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大师都是死后追加的

文/史飞翔

【编者按】莫言的清醒在于看透“大师”称号的滞后性本质——真正的经典需经历史淬炼。他拒绝成为“活标本”，体现三重意义：一是对文学本体的敬畏——匍匐于文学脚下，将创作视为永无止境的探索；二是对历史评价的警惕——生前立馆易固化认知，阻碍精神世界的动态生长；三是对话语权的让渡——主动消解权威身份，为多元阐释保留空间，正如其所言：“馆里的‘莫言’与我不是一个人”。莫言的谦卑与自省，恰似一柄刺向文化浮夸症的手术刀。在“大师”泛滥、“立祠”成风的时代，他以“死后追加”的清醒预言，解构了权力的加冕冲动；又以“忏悔有罪”的自我降格，重构了知识分子的道德坐标。当文学馆在高密矗立，争议的喧嚣终将沉淀，而莫言那句“活人建馆很荒唐”的低语，或许会成为一鼎穿越时空的文化警钟，无时无刻不再提醒我们：真正的纪念碑从不在砖石之上，而在每一部敢于直面人性深渊的作品之中。【编辑：纪昀清】

莫言是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此前呼声就一直很高。但是莫言自己对此并没有太多的期待和幻想。他说：“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渺茫的事情。全世界有那么多优秀作家，中国也有很多优秀作家，一年只颁一次奖，只颁一个人，我觉得好像排了一个漫长的队伍一样。”

等到真的获奖以后，莫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说不激动那是在装蒜，心里还是高兴的，但也就是高兴。很快就会过去，自己不要当作怎么了不起的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他说：“得奖的时候，我也没感觉到我不是一个普通人。我觉得没有必要沾沾自喜、洋洋得意，从此就高人一等。我依然匍匐在文学面前，匍匐在伟大的劳动者面前，非常谦虚地向他们学习”。莫言进一步解释：“我就是这么个人，我的低调不是伪装的，而是发自内心的。你让我狂，我也狂不起来，因为我没有狂的资格。诺贝尔文学奖让我一下子成为众人注意的焦点；但是从我内心来讲，没什么变化，反而更加提醒我一定要谨慎。”

面对蜂拥而至的记者，莫言说，希望“10分钟就忘掉获奖这件事”。因为他深知，“得奖之后就会有各种好评和赞誉，要是没有定力，就容易头脑发昏，就容易犯错误，所以我就想快点忘记这件事，让自己轻装上阵。”“忘掉所有的奖项是所有作家最高的选择。”对于获奖莫言自己则说：“我个人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觉得我没有权力代表中国文学。当然，得奖会在一段时间内让世界的目光更多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应该会发挥一些比较积极的作用。但这个作用也不可高估，因为文学是一个相对落寞的领域，不可能像电影或其他的媒体，能够吸引那么广大的观众。”正如莫言本人所言，无论获奖与否，对他的写作并没有多少影响。他始终头脑清醒，脚踏实地，勤勤恳恳，热爱这块土地，感谢父老乡亲。

作家王久辛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第七次作代会期间，作家乔良在军队代表团发言时说：“老有人说这个时代产生不了大师。我们不要妄自菲薄，其实大师早就诞生了，只是没有被大家认识罢了。我认为莫言、王安忆等，无论他们作品的数量，还是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早就超越了前人，早就是大师了。”当王久辛将这段话转述给了莫言后。莫言坐在自家木制的摇椅上，半闭着眼，又低又轻地说：“久辛，大师都是等人死了以后追加的，哪有给在世作家的呢？”不仅如此，莫言对家乡高密为他修建“莫言文学馆”也一直持有保留意见。他说：“这个事我觉得很荒唐。活得好好的，建什么文学馆啊？而且我一直非常抗拒。”迫于各种压力，2009年莫言参加了开馆仪式。他说：“我自己进去馆内，仿佛是看着另外一个名叫‘莫言’的人，除了照片我还认识以外，别的基本上我都不认识了。另外，从前言到某些解说词已经夸张得令人汗颜了。”

有一次莫言应邀在北大演讲，著名文学评论家陈晓明教授向两百多名师生隆重介绍：“莫言是中国文坛超重量级的作家，超重量级并不是指他的体重，而是指他的文学才华、他的创造力。我，陈晓明个人敢这么斗胆地说：莫言的高度，就是当代中国文学的高度。莫言有多高，中国当代文学就有多高。”在如雷的掌声中，莫言心跳得不行，脸也涨得通红。只见他急忙吞了三粒速效救心丸，缓步走上讲坛，开始讲他的故事。

莫言始终有一种难能可贵的自我忏悔和自我反省的意识。他在接受《人物周刊》记者采访时说：“人越来越老，就应该有更多清醒的自省。过去我们批评别人，我们拿放大镜看别人的缺点，然后义愤填膺地进行抨击。人老了以后，就应该回头向自我的内心来进行观照，看看你在骂别人时，是否同时也在骂自己。看到很多黑暗的现象，要想一想，你是否也充当过制造黑暗的帮凶？”他说：“他人有罪，我也有罪。我们需要对自己心理和灵魂进行解剖，这是一个突破口，我们在许多冠冕堂皇的借口之下，掩藏着很多个人的自私、怯懦、卑微，许多都是逃避。”

【作家简介】史飞翔，男，著名文化学者、作家、文艺评论家。陕西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西安市社科院老子文化研究院特邀研究员。西安市智库研究院专家库专家。中文核心期刊《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学术委员会委员。陕西省省委省政府首批重点扶持的一百名青年文学艺术家。陕西省“百青人才”、陕西省“百优人才”、陕西省“双百人才”。咸阳师范学院兼职教授、陕西当代文艺批评研究中心研究员，宝鸡文理学院陕西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陕西省散文学会副会长、陕西省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陕西省吴宓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西安市作协理事、西安市高新区作协副主席。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西安市作协签约作家、《读者》杂志签约作家。曾任西安翻译学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科研处办公室主任。现任西安翻译学院终南学社秘书长、《陕西终南文化研究》杂志编辑部主任、西安翻译学院写作特长班授课教师。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学理论》《价值工程》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习时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教育报》等报刊发表学术文章26篇。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出版学术著作22部，其中《终南隐士》一书系“国内第一本系统研究终南山隐士的学术专著”，填补了该领域的学术空白，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关学与陕西书院》一书是国内第一本研究关学与陕西书院互动关系的学术专著；《关中地域与关中人物》一书被陕西省孔子学会评为“首届儒学学术研究与普及推广优秀成果”三等奖；《陕西作家研究》一书被中国全民阅读媒体联盟誉为是一本带你读懂“文学陕军”的书；《终南守望》一书入选全国“农家书屋”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