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他的好我一直记得
——赵康印象（一）
（刘玉伟）
从1975年夏天，我和赵康认识到现在，已经整整50年了。现在回忆起来，就像是在昨天。我好想念过去的日子！真的是回不去了！
人们常说，谁和谁认识，谁和谁能成为朋友和家人，都是老天安排好的缘分。现在想一想，我和赵康能够认识和成为好朋友，真的也是上天安排好的。赵康，取了他爸妈的姓，名字好听也好叫。他曾经也是三原工务段的职工，1979年考上大学，毕业后一直在金融系统工作。他在工务段时，我们成了最要好的朋友，就是我们以后很少来往了，他对我的好，我也一直记在心里。
我至今都记得，1974年4月，我写得第一篇稿件在《西铁工人》报上发表后，就被工务段派到西安铁路分局通讯员学习班学习了。学习班在西安市东六路的铁路招待所，主管是分局宣传部的朱述成，他后来调到省广播电台了。西安铁路局《西铁工人》报（今天的《西安铁道》报)的驻分局记者彭建华就住在学习班的隔壁。他是上海人，家也在上海，后来也调到《上海铁道报》社了。
1975年3月，我从西安铁路分局通讯员学习班回到工务段后，就在段通讯组里继续写稿，那年的夏天，我去大程工区采访赵康的事迹。我下了火车走进工区时，职工们都在午休。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从宿舍里走出来，他身高在一米七五左右，虎头虎脑，寸头乌黑闪亮，圆圆的脸庞上，浓眉下的那双眼睛，不是很大却炯炯有神。他那浓密的络腮胡茬，似乎让他显得更加成熟。他赤裸着上身，只穿了一件蓝色的短裤头，浑身上下，凡是裸露的地方都闪着褐红色的光。我又看了他几眼，他的胸肌和腹肌，还有小腿上的肌肉也很结实。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我第一次见到赵康时，就觉得他是一个帅气结实的小伙子。
我那天还没有开口，赵康就笑着对我说:“你就是刘玉伟吧?我叫赵康，家也在西安。”他的手很大，握住我的手后，我能感觉到他手上的老茧和力量。我当时还很纳闷，我们是第一次见面，谁也不认识谁，他是怎么知道我的?我后来回到铜川南站的道岔工区后，我同宿舍的职工仝胜利才对我说，他和赵康都在工务段专案组待过，他们在一起聊天时，仝胜利多次和他说起过我，赵康就对他说:“仝哥，我也想和刘玉伟认识一下。”仝胜利就对赵康说:“刘玉伟真的很好！他也喜欢交朋友，你只要给他写信，他一定会给你回信的！”
仝胜利也是铁路子弟，他父亲是西安机务段的火车司机，家住在太华路上的纱厂街，他是西安市第38中的学生，下乡到了旬邑县的职田，也是1970年8月招工到三原工务段的，我们都分到了铜川南站（原来的宜古村)道岔工区，还分在一个单身宿舍里。我们宿舍里住了三个新工，除了我和仝胜利外，另外一个叫朱西安，和我同岁，我们俩都是西安市第43中学的初中生，下乡后和都在旬邑县崔家河大队，我在一小队，朱西安在三小队。仝胜利比我俩大三四岁，我俩平时也都喜欢叫他仝哥。
仝胜利是高六六级的学生，在学校学习成绩就很好，在工区待了没几年，就去了段上办的“721”职工大学，毕业后留在了段财务室，还担任过财务室的主任，后来又调到了铁路局的审计处。赵康还没有给我写信，1974年7月，我就去了西安分局通讯员学习班，在那里学习了八个多月。因此，我们这一次虽说是第一次见面，彼此似乎并不陌生，后来成为好朋友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我那天通过采访了解到，赵康出生于1953年，他的爸妈都是陕西师范大学的毕业生，他是师大附中初六九级的学生，他们那一届学生都去三线修铁路了，他是在三线入的党。他1973年初从三线回来，就分到了三原工务段阎良线路领工区管内的大程工区，他还担任着领工区的团支部书记和领工区党支部的副书记。他还多次被评为段、分局和铁路局的优秀共产党员。我采写他的那篇稿件《保持艰苦奋斗精神》，发表在1975年11月1日的《西铁工人》报（今天的《西安铁道》报)上。1976年8月7日的《西铁工人》报还发表过我们俩合写得文章。那时，我们都是工务段的工人理论辅导员。（备注:仝胜利今年春节期间在西安病逝了）
刘玉伟，2024年6月10日于西安市大明宫铁路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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