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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鲁迅的思想发展道路
【程凯华】
列宁研究马克思思想发展所作的结论是:“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既着眼于哲学思想，也着眼于政治立场，全面地阐明了作为世界观的两个主要方面。我们研究鲁迅的思想发展，也应在这两方面都有所阐明。
关于鲁迅的思想发展，1933年，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提出鲁迅的思想发展道路有一个“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战士”（见鲁迅著、瞿秋白选编《鲁迅杂感选集》，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的根本转变。从那以后，大多数鲁迅研究者都承认这一转变，并不断探讨、研究这一转变。人们希望通过鲁迅思想发展道路及其根本转变的研究，来总结中国知识分子追寻革命道路及思想演变的规律与经验，并从中探讨中国文化革命的某些特点与轨迹，因而使这个问题成为鲁迅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笔者认为，瞿秋白对鲁迅思想发展道路的分析和概括，阐明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转化的根本途径和客观规律，是基本正确的，但从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也还存在某些缺陷。（参看程凯华:《中外名家论名家<瞿秋白论鲁迅>》，中国书籍出版社2017年版）
1956年，在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大会上，茅盾作了题为《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重要报告，明确指出1927年前后是鲁迅思想发展的转折点，将鲁迅思想分为前期后期。茅盾认为:1927年以前，鲁迅是一位革命民主主义者，1927年以后，鲁迅是一位共产主义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就是鲁迅的思想发展道路。茅盾这一观点超越了瞿秋白的相关见解，显得更为科学。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茅盾提出的这个新论断呢？这里笔者认为首先需要弄清的问题是:鲁迅一生跨越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他的整个活动是在民主革命阶段内，主要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同时，终其一生，鲁迅没有参加共产党，是不是像有些人所说他仅仅是一位革命民主主义者呢？关于这个问题，在茅盾以前，毛泽东作了明确的回答。他曾多次说过:鲁迅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早在1937年，毛泽东《在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中就说过:鲁迅“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说:“为什么文化‘围剿‘一败涂地了呢？这还不可深长思之吗？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直到新中国成立后，1957年，毛泽东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再一次明确地说:“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在这些论述中，毛泽东明确地认为鲁迅后期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应该说这对茅盾提出的关于鲁迅思想发展的新论断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
那么，鲁迅是怎样走上革命民主主义道路，成为一位革命民主主义者?又是怎样从一位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位共产主义者的呢？
茅盾指出:“书香人家的子弟，幼诵孔孟之言，长习声光化电之学，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鲁迅走过的道路是漫长而崎岖的道路，不但充满了荆棘，而且有当道的豺狼，有窥伺在暗处的鬼蜮，也有戴骷髅而舞的狐狸。”（茅盾:《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文艺报》第20号附册，1956年）又说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并不是一夜之间可以完成的，而且也必须经过艰辛战斗的考验，1919年以后十年间鲁迅的革命活动和文学活动即是明显的证明。”（茅盾:《在鲁迅先生诞生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61年9月26日）鲁迅究竟经历过哪些艰难和曲折?经历过哪些艰辛的战斗的考验呢？1919年后十年间鲁迅的革命活动和文学活动的具体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对此，茅盾在两个报告中根据鲁迅的思想和行为的实际及在其著作中的表现，作了比较简明的论述。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由于时间的限制，这个报告不可能谈到鲁迅的从革命民主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从进化论走向阶级论的思想发展过程。”（引文出处同上）有鉴于此，我们不妨在茅盾的提示和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作些阐释。
一、鲁迅是怎样走上革命民主主义的道路，成为一位革命民主主义者的?
大家知道，鲁迅出生的时代，正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时期。英帝国主义发动了用鸦片和大炮轰开闭关自守的中国大门的鸦片战争（1840——1850年)，离鲁迅出生的1881年只有40年；打响了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第一炮的太平天国运动（1850——1873年）离鲁迅出生才30年。鲁迅出生不久，又连续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8年）、戊戌变法（1895——1900年）、义和团反帝运动（1895——1901年）。正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清朝统治的腐败，劳苦大众的痛苦，中华民族的危机，促使中国许多有志之士努力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所有这些都在鲁迅幼小的心灵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鲁迅出生的封建家庭的衰落，就是这个过程的一种辐射，这不但使鲁迅这个“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陷入了生活的困境，而更重要的是使他认识到“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鲁迅:《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从而能够“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吶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这在少年鲁迅的思想上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从鲁迅的自述中，我们得知他这时所看见的“世人的真面目”主要是:一方面由于避祸乡间，使他“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痛苦。” （鲁迅:《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7卷）并结交了一些农村的穷孩子，同他们建立了亲密的情谊；另一方面是亲自体察到那些原来同周家交往密切的亲友，在他家衰落以后就疏远的疏远，断交的断交，甚至骂他为讨饭的“乞食者”，使他能够从这些“冷眼”透视了本阶级中人们的丑恶灵魂，对他们“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鲁迅:《朝花夕拾•琐记》《鲁迅全集》第2卷）鲁迅的这段经历对他走上封建阶级叛逆的道路，是一个重要的基础。正是在这一思想基础上，鲁迅没有走上故乡一般“衰落了读书人家子弟” 通常所走的道路，去学做“幕僚”或商人，而是“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1898年，在鲁迅18岁的那一年他便离开故乡到南京求学去了。鲁迅是怀着救国救民真理的心情去南京的。到了南京，先进江南水师学堂，后进矿路学堂，直到1902年毕业。在南京的四年，是鲁迅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潮，日益走上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重要时期。这几年，我国发生了几件影响重大的事件。一件是鲁迅刚到南京时正在开展的变法维新运动，另一件是1900年震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基础的义和团反帝运动，接着一件，八国联军的攻陷北京。清朝封建统治者又一次表演了卖国投降、媚外求荣的丑剧。事实证明，已经处于日暮途穷的中国封建势力，尽管其统治地位已岌岌可危，但是它仍然不允许中国人民有一丝一毫的民主自由。国破民穷的现实，民族危机的威胁，对萌芽于鲁迅少年时期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无异于火上浇油。忧国忧民之志日益发展，对清朝反动统治的仇恨日益增长。1902年，鲁迅去日本留学。不久，为了表示和中国封建统治的彻底决裂和对抗到底的决心，鲁迅毅然剪掉了象征清朝统治的头上的辫子，并且特意照相留念，这就是那脍炙人口的《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表达了他对风雨飘摇中的祖国的眷念，决心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献给祖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深厚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从一个重要方面标志着鲁迅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和成熟。在鲁迅思想发展的民主革命阶段中，1906年又踏出了重要的一步。这年3月，他决定“弃医从文”，提倡文艺运动。虽然不论是“科学救国”，还是“文艺救国”，都不过是一种“美梦”，但是这一决定却为鲁迅终于成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创造了条件。鲁迅这一时期在中国留日学生办的《河南》杂志上发表的《人的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4篇论文，从哲学思想、社会思想和文艺思想等方面集中地表现鲁迅已经成为一位革命民主主义者。
鲁迅从1902年去日本到1909年回国，前后共7年的时间。这7年，是我国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维新派），在戊戌变法维新失败以后，迅速堕落为保皇派。以孙中山、章太炎为首的革命派，在和保皇派的斗争中日益兴起。在这场关系到中国革命发展前途的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政治斗争中，鲁迅始终站在革命派一边，并为传播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写了不少文章，做了不少工作。1903年，章太炎在《苏报》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痛斥改良派君主立宪的谬论，并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张扬反对清王朝的革命思想，以致因《苏报》案而被捕。鲁迅当时即非常景慕章太炎先生的革命品行和学问文章，后来仍非常钦佩地说道:“我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并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1906年，章太炎先生为了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在日本创办并主持了《民报》。鲁迅说:“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章古奥、索解为难……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前去听讲也在这个时候，但又并非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引文出处同上）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当年也多次到日本开展革命活动，他“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鲁迅曾和留日学生们一起开会欢迎孙中山，听过他的讲演。鲁迅对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业绩一直是很钦佩的，并做过很高的评价，他说:“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哪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鲁迅:《集外集拾遗•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鲁迅全集》第7卷）上述种种情况表明鲁迅早期对章太炎、孙中山，不仅仰慕其人，而且热烈赞同并接受了他们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
1909年的夏天，中国正处于辛亥革命的前夕，祖国的大地到处点燃起反清革命的烈火。鲁迅以民主主义革命战士的姿态，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斗争。鲁迅满怀着希望迎接辛亥革命，并以满腔革命激情参加了绍兴的光复。但辛亥革命并没有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很快地失败了。辛亥革命的失败，使鲁迅非常失望。他看到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这场革命，除了赶走一个皇帝，剪掉一条辫子，“内骨子是依旧的。”（鲁迅:《朝花夕拾•范爱农》《鲁迅全集》第2卷）这以后，正如他自己说的:“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得很，颓唐得很了。”（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 自序》《鲁迅全集 》第4卷）鲁迅对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这场民主革命产生的“怀疑”、“失望”、“颓唐”这样一种心情，说明他原来的革命理想和要求比辛亥革命要高得多，也就是说他所追求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较辛亥革命要彻底得多。但我们知道，在中国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彻底反帝反封建的。而无产阶级还没有作为一支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鲁迅的“怀疑”、“失望”、“颓唐”，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所以这时候鲁迅的“怀疑”、“失望”、“颓唐”，实际上是最忠于革命和真理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对资产阶级能否领导这场革命的“怀疑”；他的“失望”和“颓唐”是经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的事实教育，寻找新革命领导力量而又暂时还没有找到的一种“失望”和“颓唐”。从1912年到1917年，是鲁迅思想比较沉寂的几年。这几年，他大都埋头于中国古籍的考证、纂辑、校勘等工作。鲁迅当年那种高昂的革命气慨、旺盛的革命热情，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以及后来发生的多次反复，而遭到严重的打击和挫伤。鲁迅思想发展道路的曲折性和艰苦性，不仅是作为一个在革命道路上摸索前进的知识分子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当时在中国革命的历史条件下所不可避免的。
二、鲁迅是怎样从一位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位共产主义者的?
鲁迅思想发展的这一转变，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而且几十年来已有不少论者对此做了大量的工作，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形成了各自的见解，作出了各自的论断。在这里，我们只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讨论:第一，转变的时间；第二，转变的标志。
第一，转变的时间。对于鲁迅在何时实现思想的根本转变，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有说是1925至1927年的，有说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四一二)前后或以后的，有说是1928年的，有说是1928年下半年或1930年的。瞿秋白则认为是1927年至1930年间才完成这个转变（见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茅盾认为“1927年是个转折点”。这就是说，鲁迅世界观发生转变的时间是在1927年前后。上述种种见解都有各自立论的根据，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哪一种。只能通过实事求是的、充分自由的讨论，以求得比较切合实际的结论。笔者认为，茅盾的观点切合实际，因而是科学的。这里应该说明的是，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并非“突变”。正如茅盾所说:“鲁迅不是那样的人，昨天刚从书本上读到一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初步知识，今天便自诩为已经掌握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他鄙薄这样的人……他不信世界上有人能于旦夕之间，听过一二次讲演，看过一二本书，就从非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转变为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他以为这样‘突变’了的知识分子是经不起考验的。”（茅盾:《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文艺报》第20号附册，1956年）事实是，鲁迅世界观的转变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度时期，这个过度时期从1917年到1927年，大约经历了10年的时间。
正当鲁迅“怀疑”、“失望”、“颓唐得很”的时候，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对于鲁迅的思想发展来说，也是一个转折点。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鲁迅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受到十月革命帮助的中国的先进分子中的一个。从鲁迅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十月革命，鲁迅是衷心拥护的。1918年，鲁迅说过:“时候已是20世纪了，人类眼前，早已闪出曙光。”（鲁迅:《坟•我之节烈观》《鲁迅全集》第1卷）1919年，鲁迅更是满怀热情地歌颂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而终于取得了十月革命伟大胜利的俄国人民:“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并且号召人们迎着“曙光”前进（鲁迅:《热风•随感录五十九“圣武”》《鲁迅全集》第1卷)。1919年，我国爆发了五四运动。对于以五四运动为起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鲁迅是全心全意赞成和拥护的。虽然鲁迅当时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革命的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但是在他的心目中，有“革命前驱者”的形象，并且表示自己的行动一定要听“革命前驱者”的将令。鲁迅积极投身于这场正在深入开展的革命斗争，以他光辉的著作（包括小说和散文），深刻地揭露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官僚在中国的黑暗统治，揭露几千年封建制度的吃人罪恶，有力地配合了这场伟大的革命斗争。鲁迅把他在五四前后所写的小说编辑成册，定名《吶喊》，并称他这个时期的作品为“遵命文学”，“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前驱者的命令”。鲁迅以文学为武器，看准革命方向，英勇地战斗，他自己就是一位革命的前驱者。五四运动以后，由于新文化运统一战线的分化，北京“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这时鲁迅思想由五四高潮时期的乐观“吶喊”进到五四退潮时期的苦闷“徬徨”。“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菏戟独徬徨。”（鲁迅:《集外集拾遗•题<徬徨>》《鲁迅全集 》第 7卷）这首诗，表达的就是鲁迅在“徬徨”时期的心情。但是，鲁迅徬徨而不消沉，苦闷仍在战斗，即便是孤军奋战，他仍然没有放下武器，他“菏戟独徬徨”，并引用屈原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就是这种精神的写照。1925年开始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高潮，波及北京，发生了北京女师大风潮。鲁迅坚决站在进步学生运动一边，积极支持并直接参加了这场斗争，用他那支锋利无比的笔，无情地揭露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面目，揭露了现代评论派陈西滢等人为北洋军阀政府效劳的反动面目。1926年发生“三一八”惨案，噩耗传来，鲁迅义愤填膺，当天便以悲愤的心情写道:“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并称这一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鲁迅:《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鲁迅全集》第3卷）不可否认，在新文化统一战线分化以后，五四运动退潮时期，鲁迅曾有过“徬徨”，但这只是短暂的“徬徨”。随着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到来，鲁迅不再徬徨。1926年他在厦门给许广平的信中表示:“不再徬徨，拳来拳对，刀来刀挡……”（鲁迅、景宋:《两地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他把过去的文章，编成一本题为《坟》的集子，并在离开厦门前，特意坐在一个水泥坟墓的祭桌上拍了一张照片。照片跟杂文集《坟》一样，反映了鲁迅要和旧世界告别，努力抛弃旧思想、埋葬旧立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想，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的迫切愿望。1927年1月，鲁迅到广州，经历了“四一五”流血斗争的严酷考验，眼看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惨遭反革命的杀害，而且杀人者，大多也是青年，这件事，给鲁迅以极大的震动，他曾经这样说:“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年。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有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鲁迅:《而已集•答有恒先生》《鲁迅全集》第3卷)后来鲁迅还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容，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鲁迅:《三闲集•序言》《鲁迅全集》第4卷）“妄想”破灭了，“轰毁”的究竟是什么呢？很明显，在这里所说的“思路”就是缺少唯物辩证法观点的旧唯物主义的“思路”。过去由于不懂得一切事物无不在矛盾中发展变化的辩证法规律，因而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去看待青年。吸取了这次血的教训，于是，脑子中那条由来已久的形而上学的“思路”被“轰毁”了，代替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路”。《而已集》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在广州写的，其中许多文章都包含着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它足以说明，鲁迅世界观的转变，是1927年在广州完成的。
事物总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人们的思想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鲁迅在1927年的上半年完成了自己的世界观的转变，旧的发展过程终结了，新的发展过程开始了。说鲁迅完成了世界观的根本的转变，不能理解为“百分之百”，纯之又纯，不再前进了。作为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在革命的道路上永远进击，也必然要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促使自己思想继续向前发展。
第二，转变的标志。鲁迅世界观根本转变的标志，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思想高度上:
1 、确立了共产主义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新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 ，“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这就是说，“五四”以后，鲁迅在思想上具有了共产主义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1927年实现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后，他的思想、行为、著作都提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他看清了革命的前景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确信在现代社会各阶级中，“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鲁迅:《二心集•“硬译”和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4卷）并“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了许多勇气。”（鲁迅:《二心集•序言》《鲁迅全集》第4卷）所以正当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反革命势力猖獗一时， 貌似强大，而革命正处在最危险的时刻，鲁迅却坚决地站到无产阶级一边，并自觉地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与国内外敌人作顽强的斗争。鲁迅是以“艺术的武器”与敌人战斗的。但他能充分地认识“武器的艺术”即武装斗争、暴力革命的重要性，在他还是一位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时候就大声疾呼:“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是火与剑”，并指出: “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的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依靠有武力的别人。”（鲁迅、景宋:《两地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鲁迅认为:“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才能救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不能光依靠革命文艺，而必须重点依靠革命武力。“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所以他说比起文学的声音来他更“愿意听大炮的声音。”（上述引文均见鲁迅:《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在1927年蒋介石建立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统治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人民进行了武装起义，创建了人民军队。在国民党法西斯专政的白色恐怖下，鲁迅以坚毅和乐观的精神抒写着:“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鲁迅:《野草•题辞》《鲁迅全集》第2卷）并预言:“不远总有一个大时代要到来。”（鲁迅:《三闲集•“醉眼”中的朦胧》《鲁迅全集》第4卷）因为他看到的正是代表中国前途的中国共产党有了革命的军队，中国就有了希望。
正因为鲁迅确立了共产主义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所以他能够正确理解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他指出:“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鲁迅:《南腔北调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鲁迅全集》第4卷）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他从当时列宁建立和领导的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看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形象，看到了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达到“将来的无阶级社会”，认为这才是“我们自己的生路。”（鲁迅:《南腔北调集•我们不再受骗了》《鲁迅全集》第4卷）
马克思把他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的新贡献明确地概括为以下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度。”（马克思:《致约•魏德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列宁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我们看到鲁迅所强调的正是马克思、列宁在这里所说的这些基本观点。这时的鲁迅，正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
2 、学会和掌握了辨证法
毛泽东说:“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上的讲话》《建国以后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这几句话概括了鲁迅后期熟练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实际情况。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根本的理论基础，是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鲁迅在还是一位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时候，已经具有一般的唯物论观点和一些可贵的辩证法思想，但是由于历史唯心主义的限制，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后期的鲁迅确立了唯物史观，掌握了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唯物辩证法，因而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和认识，对社会现象的分析，都达到了更高的水平。
列宁说过:“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概括为关于对立面统一的学说。这样就可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列宁:《辩证法的要素》《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矛盾对立的统一体，矛盾双方不仅互相联系，互相依存，而且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它们的对立面转化。譬如，利与弊、福与祸、正确与错误、胜利与失败，都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而可以互相转化的。鲁迅深通这个道理。如对于革命事业，鲁迅善于从胜利中看到可能失败的因素，从失败中能够看到胜利的希望，从而促使事物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转化。最突出的例子可以举《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在充分肯定北阀战争胜利的同时，鲁迅敏锐地觉察到革命隐藏着的危机，并语重心长地告诫革命者切不可“少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声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了”，否则，就有失败的危险。而当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中华大地时，鲁迅在愤怒声讨国民党反革命屠杀罪行的同时，又从中国共产党刚刚创建的红军所掌握的“武器的艺术”中，看到“中国的最近的将来“，从反革命屠刀下的“血沃中原”与“寒凝大地”看到革命的“劲草”和“春花”。对革命过程中队伍的不断分化，鲁迅也根据唯物辩证法作出了马列主义的科学的解释。他指出:“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岐异的……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鲁迅:《二心集•非革命的激进革命论者》《鲁迅全集》第4卷)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把那些要求”一切战士的意识，都十分正确，分明，这才是真的革命军，否则不值一哂”的貌似“正当、彻底似的”言论，称之为“不可能的难题”、“空洞的高谈”、“毒害革命的甜药”。（引文出处同上）在谈到文化的改革时，鲁迅的意见就更加精辟了。他说:“文化的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假使能够遏止，那就成为死水，纵不干涸，也必腐败的。当然，在流行时，倘无弊害，岂不更是非常之好?然而在实际上，却断没有这样的事。回复故道的事是没有的，一定有迁移；维持现状的事也是没有的，一定有改变。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也是没有的，只可权大小。”（鲁迅:《二心集•从“别字”说开去》《鲁迅全集》第6卷）像这样汪洋恣肆的辩证分析，在鲁迅的后期杂文中，简直使你有应接不暇之感。
3、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公开地坚定地站在党和革命人民一边。
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鲁迅在北京就开始接近共产党。例如，他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有过密切的交往。李大钊和鲁迅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他们互相信任、互相支持、互相尊重，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李大钊把鲁迅看成是“在文化革命战阵中”的“一面大旗”，鲁迅则视李大钊为“革命的先驱者”和“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又如，1920年6月，鲁迅收到陈望道首译的《共产党宣言》，十分高兴地称赞“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1926年，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与厦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中共厦门大学党支部书记罗扬才有过接近。罗扬才对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很钦佩，他旁听鲁迅的课。鲁迅在授课时流露出的革命思想和罗扬才的政治观点不谋而合。罗扬才便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不时登门拜访鲁迅，争取鲁迅对厦门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的直接支持。鲁迅是积极支持的。1927年，鲁迅一到广州，与共产党的关系就非常密切了，党向他伸出了热情的手，广东区委专门研究了鲁迅思想发展状况和欢迎工作，指定共产党人和中共中山大学党总支负责人徐文雅经常向鲁迅介绍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把党主办的刊物《人民周刊》《少年先锋》《做什么?》等送给鲁迅。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秘密会见鲁迅，进行亲切的交谈。陈延年后来对党内同志说:“我们党要用正确的态度对待鲁迅，我们要研究鲁迅。越研究鲁迅的著作和思想，你会越觉得他是那么深刻。通过我们的工作，鲁迅的思想发展得很好，已经是我们的人了”。党关怀、帮助鲁迅，鲁迅也在革命斗争中认识了党，公开地坚定地站在共产党一边。对国民党右派权贵戴季陶、陈公博、孔祥熙等人发来的请帖，鲁迅浓墨大笔写上“概不赴宴”，一律退回；而对共产党的领导陈延年及其干部毕磊、徐文雅等人，鲁迅却促膝长谈，推心置腹，一往情深。对中山大学国民党右派学生组织“树的党”成员，鲁迅则嗤之以鼻，冷眼相待；而对中共中山大学党总支领导的团体“社会科学研究会”，鲁迅却热情支持，应邀去演讲，并捐款资助。这同对国民党右派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血腥镇压，不仅没有吓退鲁迅，相反地使他公开地坚定地站在共产党人一边。“四一二”大屠杀发生的当天下午，鲁迅冒雨赴中山大学参加各系系主任会议，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营救无效，就愤而辞职，以示抗议。当鲁迅获知毕磊等共产党人在“四一五”中被屠杀，心情万分悲痛，撰文《怎么写<夜记之一>》表示深切的怀念和哀悼，表达了对共产党真挚、深厚的感情。鲁迅还不顾处境的危险，挥动如椽之笔，写下了《答有恒先去》《可恶罪》《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小杂感》等杂文，影射、鞭挞反动头子蒋介石，揭露、抨击国民党反动派，把匕首和投枪掷向这伙“屠伯们”。
在党的关怀、帮助下，在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中，鲁迅迅速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鲁迅的思想和行动都无愧于“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光荣称号，无愧是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
以上三个思想高度，证明鲁迅是1927年在广州期间完成了思想上的飞跃，基本上确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然而思想飞跃的完成并不等于思想发展的终止。鲁迅从1928年开始，以更饱满的政治热情，紧密结合革命斗争实践，阅读马列著作，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更坚定更勇敢地参加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坚持与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作不懈的斗争。“共产主义者的鲁迅”终于在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中成了中国思想文化革命的“伟人”。
茅盾指出:“从革命民主主义走到共产主义，鲁迅走过的这样的道路，使我想起了我们的许多前辈先生。这是中国的爱国的知识分子经过事实的教训以后所选择的道路，在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鲁迅是引导着万千青年知识分子走向战斗，走向这样的道路的旗手。”（茅盾:《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文艺报》第20号附册，1956年）这就是说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具有代表性。中国的爱国的知识分子大多走过这样的道路。鲁迅如此，茅盾、郭沫若等人也是如此。
【作者后记】15年前，本人曾经写过题为《茅盾论鲁迅的思想发展: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论文。该文发表在《云梦学刊》第31卷第1期（2010年1月)。考虑到该文对鲁迅的思想发展作出具体、详细、深入论述的大量文字都出自本人的手笔，茅盾对鲁迅的思想发展: “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观点及其简要说明只是作为本人在论述过程中采用的一个核心论据。因此，将该文的题目改为现在这个题目《论鲁迅的思想发展道路》比较妥善。文题改了，文章的内容也作了少量的修改。特此敬告读者。（2025.6.12）
【作者简介】 程凯华，湖南邵阳学院中文系原系主任、教授、全国优秀教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者。邵阳学院早期中文四教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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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肖殿群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