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贞民

     我也有个朱自清父亲式的父亲。朱自清是当代著名散文家，他的散文是我的最爱，尤推《背影》《荷塘月色》等。朱自清在他的《背影》里，这样写父亲送他去北京上学时，给他买桔子的情景：“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下身去，尚不太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桔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桔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桔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了车上，将桔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

         于此，我意识到天下父母亲都是同样关爱呵护自己的儿女，我的父亲亦不例外，像朱自清的父亲那样，关照着他的这个似乎永远长不大的儿子，但却日日念念希望儿子成龙变蛇。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考入荣河中学（初中），那个年代十三四岁的我，拿着墨盒毛笔，步行几十里到荣河镇考试，虽然考生众多，但我还是“金榜题名”了，我们村王福管和王成立也被录取了。在父亲的心目中，好像我们中了举似的，让他看到了儿子成龙的“希望”，居然借用了一驾骡马轿车，亲自赶车四十里送我们上学，一路甩着马鞭子，“喔唷喔唷”地吆喝着朝荣河中学驰去，仿佛那是“希望”的所在，是攀登人生金字塔的平台。父亲哪里知晓，这里距离金字塔是那样的遥远，遥远！为了关照我的学习与生活，父亲隔三岔五，步行几十里赶上荣河集市，其实上集市是名义，距我们村七八里的孙吉镇的集市不亚于荣河镇，他却去赶荣河集市，不为别的，而是为了看一眼他的朝“希望”路上前行的儿子，打问打问他的学习情况，领上他下一次荣河館子，吃一碗荣河凉粉铪饹，就心满意足地道别了！现在想来，一来回七八十里路程，父亲是如何辛苦地往返的，仅几里长而陡的荣河坡（谢村坡），他是如何爬上去的？一定是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了，一定是！个中艰辛只有父亲知道，不更事的我，哪里过问过关心过年迈的父亲。何种力量支撑着、鼓舞着父亲，如此执着？答案只有一个，儿子的“希望”点燃了他的激情，幻变成了无穷的能量。父亲啊，殊不知“希望”的前路是坎坷而漫长的！

      后来，我被保送上了万荣中学，再后来我考上了大学，父亲不惜一切代价，和妈妈省吃俭用，变卖家当，供我上大学，还专门给我做了一床粉色纺绸被子，父亲脸上放出异样的光，说：“总得像个大学生样子！”他专程兴致勃勃地赶到运城，坐上绿皮火车，送我上山西大学。他说娃儿中了“状元”，哪能不高兴？并带了一大包土特产让那些“状元们”分享。到大学宿舍后，他反反复复、上上下下地抚摸着我们住着的双人床，抚摸着一个个紫色的书柜，抚摸着光堂油亮的桌凳，打量着洁净雪白的墙壁……笑了，笑得很得意。然后嗫嚅地说：“好，好，就是好……你们~”父亲打了个屯，想说出“状元”二字，但没好意思说出囗，“……都好。那我~我就走啦！噢，别忘记写封信。”山大之行，似乎给父亲一种信念，儿子的“希望”就要实现了，享儿子的福为时不远了。父亲抱着这样的“信念”离开了太原，返回了蔡高村。我估摸着，父亲还要向乡亲们显摆！

       大学毕业，我分配到母校万荣中学。不曾料到，适逢特殊年代，我亦被裹挟其中，而且愈陷愈深……父亲没有怪见我的“荒唐”。他寻思着，年轻人就要经经风雨，见见世面，兴许这也是“希望”。一九六七年后冬，两派群众武斗正烈，他还冒着武斗的危险，上外地看望这个连过大年都难得一见的不肖之子，或许念想着，儿子在为“希望”奋斗，踏上了通向“成功”的必由之路！

      特殊年代过后，他没有看到儿子的“希望”，甚至让他有些“失望”，他无不遗憾地摇着头，说：“这是怎么回事？”父亲的“希望”除非是让儿子作个“官”，儿子却没有“官”上，他便“失望”了！“官为本”的传统观念，深深地扎在像父亲这样老一辈人的心中。在那个“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个人的努力是微不足道的，虽然高喊着“出生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口号，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根正苗红”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的被举荐为县革委会“委员”职务，因家庭所谓的“漏网富农”等缘由泡了汤。这些，父亲当时并不知情，因为那是在“调查材料”上写的。“调查材料”是暗箱操作，父亲不可能知情。幸运的是，那时我们上大三，为了解决我的组织问题，放年假时，组织上让我把“调查材料”开学时带回山大。开学那天，我上孙吉公社取回了由村委会写的那份关于父亲的“调查材料”。材料上的那几条内容，至今我还记得一清二楚。和我同去的发小（恕我省去名字），看了“漏网富农”那几条，倒吸了口气，建议我把它撕毁。但，我把它亲手交给了组织。我工作后，深知“调查材料”是件“大事”，但我从来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我也自知政治前途的无望，咱就教咱的学吧。父亲当然不知我没有“官”上，就是因那份“材料”在作祟。调查材料上条款，言辞决绝，条条置人政治生命于死地（见文后“附件”）。这里，我便想起鲁迅先生一句名言：“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在这其间，有几个部门欲调我去工作，但查看了档案后，音讯全无。那时，我的一位在临猗县委任常委宣传部长老同学，专程见到我，把档案里的那几条告给我。当他听说，是我把那份材料亲手交给组织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敦促我一定要把真相搞清楚，还“调查材料”以本来面貌。我这才把它当作一回事，重视了起来。一九七九年父亲身体欠佳，我把材料上的那几条告诉了父亲。父亲才讲了他与那时的村书记之间一场“误会”，我才知晓写这份材料的原委。话说一九六二三年，国家还处在困难时期，一天，父亲和几个老乡晚上聊天至牲囗喂饱后，便各自回家，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他们厮跟着走到井巷，父亲撞到一个人身上，凑前一看，是书记从庫房里担了两大揽搓棉花往家走，两人还相互打了招呼，因天黑其他人书记并没看见。后来，书记偷拿棉花的事，在村里吵得纷纷扬扬，书记认为是父亲捅出去的，便耿耿于怀。说来凑巧，这时我便找书记写“调查材料”（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们间的误会），书记笑着说：“行！”开学时，我找书记要材料，书记说：“材料送到公社去了。”这就有了，我上孙吉公社取“调查材料”的经过。至于，书记偷拿棉花的事，是谁捅出去的，父亲说他也不清楚。父亲曾担任过村或管理区干部，他认为在困难时期，拿点集体的糧食棉花或集体地里瓜果的，何足挂齿。书记偷拿棉花的事也不必大惊小怪，没有必要说出去。我认为父亲说得在理。但书记那时却认为是父亲捅出去的，驳了他的面子，丢了他的人。……后来，书记不幸去世了，把这一“误会”带进了棺材。关于“材料”上的那几条，为了进一步弄个水落石出，我曾询问过当时健在的有关老人，还询问过土改时或合作化时在我村工作过的负责人翟玉栋县长、郭一真主任。他们说，父亲五十年代，在村里带头成立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和高级农业合作社，把门房腾出来喂集体牲口，还带头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功劳很大。漏网富农之说是风言风语，不必相信。关于暗杀团，那是群众的叫法，在旧社会为了保护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每天晚上都有村民值班巡夜，凡是土匪滩虎一等坏人来村里为非作歹，由暗村长定夺该杀的就杀，人们便称这种行为叫“暗杀”，把轮流值班巡夜的村民们一伙戏称为“暗杀团”。当时的村公所，设有暗村长和明村长两种，暗村长长期不换人，明村长（并非伪村长）轮流担任一个月，本月的有关重大事宜，要及时通报给暗村长，由暗村长定夺处置。在父亲轮流当明村长的一个月里，王增娃听说是他的会友我的父亲当了明村长，一天晚上，便找到父亲给蔡高村派糧派款。增娃本是蔡高村人，跟父亲他们是一个会子（一种民间组织），因为行为不轨，偷鸡摸狗，在村里呆不下去了，迁住到西里村，后来当了滩匪，并担任了国民党挺进支队支队长。那天晚上，增娃拿着国民党挺进支队支队长的介绍信，找到父亲说，咱村四个闾，每闾（相当现在的生产队）一大车糧油什物送往北滩。父亲说：“官大一品，不压乡里。你还给咱村派糧派款！”增娃说：“公事公办！”父亲让增娃等一会，他去找暗村长通报此事。到村公所（刘起义的老房子）见到暗村长后，暗村长等几个人都说：“增娃这坏东西，还给咱村派糧派款，不要理他！”过了一会，增娃见父亲不给他回话，以为父亲回家睡觉去了，便到我家门囗用镢斧砍砸我家大门。当时村公所跑腿的老者（相当现在的通讯员），大名王起来，绰号牛尾巴，跑到村公所给父亲说：“增娃砸你家大门哩！”父亲这才同值班巡夜的村民一起把增娃弄到村公所。当时父亲主张让增娃找个保人后放了他。但暗村长等坚决不同意，还正告父亲说：“放虎归山，必惹大祸！你一家人不想活了？”暗村长叫父亲回家休息，他们便拉着增娃出去，把增娃杀死在六龙套。笫二天，暗村长才把杀死增娃的事告诉了父亲。这是父亲他们杀死滩匪、国民党挺进支队支队长王增娃的大致经过。土改时有人反映过此事，调查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父亲他们杀死王增娃的行为，是自发的革命行动。还认为像王增娃这样的坏人，解放后，政府也要镇压他，杀他的头。

      退一步讲，如果父亲像材料上写得那么坏，解放后也要伏法，起码也得坐几年牢房。父亲不但没有坐牢，反而当了多年村里和管理区的主干……这不反证了父亲的清白吗！了解了“调查材料”上条款的真相后，我长长地舒了口气。后来，组织上也重新调查落实，新的村支委会重新开具的“证明材料”，真实客观，跟我了解的情况基本相同。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唯成分论及阶级斗争为纲的氛围逐渐淡化了，我及全家农转非迁址运城市，并由中学从教于大学——运城学院，不仅解决我的党组织问题，还委任以系处书记的职务，我尽其所能地做好自己的本份工作，为培养新一代大学生奉献自己的微薄之力。本应接老父亲到运城享享清福，不幸的是，在此之前，他老人家心有不甘地走了。一不甘，没有看到儿子的“希望”，没有享儿子一天福；二不甘，父亲最疼爱的孙子登科北京服役仅几个月，他老人家竟然走了，临终未得相见，终成千古之恨！犬子登科服役三年来，为了让他在部队安心服役，我们从未把老父亲去世的信息告诉他，所以儿子每每写信都要祝福爷爷奶奶幸福安康。无巧不成书。聊以慰藉的是，父亲三周年那天，长子登科正巧从部队返里探亲，与全家及亲朋好友一起，参加了爷爷三周年忌日的纪念活动，圆了孙子送别爷爷的梦想！

             ………………

       人生就是这样。反观过往，不必遗憾，人生谁无遗憾？遗憾是常态，没有无遗憾的人生。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只要努力了，尽其善心了，问心无愧了，不做对社会对他人有损的事，那就是“完美”的人生！

      拙文多有不妥，敬请见谅。

       附“调查材料”内容如下：

       “此人（指我父亲），家庭成分土改时被划成上中农（因收买国家干部），实际上是漏网富农。

       在1946年8月份被拔入闫锡山常备兵五个月。

       1942年在本村轮流担任伪村长，在担任伪村长同时成立了暗杀团……他曾主持杀过王增娃等人。

       一贯狡猾，成立互助组表面上还很积極，因而曾担任组长……

        以上他父亲的情况再无别的。”

         这是调查材料的主要内容。

        二0二五年父亲节

都市头条编辑:张忠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