街商店抓住一个小偷，李婶兴奋地答道。
随后，李婶便把捉小偷的经过向我母亲一五一十的叙说一遍。
原来，昨天李婶的钱被小偷偷走后，她一直在琢磨，这小偷一定是个小孩子。不然的话，钱包没丢可里面的钱却不见了。对，肯定是小孩在作案。明天我就是不上班，也要把这个小偷给捉住。
第二天一早，李婶去单位请假，说是家里有点事情要去办。随后，她便来到建设街副食百货商店的二楼。
只见，二楼柜台前人头攒动，大家都在争抢购买日用品。正在这时，李婶发现一个小男孩，身着破衣烂衫的，一副蓬头垢面的样子。再仔细观察，这个小男孩不买东西，只是在人群里面乱窜，且贼眉鼠眼的，专往顾客下面裤兜摸。
这时，李婶用眼睛死死盯住这个小男孩。只见有位老年妇女，在柜台里面买完东西后，便用身子往外面挤。这个小男孩紧随这位老年妇女的身后，乘机用脏兮兮的小手，迅速伸进那位老年妇女的裤兜，便掏出一个小钱包，当他刚要塞进自己的怀里时，就见李婶一个箭步蹿上去，并大声喝道：抓小偷，抓小偷！同时，便用两只手死死地抓住小偷拿钱包的手。
这时，被偷的那位老年妇女转过身来，当看她到小偷手里拿着的钱包正是自己的时，这才醒过腔来，便上前和李婶一同抓住小偷。同时，在众人的帮助下，把这个小偷扭送到白菊路派出所。
当民警审完小偷后，告诉李婶，这个小偷并不是昨天偷她钱那个人。李婶虽有些失望，但心里仍是很高兴！今天毕竟抓住了一个小偷。
当李婶对母亲讲完今天抓小偷的整个经过时，母亲笑着对她说：我说她李婶，明天你别在商店里上班了，干脆调到派出所当警察吧！此言一出，便把李婶逗得哈哈大笑！
自从李婶一家下乡走“五七道路”回城后，一直在万宝街附近的一座“五七楼”里面居住。
那时，李婶曾在桥外泰来街上的一家酿造厂做后勤工作。每逢周日休息，李婶一有空闲就会来我家，和我母亲聊天。而每年的春节，我都会去李婶的新住所给她老人家拜年。
巧合的是，有一年的春节期间，正赶上大平兄弟从部队回家探亲，因此，我有幸和他见上一面。
记得那还是在2000年的冬季，我身体稍好些，我再次去李婶住的地方。那里已物是人非，房子早已换主人了。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不但和李婶，还有他的儿子大平兄弟彻底失去了联系。
那是1964年10月的一天，在我家对面南昌胡同8号的王叔一家搬走了，而长春大哥一家随后便搬进王叔家原来的住房。
时间不久，我们两家大人互相就熟悉了。
我们两家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每家都是五个孩子。唯一不同的是，我家只有我一个男孩子，而长春大哥家只有一个女孩。
当长春大哥的母亲得知我家的情况后，深表同情。一有时间就过来和我母亲聊天，老姐俩的性格都是快人快语的人。在日后的日子，俩人相处的如同亲姊妹一般。
记得有一年的冬季，孙婶在一家部队首长住的别墅烧锅炉。一天晚上，孙婶下班回来，给我家买了二十斤小鲫鱼，说是部队照顾职工分的，每斤才四分钱。
当晚，母亲把小鲫鱼收拾完毕，放在铁锅里用醋闷上。把剩下的鲫鱼放在小棚子里面冻起来。
待第二天早上，我们全家美美地吃上又酥又香的醋鲫鱼。母亲还一个劲地说，多亏你们的孙婶，不然的话，咱家上哪里买到这么便宜的鲫鱼。
还有一年的冬季，当孙婶得知我家咸菜不够吃时，便把她家里腌制的一坛小茄子纽送给我家。别说，那时我家还是头一次吃咸茄子。
那些年，我们这趟房的11户人家一直在使用一块电表，每月轮流收取电表费用，很是麻烦。要是自家想安块电表，电业局没熟人话，那是根本做不到。
记得那还是八十年代初的一天，孙婶来我家串门儿，当我母亲和孙婶闲聊，得知我家想安电表，又没有门路时，孙婶听后笑着说，不就是安块电表吗，这事我帮你办。
原来，孙婶的妹妹正好在电业局的表室工作。不久，电业局的工人师傅就把我家的电表给安上了。对此，母亲一个劲儿的向孙婶表示感谢。
在我的记忆里，当年的孙婶帮我家做过许多许多好事，举不胜举。
记得那是七十年代的初期，我们这趟房其他人家都自行安上了下水管道。
当年，我家隔壁邻居邓广清邓叔一家和一位姓舒的人家互换房子。姓舒的大娘一家搬过来不久，我母亲便和舒大娘还有她的女儿舒大姐一家相处得特别好。
后来舒大娘得知我们住的这趟房只有我们一家没安装下水道时，她便主动和我母亲说，让我家把下水管道连接她家的下水管道上。
这样一来，我家下水难的问题就解决了。这件事，看似一件小事，但给我家倒脏水解决很大问题。
从此，我们两家关系越处越好。
那个年月，住在大杂院最大的好处，那就是邻里之间互相都熟悉，人与人之间也相当的热情，如同一家人一样，可谓是，一家有困难家家都会前来帮忙。
记得那是在1979年的5月的下旬，我结婚当天，因家庭条件所限，没有操办，也没有通知任何一家邻居。可当邻居家大叔大婶们得知我结婚的消息后，都纷纷带着礼品前来祝贺。
看着前来众多贺喜的老邻居，母亲激动地不禁热泪盈眶。当时，我看到这番热情似火的场面，也深受感动。
而现在住房条件确实好了，也住上楼房了，但邻居间的感情都被一堵墙给个隔开了。即便是住在对门或一个单元，互相间都不来往，也不熟悉。
三 、如 厕 难
当年，在我们大杂院的南侧，也就是我家的后院，有两栋玻璃工厂家属房，另外还有几处日伪时期的旧房子，还有一栋小二楼。有近百户人家共用两座旱厕（即东西两面各一座）。由于居民多，厕所少的缘故，如厕难的问题一直在困扰我们这些住户。
每天清晨起来，要想去如厕，那就得排队，就跟在商店里面买东西一样。有的男性老者实在是因内急憋不住了，就在厕所外面自行方便。
记得那是我刚参加工作不久的一天。
一大清早起来，因内急，就去我家西侧的那座旱厕，就见男厕所在排队如厕的已经有十多个人了，没办法，我又去东面的旱厕，那里排队等候的人数也不少，我只好强忍着，回家骑自行车，去南昌路旁的一座公共厕所才得以方便。现在回想起来，都成为笑谈。
近年来，市政府对旧城区进行改造，全市的旱厕基本都取消了，都改建成水洗厕所。原南昌胡同东西两座旱厕，也改为水洗厕所，即干净清洁又卫生。
四、儿时玩儿的游戏
每当我看到现在的小朋友们，在电脑上面玩游戏；在手机上玩游戏；去游乐场玩游戏时，看到那一张张可爱的笑脸，想必他们玩儿得一定会很开心。
但我总觉得现在孩子们所玩儿的都是电子游戏，跟我们那个年代的孩子们所玩儿的游戏无法相比。
我们小时候，经常玩儿的游戏，种类繁多，那可都是喜闻乐见的。比如说，女孩子们凑在一起跳皮筋儿、踢口袋、欻嘎啦哈、用双手抖三个口袋等游戏。
可我们男孩子所玩儿的游戏的种类，那可就更多了。
比如说：玩儿扇啪叽。啪唧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真人啪唧”，所谓的真人啪唧，就是在街头小贩手里买成张的啪唧，每一张啪唧都呈圆形的图案，回家后再用剪刀一张张地剪下来。
这种啪唧大都是印有彩色古人头像，还有一些是动物的图像。而另一种啪唧则是用废纸自己叠成的纸啪唧，形状很像一个元宝型，分反正两面。这两种啪唧，可俩人或多人玩儿都可。
另外，还有一种游戏，那就是弹玻璃球。弹玻璃球也叫弹溜溜。弹溜溜的玩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可俩人，也可多人一起玩儿。
每逢冬季来临，小朋友们在一起玩儿打“盒子”，也叫“遛盒子”的一种游戏。这种游戏最适合四至六个人在一起玩儿。即：在地面刨一个直径约20公分的浅坑（叫窑坑），在窑坑的四周（大约长两米乘两米的面积即可）的两侧，刨出对称的四至六个直径大约10公分的小坑，由守城的小朋友手持木棍，而另一头则触在自己的位置（即小坑里），这种游戏也叫做守城池。
玩儿这种游戏时，还要准备一个铁罐头盒子。当玩儿打盒子的游戏时，事先出“石头剪子布”分出胜负，谁输了，谁就去遛罐头盒子。
游戏开始时，由一名小朋友负责把地上的罐头盒子用木棍给打到远处。再由遛盒子的那位小朋友，用手中的棍子把盒子一点一点地给拨拉回来。
玩儿遛盒子也是有技巧的，那就是手疾眼快。乘遛盒子的小朋友不注意时，手里的棍子离开触地的小坑，嗖地一下子将盒子打远，又迅速把棍子撤回，并触到自己的坑里。
假如遛盒子的小朋友把盒子遛进中间的窑坑时，守城的几位小朋友马上就要互换位置，而遛盒子的小朋友就趁机抢到一个小坑（守城的位置）没有抢到位置的小朋友，就充当遛盒子的一员。
撞拐子游戏也叫斗鸡游戏，是一个传统的民间趣味游戏，非常适合青少年及小孩子们玩儿，通过身体的对抗性运动，锻炼四肢协调能力和平衡能力。
游戏规则即：
1、每个人只有一只脚着地，另一只脚前架起来，用手抓着，膝盖向前。然后以膝盖为武器与其他人对撞，不能维持平衡而双脚着地者为输。
2.游戏技巧：撞拐子时，单腿独立，单侧提腿屈膝外展，一手搬住大腿，另一手抓住提起的脚脖子或裤脚，使与直立的大腿构成如同阿拉伯数字“4”的架势，然后单腿蹦跳着用“4”字拐子冲撞、镇压、掀拱对方，前进或倒退，向左或向右，进攻或躲闪，膝盖顶着膝盖，眼睛瞪着眼睛，各自卯足了力气，想方设法使得对方失去重心，从而把对方撞倒或撞趴下，直撞得趔趔趄趄、踉踉跄跄，跌得四仰八叉、人仰马翻。善于保持动态平衡同时又讲究力道，是撞拐子取胜的诀窍。
那时的我，身材虽瘦小，但特别灵巧，一般小朋友都撞不过我。
还有一种游戏，在全国各地也广为流传。那就是藏猫猫，我们这里叫“藏猫乎”。这种藏猫乎的游戏冬夏都可玩儿。藏猫乎游戏一般都在天黑后开始玩儿。经过出“石头剪子布”决胜后，再由一名小朋友捉多名小朋友。
为躲藏的更加隐蔽，小朋友们不怕脏也不怕黑。而每次玩儿完藏猫乎的游戏后，每人身上都会沾上一层灰土。
记得小时候，玩儿更为“惊险动魄”的游戏，那就是“打马仗”。这种游戏在玩儿的时候，小朋友们可分为两伙。一个人背另一个人，来回跑动，背上的人可用手撕扯对方的人。如一方倒地，另一方就算赢了。
这种玩儿法，还可以三个人搭一副“马架”，即：有两个小朋友各自握住自己的一只手腕，另一只手互相错开握住对方的手腕，而另外一个人把双腿放进他俩的双臂里面，再由这俩人把他托起。这样的好处是，俩人托一个人，打起“马仗”来更加得心应手。
记得有一年的夏季，孙家二柱子的弟弟长海，就是坐在两个小朋友手臂支撑的上面打“马仗”。当和另一伙小朋友撕扯倒一块儿时，不知啥原因，两伙人都相继倒下。
这时，把长海压在最低下。只听他哭得撕心裂肺的，等其他小朋友都起来后，发现此时的长海用双手捂住左腿，疼痛难忍。当几个小朋友们把他背回家后，他的父亲便把他送进空军部队医院检查，确诊长海的左腿骨裂。在医院住院后，又把左腿打石膏固定。
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后，长海的身体才康复。由于那次打马仗的事故发生后，都引以为戒，院里的其他小朋友们再也没有玩儿过打“马仗”的游戏。
还有一种游戏，那就是玩儿军棋。那时，我们小朋友之间不但会下象棋而且还会下军棋。
那时，我们所玩儿的军棋并不是俩个人对弈的那种，而是众多孩子们在一起玩儿。
当年，在南昌胡同紧东头的北侧，有一座曾经的日本人的别墅，那里是地院教授宿舍，由两位教授级别的人家住在那里。其中有一家姓王，他家是哥俩。大哥叫王传河，弟弟叫王传斌。王传河年龄稍大些，当时他在二中读高中，他弟弟王传斌在安达街小学读书。
暑期一到，王传河便带领我们院子里面的孩子在一起玩儿军棋游戏。
按军棋游戏的规则，小朋友们可按军棋的颜色分为红绿两伙，且人数相等。当王传河把手里的棋子向上一抛，棋子落地的那一瞬间，小朋友们都蹲在地上各自抢一枚棋子。
当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枚军棋的棋子时，小朋友们都在呼喊，红棋到这边来；绿棋到这边来。这样，自然而然地就分成两伙人了。
游戏的棋子一般可按棋子的顺序，按玩儿游戏的小朋友人数来确定棋子多少，即：上至司令下至连排长，同时不能缺少军旗、工兵、炸弹等棋子。
在游戏开始前，一伙的小朋友还可以互换棋子，并研究“作战”策略。游戏开始后，两伙小朋友互相追逐跑动，。
当一方小朋友捉住另一方的小朋友时，俩人同时亮出手中的棋子。譬如说，一名小朋友手持的是一枚连长的棋子，而另一名小朋友则是营长时，持连长棋子的小朋友就会主动的把手里的棋子交予对方。以此类推。
此种游戏的玩儿法，基本和俩人对弈下军旗类似。最终，一方把另一方都“吃掉”了，或军旗被一方提前挖掉了，就决出胜负了。
那时，住在大杂院子里面的孩子们都很团结，很少有人在一起打架。而且，经常会有一些小朋友凑在一起议论国家大事。
有的小朋友家里有“电匣子”（即收音机），或有的孩子家长订报纸的话，那么这些孩子信息来源就多。而孩子们之间也特爱显摆：你知道什么是洲际弹道导弹吗？那你知道洲际弹道导弹的射程有多远吗？那你知道加加林少校是哪国人吗？那你知道什么是宇宙飞船吗？……这一系列有趣的问题，都是在小朋友之间互相提问互相传播的。
我也是从那时起，对什么是洲际导弹；对前苏联加加林少校在1961年的4月12日驾驶飞船登上太空的一些事情，有个简单的了解。
那时的通讯虽不如现在这样发达，可小朋友们对顶尖的信息都很感兴趣。
譬如说，你知道第26、27、28三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都是哪一年比赛的吗？他们分别在哪个国家哪一座城市举办的吗？这三届男子单打冠军是谁？此时，知道这些信息的小朋友拿出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然后，便口若悬河的给你讲起中国乒乓球名将庄则栋是如何拿下三届世锦赛冠军。可在旁边的另一位小朋友说，你说的不对，这三届男子单打冠军应该是李富荣，每当打决赛时，主教练总是让李富荣故意输给庄则栋，为的是保持三届男子单打冠军都在中国手里。
当年，几个小朋友说是李富荣让球给庄则栋一事我无法考证。可近些年来，随着网络发达了，李富荣让球一事也证实了，确有其事。
我一直在纳闷，当年这些小朋友的这些信息是从何渠道讨来的，时至今日我不得其解。
那个年月，大多数学校因班级多，教室少，都分为上下午班上课。
那时，老师留的课后作业也特别少。每天放学回家，放下书包就写作业，写完作业就到屋外，仨一帮俩一伙的在一起玩耍。即便是每年的寒暑假，作业也不多。
记得那时假期作业都是统一印制的大本作业，算数和语文作业都印在同一张纸上，一天写一篇，作业即可完成。
记得有几个假期，我和院子里的小朋友一起商量把大作业提前做完，好一起玩儿。不到半个月时间，我就把一假期的大作业都写完了，每天从早到晚就是个玩儿。
那时，上学显得特别的轻松，不像现在的小学生，每天被作业压得喘不过气来。
五、儿时的好伙伴儿
当年，老邻居家里的孩子和我最先接触的，而且感情最深的是比我小三岁李婶家里的男孩子，他叫大平（李小平）。
记得刚刚搬进新房的1960年，大平和他的弟弟妹妹们还在上幼儿园。
他的母亲叫张英湄，当年，在副食商店上班。父亲叫李树范，在吉林省印刷物资公司工作。有时，俩人工作忙，孩子一时照看不过来，便把他们哥仨临时送到我家。
时间一久，我便和大平之间逐渐产生了感情，我们哥俩相处得如同亲兄弟一般，我经常领着大平一起玩耍。
那时，我父亲还健在。因家里孩子多，粮食不够吃，父亲便托人在范家屯糖厂买回几坨冻糖渣滓，即：甜菜榨完糖所剩的渣滓。母亲用水淘洗多次后，再掺些包米面，给我们蒸菜团子吃。
当甜菜团子蒸熟后，程黑乎乎的颜色，不但味道难闻，而且很难下咽。每天在吃菜团子的时候，就如同吃苦中药一般。
一天，不知啥原因李婶没有送大平去幼儿园。这一上午，我和大平还有他家隔壁邻居刘婶的二儿子小果（刘向果），一起在外面玩耍。
正当我们三个人玩儿得兴趣正浓时，只见小果转身离开。不大功夫，他便从家里出来，手里还拿着一张油饼，很大方的分给我和大平俩人各一小块油饼，边吃还边说，这是他妈亲自烙的油饼，并且还问油饼好吃吗？我俩随即点了点头，都说好吃。
中午吃饭的时间到了，我回到家里吃一个甜菜丝菜团子。刚刚吃完，就见大平耷拉个脑袋，垂头丧气地走进屋，并气呼呼地跟我说，他妈今天一早临上班前，把一张油饼放在小果家的碗厨里，并叮嘱小果的妈妈，等到中午拿给他吃，可不曾想……
我听后，不觉笑出声来，感情小果请我俩吃的油饼竟然是大平的妈妈留给他的中午饭。
我听完大平的讲述后，便递给他一个甜菜渣滓的包米面菜团子。当他接过后咬了一口，便给吐了，说太难吃，说啥也不肯吃了。
一年后，大平上小学了。
而他的弟弟小货（春安）还在幼儿园里住长托。每逢周六的下午4点，大平都会约我一起去幼儿园接他的弟弟。临走时，幼儿园的阿姨都会拿上两个白面小花卷，递给大平，让他弟弟回家吃。可每次往家走的时候，大平都会分给我一个小花卷。那个年月，能吃上白面小花卷，简直就是一件奢侈的事。
这时间一久，我才恍然大悟，明白大平为啥每周六都会约我去幼儿园一起接他的弟弟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大平有好吃的，都会把我叫到屋外和我一起分享。
记忆中。有一天，大平约我去长建俱乐部看《水手长的故事》电影。当时我对他说我没钱买票，你自己去吧！他看着我笑着说，我请你看电影，随后便从兜里掏出两张电影票。那时的儿童电影票虽然才一角钱，可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对于我的家境来说也拿不出来。
当我接过大平递过来的电影票的那一刻，我激动得不知说啥为好。
这件事虽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可每当回想起电影《水手长的故事》时，我就会想起当年大平请我看电影的那一幕。
大平兄弟从小就跟孙婶家的二头（建凯）兄弟十分要好。1969年末，在二头（建凯）和大平俩人下乡前，为纪念儿时的友谊，一起去照相馆拍照合影留影。时至今日，俩人的合影照片保存得十分完好。
记得那还是“武斗”期间，我在家里闲得无所事事。一天，大平把他家一架特别新的“凤凰牌”上海产的娱乐琴借给我，让我学习弹拨娱乐琴。别说，我的悟性还不错。时间不长，我就学会弹拨娱乐琴了。
自从下乡后，我便把娱乐琴带到乡下。闲暇时，弹上几首曲子，和集体户的知青们一起娱乐。
记得那是1969年，刚刚过完春节，要回集体户的前一天，我便约大平一起去二商店附近的一家人民照相馆合影留念。（这张照片，时至今日我还保留着）。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和大平经常有书信往来。再后来不知啥原因，就失联了。
2021年的夏天，我求助于在派出所工作的一位亲属，是他帮我找到了大平的弟弟小货（春安），这才又联系上大平，同时，我俩还互加微信。当我和大平兄弟在视频里见面的那一刻，激动地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看着视频里面的大平兄弟，我简让我不敢相认我印象中的大平，脸部是胖胖的，浓眉大眼，且嘴角上还带有小酒窝，一说一笑的，很是可爱，也特漂亮。当年，他也是南昌胡同里最有魅气且漂亮的一个男孩子。
而视频里面的大平，他的面貌变化简直太大了，头发都已脱落了。瞅着视频里面的大平，哪里还有少年时期的影子呢，整个就是变了个人一般。看着大平，不觉让我一阵心酸，岁月真的是不饶人呐。
大平在视频里还跟我讲述了他在1969年末，跟随父母下乡走“五七”道路，在延边龙井落户，并在智新中学上学。后来他又随同父母返回长春，在长春四中读书，初中毕业后再次下乡在德惠万宝公社当知青。
在农村当知青期间，接他爸的班回城后，在吉林省印刷物资公司工作。不久，便在单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并在大连旅顺服役，之后又调到北京海军机关，直至退休。
大平结婚后，生育一子，现在北京当兵服役。现在他和老伴儿俩人在北京丰台区定居，每天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
大平的弟弟小货，当年参军转业后，也在物资公司工作，后来单位改制，提前退休，现在北京儿子家，和老伴儿一起照看孙子。大平的妹妹翠英大学毕业后，在长春客车厂工作，直至退休。
自从长春大哥一家搬进南昌胡同8号住宅后，我母亲和孙婶相处的特别好。
由于两家大人和谐相处的关系，自然而然的就影响到我们两家的孩子。这样，我和长春大哥和他的大弟二头（建凯）、三弟球子（建军）、四弟虎子（建兴）逐步相识。一有时间，长春大哥就约我和他们一起玩耍。
那时，长春大哥的妹妹丽颖经常和我的小妹在一起玩耍。
在我印象中，当年的长春大哥特活波可爱。属于外向型的那种人，只见他每天见面总是笑呵呵的，不知愁是啥滋味。而且他还特幽默，也特爱开玩笑。每当他和我母亲聊天时，说出的话，经常会把我们娘俩给逗乐。而且长春大哥还乐于助人，谁家有活他都会主动前去帮忙。
记得那还是“武斗”期间，我家没有电匣子，我求后院一个叫赵明的小朋友帮我组装一台矿石收音机，是用耳机听的那种。为提高收音效果，是长春大哥爬上邓叔家院子里面的那颗大杨树，帮我把天线用瓷瓶架在最高处的树干上。
在日后的日子里，我还经常跟长春大哥开玩笑，叫他“孙天线”，可他并不饶我，出口叫我“张单联”。这件事虽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每当回想起来的时候，我不觉笑出声来。
在我的记忆中，长春大哥有三大爱好：一是爱吹笛子，二是爱打乒乓球，三是爱下象棋。
那时，他一有空就带我去现在的西朝阳路市场观看下象棋，这一看就是一下午。而他的棋艺也很不错，有时也会跟南昌胡同里面的大人对弈。
当年，南昌胡同里最喜欢下象棋的大人有刘德生、邓广清、还有南昌胡同7号里的孔小子（孔祥文）的爸爸，因他下棋臭，所以人称臭老孔。
另外，还有一位喜欢下象棋的老年人姓赵，他是住在南昌胡同4号。记得当年他是长建公司的一名电工，那时，他工作关系已经随同单位一起迁移到西北三线，但他始终有病不上班，据说是高血压病。
那时，我年龄小，棋艺也不咋样，根本不是大人的对手，所以，每天总是观棋。
由于长春大哥特喜爱打乒乓球，有时，他也会带我去五十一中他所在的学校教室里，把几张课桌拼成一张乒乓球案子，和我一起打球，可我每次和长春大哥打球都会输给他。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长春大哥应该是用左撇子打球。
现在，不知长春大哥这三个爱好发展得咋样了。
那年月，家家户户不但困难，而且还受燃煤短缺的困扰。每天天不亮，长春大哥和他大弟二头便约我一起去锅炉房捡煤核，几乎天天如此。
每当夏季来临，我们便相约一起去铁西的西边大河和南湖游泳区偷着去学游泳。因我母亲成天告诫我不要去河里游泳，担心会淹死。还经常对我说，每年长春市都会有小孩子去河里游泳被淹死。
记得有一次我偷着和长春大哥一起去南湖学习游泳。在游泳区里，恰巧遇见长春大哥的爸爸孙叔也在那里游泳。当孙叔得知我不会游泳时，他就手把手地教我如何学习蛙泳和侧泳。
当时，我既高兴又害怕，害怕孙叔回家和我母亲说起我去南湖游泳的事，要是那样的话，我可就惨了！
由于母亲的限制，加上我胆子小，时至今日，我也没学会游泳。
1966年的5月间，文革正式开始。
不知啥时候起，全市忽然刮起一阵养热带鱼之风。只见左邻右舍家里几乎都在养孔雀之类的热带鱼。当时，我也想养鱼，正在犯愁没有鱼缸的时候，长春大哥便出现我的面前。
当年的长春大哥非常心灵手巧，做啥像啥。是他帮我找来薄铁片，煨成角铁型，然后再用铆钉制作成鱼缸框。不知他在哪里找来玻璃，他用车刀把玻璃按尺寸割好，再用水泥勾缝。
这样，一个漂亮的鱼缸就呈现我俩的面前。在长春大哥的帮助下，我也加入到养热带鱼的行列里。
当年，在南昌胡同6号日本房北侧的屋子里，住着姓高的一户人家，他家有个男孩叫铁蛋。
那时，我跟铁蛋也很要好，并经常在一起玩耍。后来，铁蛋一家搬走了。新搬进来一户姓万的人家，他家的老太太养了许多孔雀鱼，价格也便宜，我也曾去她家里买过鱼。
记得在安达小学校操场的东侧，有一座灰色的二层楼，住在楼里的人家几乎都在卖孔雀鱼。当时，那座楼在安达街那一片很是有名，附近的孩子们都叫它“财迷楼”。
那时，长春大哥经常会带我和院里的孩子们一起去那里买鱼。
养鱼不但给我带来许多乐趣，同时也让我增加了和小朋友们之间的友谊。
那时，小朋友之间所养的鱼，有品种好的都互相无偿转让分享。
当年，在南昌胡同里居住的，和我一般大小的小朋友有近二十多个，我和他们都非常要好，每天都和他们在一起玩耍。
记忆中，有日本王家的忠玉和他的弟弟小小（王忠原）、在6号住宅里的孔家大儿子孔小子（孔祥文）、老孙家的大锁子和他弟弟二柱子还有长海、在4号住宅的吕叔家的大儿子大嘴子（吕平），和大嘴子家的对门是刘姓一家三口人，除老两口外，还有一个儿子叫刘国杰。老两口都是剃头匠，就是手里拿个“唤头”，走街串巷的那种剃头师傅，那时，我也经常去他家剃头。
还有王裁缝王叔家的二儿子王德（二山东子）和他的四弟王凯（外号叫四吗啡）……
在这里，我还要格外介绍一下孔小子（孔祥文）。
当年孔小子下乡插队，后来被推荐到长春市商业学校读书，学的是面案。毕业后被安排在长春市春谊宾馆工作。
1979年我结婚时，请孔小子掌勺，在我家先后办两桌酒席，分别请的是单位好友和左邻右舍的好邻居。
后来听说孔小子调到省外贸工作，时间不久，单位又派他去省外贸驻秦皇岛市办事处做管理工作。同时，孔小子全家人都搬迁到秦皇岛市定居。从那之后，我俩就断了联系。
记得那是在90年代末的一天晚上，我正在观看吉林电视台播放的守望都市节目，只见一位拄着双拐的男子在接受记者采访。我仔细一瞧，让我惊呆了！这不就是孔家的大小子孔祥文吗？从他和采访记者的谈话中我了解到，他是吉林省外贸驻秦皇岛市办事处的一名工作人员。
自改革开放后，外贸出口都由各个企业单位自行与外商洽谈。这样一来，外贸部门就不景气了，已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由于外贸行业不景气，吉林省外贸驻秦皇岛市办事处已拖欠全体人员的工资一年有余。尤其是孔小子还患有双侧股骨头坏死病，因没有钱医治，只能在家干挺着。
看完记者采访的画面，我的心情很不好。我担心孔小子的身体疾病何时能治好，他家的生活来源靠什么？他们全家何时才能摆脱困境。
自那次看完电视记者采访孔小子的那一幕之后，再没听到有关孔小子的任何音讯。
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月地流逝，我与南昌胡同里的儿时伙伴儿也渐渐地失去联系。
有时回想起童年时代，那些曾经和自己在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们，还有和他们一起所经历的那些一例一例的往事时，时至今日，仍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六、知恩图报
俗话说得好：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从小受父母的熏陶，对于别人给予的好处绝不能忘记，这就是知恩图报。
我的理解是：知恩图报虽然只是四个字，但也是检验一个人活在世上，对您有恩的人是否要牢记在心里面。一旦您有机会，一定要对恩人施以回报，这就是所说的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只要秉承这一理念，活在世上就会让人高看您一眼。
前面提到，隔壁邻居舒大娘对我家的善举——帮我家解决下水道排水难的问题后，我们两家的关系越处越好。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两家相处得其乐融融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其原因是，我们两家屋外的过道上，雨水该往何处流的问题发生了分歧。再加上舒大娘受邻居某某人的挑唆，因此，二位老人之间产生隔阂，一直没有解决。终于在一天的上午，我们两家彻底闹掰了。
当初，我正在住校，对家里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一天的周六下午，我回到家里。母亲这才把事情的原委告诉我，我听后就笑了。母亲当时有些莫名其妙，我这都快愁死了，你咋还笑？母亲用生气的口吻问我。
我对母亲说，您老在家里面等着，这事我来解决。母亲一听就急了，忙说，可不许跟你舒大娘胡来。我笑着走出门，转身又走进舒大娘的家里。
我看见舒大娘和她的女儿舒大姐都在家，她娘俩一看是我来了，先是一愣。随即，舒大姐便用质问的口吻问我，你来我家干啥？我笑着说：舒大娘、舒大姐，喜子向你们娘俩道歉来了。都怪我，那天我不在家，不然的话，我母亲决不能因一点小事和您娘俩争吵。我清楚，您家是我家的恩人，这件事一定是事出有因，您二位千万不要生气，我母亲也是一时糊涂，能给我个面子好吗？我说完话后，就见舒大娘和舒大姐俩人都有些不自然地笑了。都说，这里有误会，有误会。
我一看，舒大娘和舒大姐的气已消，随即便告辞，又返回我家。
刚进屋，就见母亲焦急地问我打起来了吗？我笑着说，打什么架，我是给舒大娘和舒大姐赔礼道歉去了，人家对咱家有恩，咱不能恩将仇报。
打那以后，舒大娘母女俩和我母亲冰释前嫌重归于好。在以后的日子里，舒大娘还把某某人在背后挑唆的事情，一一向我母亲道来。
从此，老姐俩再不隔心，往来得更加亲密了。
再后来，舒大姐的丈夫张海源大哥在舒家入赘后，我们两家相处的更是亲如一家。
那是在1984年的夏季的一天，海源大哥弄来两张铁皮，说是要做蜂窝煤炉子。我求助我单位的焊工，制作两个蜂窝煤炉子。
也就是从那时起，南昌胡同大杂院里，分别有两个蜂窝煤炉子各自放在舒、张两家的院子里。
该蜂窝煤炉子，一直延续用了好几年。后来，我们两家各自都有了液化气罐。蜂窝煤炉子，已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在南昌胡同拆迁前的1987年5月份，我母亲去医院检查，医生确诊为肺癌晚期。
房屋拆迁后，母亲的病情一天天的加重。我们姐五个商量后，决定让母亲暂住二姐家，并由云妹伺候。在母亲病重后期，又将母亲送到三妹家住，主要考虑三妹在省职业病院做护士工作，护理母亲更为方便些。
1988年夏初的一天，不知舒大娘从哪里得到我母亲病重的消息，非让她姑爷海源大哥用自行车驮着舒大娘，大老远的来三妹家看望我母亲。
当老姐俩见面时，母亲激动地不禁热泪盈眶。一再表示，对舒大娘的到来表示感谢！
遗憾的是，那次她老姐俩的见面，竟是俩人最后地诀别。
母亲于1988年8月24日这一天，因病医治无效，永远地离开我们！
每当我回忆起舒大娘去看望我母亲的那一幕时，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那时的舒大娘，虽已年老体迈，本身患有多种疾病，但还在惦记着我的母亲，这让我深受感动！
当年，住在南昌胡同8号住宅的张大爷家有个儿子叫张弢，是老两口的独生子。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张大哥在一汽下属的洮南农场开拖拉机。因长期两地生活，不能在家照顾老人和孩子。当我得知这一情况后，便把张弢大哥调入我单位做机修工作。
1984年初，我公司劳务出国科威特，我又找人让张弢大哥出国工作两年。在张弢大哥出国的日子里，我经常去看望张大娘（那时的张大爷早已去世）。
为解决张大娘如厕难的问题，我找水暖工给她家里安上了蹲便器。冬季来临，我又帮助张大娘家里安上了温水炉子。当我看张大娘家的劈柴不够过冬的，我又在木工厂给她老人家买回300斤的木柈子。
我想，我所做的这些，就是当年他们热心的帮助我们家，我给予他们一点点地回报吧！
记得那还是1987年末。那时，我已经在公司做劳资工作。我家的老邻居，也是当年和我家一起回迁到南昌胡同里面居住的王裁缝王叔的四儿子，他小名叫小四（王凯）。他自参军退伍后，被安排在桥外的有色金属线材厂工作。因工作不顺心，所以不好好工作，因长期旷工，被单位除名。
后来王叔和王婶找我，看能否变通一下，把小四调到我单位工作。我当即就答应了，随后，我就到小四所在的工作单位，经和该厂的劳资科的安科长商议后，便把小四调到我公司下属的一个单位学开车。
日后，王叔有可能是为回报我，便主动给我的一件旧羊皮大衣，改制加工成一件新大衣。
其实，王叔也是个性极强的人。他虽在南昌胡同里居住多年，但他从来没有给任何邻居做过一件衣服。我想，他老人家能主动给我做衣服，这就是我们爷俩的缘分吧！
当年，王叔的房子拆迁前，在西安大路附近居住时，和我家就是邻居，他家就在我家的隔壁。那时，我们两家大人之间相处的就特别好。后来，我们又一起搬到南昌胡同居住，我父亲去世后，王叔也没少帮助我家。随着我的年龄逐渐长大，我和王叔成为忘年交，我们爷俩相处得比他那几个儿子都要好。
那时，王叔和我无话不说，家里有啥事他都找我商量。
记得那是1992年春季的一天，王叔突然来单位找我。当我让王叔坐下后，便问他找我有何事时，只见他老人家一副愁眉苦脸相。我又问他，您找我到底有啥事？他这才慢吞吞地说，我王婶没有劳保，而他现在的退休费又太少，现在生活上遇到困难。问我，向他那几个儿子要生活费可以吗？我笑着对他说，他们是您的儿子，管他们要生活费，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随即，我就让他在我办公室里给他那几个儿子分别打电话要生活费。不曾想，那几个儿子都说，不用商量每月都按时给生活费。王叔听后，满意地笑了。
记得还有一件事，这件事也是王叔有生以来所做的唯一件糗事。每当我回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忍俊不禁。
记得那还是1992年末的一天，当时我正在家里，就见王叔他老人家愁眉苦脸的来到我家，落座后，便把家里发生的事情一一向我讲诉。
原来，几天前，王叔在家里和王婶吵架，一时生气，竟然把王婶给打了。这一打不要紧，王婶便离家出走了。这一走就是半个多月也没回家，可把王叔给愁坏了。因王叔这一生都不会做饭，每天他只好去饭店吃饭。
为让王婶早日回家，王叔只好硬着头皮去王婶的娘家的亲戚家找她。可先后去了几次，她娘家人都说没来。对此，王叔一直不死心也很执着，几乎天天都去找。
王婶的娘家人一看王叔蔫了吧唧的样子，一副可怜相，便让他写一份检讨书，保证王婶回家后不再动手打了。可王叔毕竟文化水平低，一张纸他就写了20多个字。王婶的娘家人对他说检讨不深刻，并让他回家再重新写。
就这样，王叔便来到我家，求助我帮他写一份检讨书。我一听就笑了，我说，对不起王叔，我长这么大还真没写过检讨书，要不让您的老儿子小勇帮您写，小勇又是法官，写份检讨书，那还不是信手拈来的事。
王叔一听，苦笑着说，小喜子你可别拿王叔开玩笑了，这种事情能让孩子们知道吗？我对王叔说，那王婶回来后，您还欺负她吗？就见王叔一个劲儿地点头，称这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以后绝不会再犯了。
当我帮他把检讨书写好后，让王叔签字后又按个手印。没成想，第二天王婶就跟王叔一起回来了。
王叔为感谢我，非要让我去他家喝酒。我再三推让，可王叔就是不肯罢休，还一个劲儿地说，你婶在家菜都炒好了，酒也烫好了。一看王叔的诚意劲儿，我只好去他家坐客。
几年后，王叔和王婶老两口搬到南湖新村居住。有时，老两口还一起来我家坐上一会儿。
再后来，就不见任何音讯，据说老两口先后离世了。
由于家教严有关，我从小就懂得尊重老人，每逢和老人走在对面时，我都主动打招呼。尤其是逢年过节，我都会主动去他们家拜年。
由于我对老年人特别的尊重，所以，众多叔叔和大婶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而他们和我相处得都很好，还有几位老人特别喜欢我，并且还经常和我开玩笑。那时，我也放松自己，有时也没大没小的和他们开玩笑，经常会把他们几位老人逗得哈哈大笑。
记得每年放暑假期间，写完作业后，我就会陪同于大娘、曹婶、王振发（王叔）等几位老人打扑克。有时，我因家里有事情，一时没去玩儿扑克，于大娘还会打发人到家里来找我。
当年在南昌胡同里面，在我印象极为深刻的有这么几位老人：刘德生、杨绍曾杨叔、王裁缝王叔、邓广清邓叔等，他们都是和我一趟房的老人。
几位老人各自的绰号，都是平日里他们互相起的。出于对他们几位老人的尊敬，我从未和任何人叫过绰号。
每逢夏季来临，这四位老人经常聚在一起喝茶水、下象棋，或在一起打扑克。互相开玩笑，互相叫绰号，我也经常会站在他们身边看热闹。
当年，我家住在西安大路时，曾和我家在一起居住的老邻居白铁匠杨叔，早在小区回迁前因病去世。现在，杨婶和大女儿玉兰（杨玉兰）一起生活。每年，我都会去玉兰妹子家看望杨婶。杨婶她老人家虽已八十多岁了，但身体还是那么的硬朗。
2015年的夏季，我三妹从深圳回来。我们姐五人在一天的上午，特意去玉兰妹子家去看杨婶，并合影留念。
可惜的是，杨婶的小女儿玉梅（杨玉梅）因患癌症，已去世多年。杨婶的儿子玉成（杨玉成）和她的二女儿玉玲（杨玉玲）都已退休，退休后的生活都很不错。
记得那是在20多年前初夏的一天，我去原单位老同志钱大哥家串门。钱大嫂对我说，邓广清在楼下打麻将呢。我听后，转身下楼来到外面。当走到麻将桌前时，我一眼就认出邓广清邓叔在打麻将。
那时，邓叔一家从南昌胡同里搬走已有20多年了，我们爷俩也一直未曾见过面。当时，我就想和邓叔开个玩笑。
当我站在邓叔旁边，煞有介事地问一声：你们这里有没有叫邓沙包的人？就见邓叔抬起头瞅瞅我，没吱声。我又问一句：哪位同志叫邓沙包？只见邓叔又抬起头瞅着我笑了，我接着又问，你就是邓沙包同志吗？
这时，站在一旁的钱大嫂早已笑得前仰后合地对我说，你可别逗他了。然后她对邓叔说，站在你面前的就是当年你住在南昌胡同里的老邻居，老张家的喜子。邓叔听后，这才恍然大悟。
在和邓叔聊天时得知，邓婶早些年就去世了，他现在和后老伴儿在一起生活。他儿子铁子（邓云铁）和他在同一个小区住，在当汽车司机，工作还不错。（后来听说铁子在前些年也因病去世了）他的大女儿邓云芝和女婿付燕忠早些年已从外地调回长春工作。
邓云芝大姐调回长春后，一直在吉林省妇幼保健院工作，直至退休。不过，邓大姐的丈夫付燕忠调回长春后不久，因患癌症去世。邓叔的小女儿小菊（邓云菊）大学毕业后在吉林省国家安全厅工作，后来还把她二姐小玲子（邓云玲），调到吉林省司法局医院做护士工作。
那时的邓叔已经八十多岁了，几年后，钱大嫂告知我，邓广清邓叔因病去世了。
当年，我们所住的南昌胡同大杂院是我单位开发的。在回迁前，我找开发的公司经理帮忙，尽量满足几位老人回迁的需求。可几位老人一致说，非要和我住邻居不可。
当舒大娘得知我要的是27栋4单元2楼时，她老人家非要住在我的楼下，而张大娘则选择三单元的一楼。这样一来，我和二位老人又成为邻居了。
我想，二位老人愿意同和我住在一起，这就是我们之间的缘份吧！
杨婶的回迁房，经她几次选房，最终选择在安达小区八号楼的二楼，虽然屋子靠西山墙，但屋内阳光充足，对此，杨婶对房子很是满意。
遗憾的是，在我们房屋拆迁第二年的1988年7月，母亲因患肺癌医治无效，永远地离开我们。老人家期盼已久的新房没有如愿住上，让我这个当儿子的深感内疚！
为纪念母亲去世33周年，我特意在今年的清明前夕，写了一篇散文《母爱的情思》，献给我最亲爱的母亲，以此寄托我的哀思！
七、愿孙叔和孙婶一路走好
记得那是上个世纪的1999年。
一天，突然接到孙婶给我打来的电话，说是孙叔因病要去结核病院住院治疗，并托我找个权威医生给孙叔治疗。我听后二话没说，撂下电话就跟我媳妇秀华把孙叔的病情简单地说一下。
第二天，经过秀华与她们医院院长沟通后，顺利的把孙叔安排住院，同时，又找医院权威专家给孙叔彻底检查。
那时，我的腰病正复发，走路比较困难。几天后，身体稍微恢复一些，我便到医院病房去看望孙叔，疗区的护士告诉我，孙叔已出院了。
我返身坐上公交车，按孙婶给我的地址，在青海街附近找到了孙叔和孙婶家的住宅。
我进屋时，看见孙叔正躺在床上，经询问后得知，经医生确诊孙叔得的不是结核病，待检查完身体后，觉得没啥事就出院了。
当时，我看孙叔的精神状态还不错，真看不出孙叔是一个病人。我心里还默默地在想，不是结核病就好，慢慢在家调养几日身体就会完全康复。
那天，我和孙叔聊了很长时间。
日后，每当晚上我去文化广场散步时，还经常看到孙婶和孙叔二老也在那里散步。当我和孙叔谈起他的病情时，他告诉我，身体没事了，已经完全康复了。
就在2009年夏季的一天，我有事路过青海街时。巧遇孙婶一个人在树荫底下乘凉，当我问起孙叔的病况时，只见孙婶眼含热泪告诉我，孙叔因患癌症已经去世了。我听后，为之一振，不觉眼睛模糊了。心想，孙叔身体本来好好的，这人说走咋就走了呢？
记得，那是2014年冬季的一天，我的心脏病又复发了。那天一大早，我正去往市二医院的路上，在朝阳桥上巧遇孙婶的二儿子二头（孙建凯）兄弟，当我询问孙婶身体状况时，就见二头把低下沉默半天后，这才缓缓地抬起头告诉我，他母亲已因病去世了，我听后，心里非常难过。
当时，我因病魔缠身，只和二头兄弟简单的聊一些有关长春大哥和他弟弟妹妹的一些情况。
那次和二头兄弟分别后，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我家的好邻居孙叔和孙婶都已远离我们了，我只能独自一人默默地祈祷，愿孙叔和孙婶二老一路走好！
八、魂牵梦绕的南昌胡同老宅
说是魂牵梦绕的南昌胡同老宅，一点儿都不为过。近年来，由于岁数大的原因，特喜欢怀旧。尤其是往事，经常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晚上睡觉做梦时，经常会梦见当年南昌胡同里的老宅；梦见和我在一起的那些老人，还有儿时的小伙伴儿们。
我心中的怀旧感，还经常会促使我独自一人前往南昌胡同的旧址，并驻足在那里观望，极力去寻觅逝去的大杂院影子。只可惜，在我的周围；在我的视野里，只有那一座座的居民楼矗立在那里。
每当来到我家老宅的旧址时，从内心深处感到无比的忧伤。昔日的老宅早已不复存在，而呈现在我面前的是朝阳区教师幼儿园的四层楼矗立在那里。
当我再仔细端详教师幼儿园的楼时，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楼的大门竟然是建在我家老宅的旧址上，这也太巧合了吧！而更为巧合的是，我的女儿巍巍，多年前，就已经在这所幼儿园里工作了，我想，这也许就是天意吧！
记忆中的南昌胡同里面的大杂院，和昔日的老宅虽已不复存在，但我的女儿每天在这里上班，我想，这就是老天爷在眷顾我这个性情中人，让我的女儿每天替我守侯在老宅的旧址上，这也让我从内心感到一丝地安慰！
尾 声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
不觉间，半个多世纪瞬间就过去了。每当闲暇时，我会独自一人在静静地思考，竭力去寻觅逝去的年华；竭力去追寻昔日的人情世故；竭力去寻觅我在南昌胡同里成长的足迹。
然而，令我遗憾的是，这一切的一切，只能在虚无缥缈回忆中显现，那些早已逝去的往事，永远也不会再现了！
但是，2021年也是令我最幸运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有幸分别找到了当年两个儿时的好伙伴儿——大平兄弟及长春大哥。正可谓：岁月无情人有情,花若凋零香依存！
而不幸的是，两家的四位老人早已远离我们多年，即：大平的父亲（李树范）于1985年、他母亲（张英湄）于1999年因病相继离世。而长春大哥的父亲，孙叔（孙绍棠）于2008年因患舌苔癌病故；孙婶（朱洪珍）于2010年因患肺癌病故。
对于我们三家老人相继离世，我从内心感到万分悲痛！
据我所知，南昌胡同大杂院里的老一辈人，大多数都已作古。
到目前为止，仅剩刘叔（刘德生）的老伴儿刘婶，还有杨叔（杨绍曾）的老伴儿杨婶二位老人还健在，而我们这一代人随着岁月地流逝，也都已迈入花甲、古稀之年了。
虽然南昌胡同里我们三家的老人都已不在人世，但是，由老一辈人所建立起来的邻里之间的深厚友谊是永存的。作为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要把这种友谊给传承下去。
人的一生是短暂的，也是残酷的，回忆人生也是痛苦的。记忆中的南昌胡同虽已成为历史，但它早已埋藏在我的心底，将永远永远也抹不去！
2021年10月写于弘海小区寓所
修改于2025年6月
【作者简介：张文革（笔名老革）、老三届知青、原建筑公司退休干部。现为长春市朝阳区作家协会、长春作家协会、吉林省科普作家协会会员。虽已到古稀之年，但始终不渝地酷爱文学，以“在文字里寻找快乐，在快乐中安度晚年”为人生宗旨，用笔墨书写对生活的热爱与感悟！】
文字、编辑、制作：老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