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画坛，龙纯立的奔马图卷如一道惊雷，以其矫健的动势和勃发的生命力令人过目难忘。作为徐悲鸿画马体系的第三代传人——师承徐氏大弟子刘勃舒——龙纯立的马却非对师门的简单复刻，而是一次融合个人生命体验与时代精神的再创造。他以水墨为骨，以豪情为魂，使笔下的骏马挣脱了传统程式的藩篱，在宣纸上踏出雷霆万钧之势。

师承与突破：徐氏画马体系的第三代传人

龙纯立与画马结缘始于1984年，经何韵兰引荐正式拜入中央美院刘勃舒门下。刘勃舒以草书入画，将徐悲鸿写实主义的马提升至写意境界，艺术格调极高。龙纯立虽敬畏师法，却清醒地意识到：“学习老师不能全程靠模仿，一定要走出自己的路。” 这一清醒认知使其跳出了“徐悲鸿—刘勃舒”体系的影子。刘勃舒以草书笔意提炼马的飘逸神韵，而龙纯立则从自身经历中另辟蹊径——他将少年时代专业体操训练中对身体力与美的敏锐感知，转化为笔下骏马独有的肌肉张力和运动韵律。于是，他的马不再是书斋中的雅玩，而是力与速的化身，每一根线条都奔涌着生命的激情。

力与美的化身：从体操运动员到画马名家

“在绘马时通过感觉构图，画面中融入自己内在生命的神韵。” 龙纯立的这句自白揭示了其艺术的核心密码。专业体操运动员的经历让他对形体的动态平衡、力量的瞬间爆发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这种独特体验被完美灌注于水墨之中：

腾跃之姿：他笔下的马常呈凌空飞跃之态，后蹄蹬地之力与颈项昂扬之势形成张力结构，如《雄风万里》中马身如满弓，蓄千钧之力于毫端；

流动之线：马的轮廓线并非静态勾勒，而以书法性笔意一气呵成，鬃毛飞散如疾风中的火焰，马尾扫出墨痕似裂帛，赋予画面强烈的速度感；

结构之变：不同于徐悲鸿对解剖精准的追求，他更重意象表达，通过夸张的腿长与颈背弧线强化视觉冲击，使马在“形似”之上更显“神超”。

破纸而出的神骏：龙氏画马的技法与气韵

观龙纯立的马，总觉其欲破纸而出。这种震撼源于他对水墨特性的深刻领悟与创造性运用。其作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淡墨渲染的躯体如云烟蒸腾，焦墨挥写的蹄、眼则如金石凿刻，虚实的交响中，马不再是血肉之躯，而升华为一种精神符号。更精妙处在于他对“空白”的经营：画中常不设背景，骏马独行于无垠天地间。这种“计白当黑”的构图，既承袭中国画“无画处皆成妙境”的哲学，又使马的运动轨迹在想象空间中无限延伸——或踏碎荒原风雪，或穿越历史长河，成为永恒奋进的象征。所谓“蹄下生烟”“一往直前”，实为画家以有限笔墨邀观者共赴无限之境的艺术魔法。

马即精神：民族气质的艺术投射

龙纯立曾直言：“我爱画马，是因为马很美。他象极了中国人，尤其是那一股永远向前的精神气质。” 此言道出其艺术的精神内核。他笔下的马，既非宫廷厩苑中的珍玩，亦非边塞诗里的悲凉意象，而是充满现代性的进取者：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俯身疾驰的孤马，如开拓者筚路蓝缕的写照； 群马图卷里并驾齐驱的阵势，则呼应对团结奋进的时代呼唤。

这种意象选择绝非偶然，而是画家对中华文化“天行健”精神的深刻共鸣。徐悲鸿的马承载危世中的民族忧思，刘勃舒的马透逸士的超然，而龙纯立的马，则是崛起时代自信的图腾——优雅而强悍，谦逊而无畏。

中西画兼具精神的海派画家龙纯立，花甲之年在水墨天地中找到艺术归宿，千幅马作的锤炼，使他在“师古人”与“师造化”的平衡中开辟新径。其笔下神骏早已超越动物画的范畴，成为力与美、传统与现代、个体生命与民族气质的复合载体。当那些腾跃的骏马从宣纸上呼啸而过，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画家对笔墨程式的革新，更是一个古老民族在时代浪潮中奔涌向前的精神显影——正如龙纯立所坚信：水墨之马，即是中国人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