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宅厅堂的《喜雀闹梅》是我家记忆的罗盘，檀木画轴泛着潮汕老漆的幽光，枝头红梅如韩江渔火般明灭，枯笔扫出的飞白依稀能嗅到岭东雨季的湿意。小时候当我踮着脚尖数画中的麻雀时，父亲就曾说过：“这是你未见过面的伯父画的，当年我去西安出差的时候，他在办公室里亲手送给我的。他可是咱们潮汕人、咱们家族出类拔萃的人物呀！因为你要知道，他对咱们中国画可是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人物之一，应该算得上青史留名了。”
可惜当时我年幼无知，对美术、对乡情、对家族传承等毫无领悟，也就失去了要求父亲帮忙引荐，于两老往生前去会一会这个大人物。自打过了不惑之年，似乎有一只冥冥之中的大手，带着祖上的DNA不断召唤我走上了艺术鉴赏与收藏的道路，让我越来越后悔当初的不知不觉及无知无畏。尤其是结识了广州美术学院的刘书民教授（罗铭的学生，已故）和来自普宁的书画家张绿萍先生、陈恩先生，经常听他们对我伯父的生前事迹与艺术造诣娓娓道来，终于让我对这个阴阳两隔的伯父有了浓厚的兴趣，总觉得他的存在是凤凰茶香与宣纸糅合的雾气，是潮汕历代乡贤中亟待续写的传奇，更是悬挂在罗氏族谱穹顶的丹青星辰。
1912年，罗铭伯父出生于广东普宁南径的一个医生家庭，这是一个在当地有相当名望的大家族。记得10多年前陪同老父亲返乡参加咱们老罗家的新祠堂落成典礼，当时就被现场的参加人数与热闹程度惊呆了，想不到自己“五服”之内的亲人居然如此之多。据族中长老回忆,伯父自幼就喜欢舞文弄墨、写写画画,从小就在乡里小有名气。中学毕业后，他同时考上了广州医校和广州烈风艺专西画专业，经过一番思考与说服工作，他争取到家长的理解与支持，终于可以遵从自己的爱好弃医从画，入读了烈风艺专。及后，他又考取了刘海粟在上海创办的美专学习西画，还进入了上海昌明艺术专科学院艺术教育系学习中国画，师承王一亭、黄宾虹、贺天健、潘天寿、王个簃等先生。在上海这个当年中西文化激烈冲撞的地方，他如饥似渴地吸取世界各地和大江南北的艺术营养，终于在坚实的西画写实基础上，又奠定了深厚的国画笔墨功力，还成为400余个同时代负笈上海学习美术的潮汕学子中的佼佼者，并获得了仅有的几个可以留校任教的资格。（附注：听绿萍先生介绍，广州美院的郑餐霞教授也是这400余个学子之一，而且是最后一个往生的）
然而，家山和宗族观念比较重的伯父，毕业后还是选择了回到潮汕地区担任教师工作，期间与陈大羽、黄独峰、刘昌潮、王兰若等本土艺术家们相互砥砺、共同成长，在很大程度上一起影响了潮汕画风的整体走向，成为两广地区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艺术力量。因为潮汕地区是我国著名的侨乡，咱家也有不少的亲友散落海外谋生，所以抗战胜利后，他就开始到泰国举办个人展览，同时游历了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亚、中国香港等国家与地区，并在马来西亚槟城侨居数年。旅居海外期间，他一方面写生作画，一方面举办义卖展览，所得善款或用于救济潮汕地区灾民，或用于帮助南洋各国的华文学校。期间，他对国画传统题材“竹雀”“梅雀”独树一帜的再造手法，让伯父从此拥有了“罗雀”的美名。新加坡美术评论家玛戈就说过：罗铭的雀是第一好的；而旅居香港的国学大师饶宗颐也曾赋诗曰：“画中雀可罗”。
1952年，我国美术界的旗帜性人物徐悲鸿先生，亲自以院长的名义聘请伯父到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任教。据悉当时由于学院宿舍紧张，伯父还寄住在徐悲鸿家中长达一年之久。在此期间，他与李可染、张仃三人因不满中国山水画的陈腐陋习、死气沉沉的局面，便相约兵分两路南下进行写生，然后以革新的艺术为主题，联合于1954年9月在北京北海公园举办作品展览。他们途经无锡、太湖、苏州、上海、杭州、富春江和黄山，一路饱览祖国风景，一路“搜尽奇峰打草稿”，无论是视野还是写生创作稿都收获颇丰，还创造性地拓展了传统笔墨的表现，用新笔墨和新图式为中国画增添了新的意境。正如史料记载，这些反映现实生活的水墨写生作品当时一经展出，立刻就名扬了大江南北，并惊动了徐特立、齐白石、陈半丁等书画界大佬，时年94岁的齐白石还亲身爬到山半腰的悦心殿观展。
1959年，为支援大西北的美术教育事业，伯父被调往西安美术学院任教长达30年，成为了西安美术学院的第一批教授和研究生导师,并培养出崔振宽、余乡、罗平安、江文堪、王宝生、王西京、王子武等一大批当代国画的中坚艺术家。期间，他参与创办了陕西国画院，成为了该院的首任副院长和名誉院长，与长安画派的石鲁、赵望云、何海霞、刘文西、王雪涛等人建立起深厚的艺谊。期间,他不遗余力地推动着中国画的革新，主动成为新山水画的学术奠基人、带头人，在艺术创作、艺友交流和日常教学中注重深入的写生，然后通过笔墨淋漓尽致的展示山河壮丽和人民伟力。比如：他就先后17次到西岳华山写生，创作的代表作《西岳华山图》曾参加了“中国画20世纪百年展”。行内评价他笔下的华山写意写实相兼，远可观势，近可观质，独树一帜，因而坊间又有了“罗华山”的美名。
1988年，伯父被国务院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于是便回到了北京定居与工作。期间，他出版了《罗铭画集》、《罗铭国画精选》，郭沫若、何香凝、王个簃等文化界大家主动为其题签、题词、撰序。而我，却是在伯父往生5年之后，才逐渐有意识、有计划地深入去了解、去熟悉他的享誉美术界的一生。因为这一年,中央文史馆联合中央美院、西安美院、陕西美协、陕西画院等相关单位为伯父举办的系列纪念活动被我获悉。在此之前，我对美学的追求也由捡石头捡木头玩摄影逐步扩展到诗、书、画、印的领域，可以说我与伯父的缘分终于有了合适的契机。鉴于伯父常年旅居省外，与家乡亲人的维系也多以电报电话为主，因此父亲遗留给我的这幅《喜雀闹梅》也是亲戚手中少有的罗铭笔墨，之前有过不少人要我高价转让，但都被我婉拒了。这几年通过反复端详这一传家宝，我越发觉得伯父画的花鸟既有海派大佬任伯年的灵秀，又有岭南鼻祖居廉的妍丽，更有在潮汕文脉中淬炼出来的金石气。他用秃笔散锋点染麻雀的绒毛，暗含了怀素草书“骤雨旋风”之势，而足部线条的顿挫，分明就是潮州木雕刀法的纸面转化，正如徐悲鸿说过：罗君以其雄健之秉，笔歌墨舞，尽情挥写自然佳妙。看来，我的这件传家宝，恰恰体现出伯父“上承传统、外师造化”的美学理论，因为他一直强调“要继承一切优秀的创作传统，然后在生活中寻找、吸收创作的源泉”。
新冠疫情期间，因为了解到我的心思，广东崇正的许习文先生和小雅斋的张蔚平先生主动通知我，近期陆续会有一批罗铭的画作从藏家手中流出，让我时刻关注该出手时就出手。之前听张绿萍先生说过，咱们潮汕人对罗铭的画作一贯是爱不惜手、视若传家宝的，一般情况下只进不出、光买不卖。还好，这一次在他们的帮助下，我终于在能力范围内抢了一个漏。当我拿着这幅《竹雀图》去向许先生得瑟时，他一边欣赏一边笑着说没想到被你捡到了，估计是他那几个有钱的熟客当时在打瞌睡。许先生说这是罗铭送给著名乡贤庄世平老先生的佳作，整个画面既得宋徽宗《芙蓉锦鸡图》的精密，又含徐渭《杂花图》的狂放，而且还是两个潮汕名人礼尚往来的证物，这样的作品真是好难得的。
有同道好友曾分别送我北京荣宝斋出版的罗铭、李可染、张汀个人画谱，从中可以感受到1954年的香山三杰写生展，在三十年后仍影响于整个中国画坛，不愧是打响了“新中国中国画革新第一枪”，吴冠中也说：“这个规模不大的画展却是中国山水画发展的里程碑”。1985年在“中国画革新研讨会”上，张汀就感慨地说道：当年我们三人在山路上争论，罗兄说中国画的现代性不在技法革新，而在“观物之道”的革新。这番话正好与伯父“写生非摹形，实为格物：格山石之骨、格草木之心、格天地之呼吸”的思想相呼应。
坐在近年来收罗到的伯父罗铭的相关书籍之中，翻阅着从互联网上搜索到的涉及他的话题与内容，我渐渐对这位不曾谋面的伯父更为熟悉，也越来越感到亲切，脑海里居然时不时蹦跶出他的可爱身影，而这身影不仅是一个艺术家、一个长辈的身影，更是一幅蕴藏文化基因的密码图。你看他左手提着海派写生箱，右手握着潮汕工夫茶壶，画箱里既有敦煌矿物颜料，也藏着南洋椰壳笔洗，而那双布鞋上的黄土，还混合着北京城、长安城的风霜。而这些相互之间的矛盾，最终又都在宣纸与水墨之间达成和解，浑然一体。
二零二五年五月
撰于广州城央修之书屋
（作者：拾趣哥哥）
（罗琳：罗铭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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