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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华夏》记者 赵阳欢

2020 年，惠州市一名 10 岁女童因骑车不慎摔倒，导致急性硬膜外血肿并脑疝，在惠东县人民医院神经外科行开颅血肿清除并去骨瓣减压术后康复出院。几个月后，女童返院复查，并准备进行颅骨修补手术。儿童颅骨修补术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难题，因为随着儿童的生长，颅腔会增大，容易造成修补材料的松动脱落，导致修补手术失败。曾有专家主张等到患儿 18 岁以后再行颅骨修补术，但如不尽快手术，患儿颅骨缺损处若外伤后容易造成颅内出血，并且颅骨缺损影响外观，患儿容易出现心理障碍。故现在大部分专家 主张患儿要尽早做颅骨修补术。 

幸运的是，女童遇到了杨超。为帮扶县级医院发展，广东省委组织部、广东省卫健委全面启动医疗卫生人才“组团式”紧密型帮扶工作，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中山一院”）将惠东县人民医院确立为帮扶对象，并根据惠东县人民医院的具体情况，挑选了政治高、业务强的技术骨干，派驻帮扶医院开展帮扶工作。中山一院帮扶专家神经外科主任医师杨超与惠东县人民医院周康胜、李海堃等手术团队一同为女童制定手术方案，设计了带有滑槽的专用钛网：日后随着女童长大颅腔增大，固定钛网的钛钉在滑槽里有一定的活动度，确保“长大”的钛网固定牢靠，并能完整覆盖颅骨缺损区域。 

第三届“中国侨界贡献奖”获得者

杨超，广东省侨联常委，广东省侨青联副主席，中山一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

说到神经外科，很多人会觉得是个相当神秘的领域，这不仅因为神经系统本身就充满玄妙和复杂，也因为医生的治疗结果会直接影响患者以后的生命方式：是健康地活下去，还是需要依靠别人照料，抑或是死亡。而杨超，正是一位手术技艺精湛的神经外科医生。 

杨超在惠东县人民医院开展手术

随着医疗技术和医疗设备的迅猛发展，神经外科（又称脑外科）手术成为外科领域中最为尖端的年轻学科，它的治疗范围包括脑血管疾病、脑外伤，脑肿瘤以及功能性疾病等。 

神经外科被人们称为“外科之巅”。这是因为，大脑对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大脑是人体最复杂、最精密的器官，不同的区域分别掌管着人的呼吸、心跳、语言、运动、记忆、情绪等重要功能。大脑占据心脏全身供血的 20% 左右，它柔软易碎，交织着无数条细密血管，手术操作的范围往往就在毫米之间，因此，神经外科的大部分操作都是在显微镜下放大 10 至 20 倍来进行。在手术中，医生一个细微的牵拉动作，就可能导致病人的呼吸节律变化、血压忽上忽下，任何一个差错，都可能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即使是术 后，患者往往病情多变、易变、危急，还会涉及全身多个系统的急重症，因此神经外科与心外科一样，都有自己独立的重症监护室。 

认真研判病情的杨超

神经外科也是公认的医生培养周期最长，工作强度最大的科室之一。中国神经外科泰斗王忠诚院士曾说过：“一个好的外科医生是一个好的内科医生加一把好的手术刀。神经外科医生要学习和掌握的知识非常多，需要练习的时间也非常长。” 

“这个技术是怎么练出来的？首先是在人体标本上练习，然后在模拟器上练习，接着在手术台上给老师当助手，老师会一步步放手让你做。一开始是让你切头皮和关头皮，打开颅骨和关上颅骨，后来会让你做刀口较大，相对容易的手术，最后才让你做深度的，创伤很小的手术。在经过很多很多台手术之后，你才有可能出师。”杨超说。 

根据粗略计算，一个神经外科医生从高中毕业后，大约要经过 20 年的学习和培训，才能成为一位合格的主刀医生。 

如此漫长的时间，如此繁重的学习和工作任务，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对于杨超来说，他却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主动选择了神经外科这个专业。当年考上中山大学生物化学系的他，发现自己的兴趣不在于此，于是转考入中山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七年制全英班。2001 年，他在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参加工作，第二年便参与了中国第 1 例、全世界第 36 例连头婴分离手术。这样优秀的成绩，让他在 2005 年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奖学金，作为访问学者远赴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皇家医院深造，他执业任神经外科医生，师从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副主席 Andrew H. Kaye 教授学习显微神经外科手术。2007 年，他又获国家留学基金委中澳联合培养博士奖学金，继续深造。 

“我年轻的时候是比较理想主义的。我希望找一份有成就感、有挑战性的工作来证明自己。神经外科医生的成长期很漫长，在这个过程中，你无法确定自己的付出是否能得到回报。但是人的一生并不长，两天打鱼三天晒网也就过去了，我每天很努力地学习工作，也熬到 40 多岁了，我觉得我的付出是值得的，而且我很幸运，我比其他人更早地证明了自己适合这份工作。我很享受救治病人的过程，所以我愿意把它做到极致，做到最好。” 

杨超参加广东省侨联“侨爱心——送温暖医疗队”揭阳义诊活动，为当地村民诊疗

杨超擅长的是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脑积水、癫痫等疾病的诊治。他每年平均要完成大约 400 台手术，其中一多半是给三叉神经痛患者进行的三叉神经微血管减压术，也是目前唯一能够根治三叉神经痛的手术。 

三叉神经痛被称为“天下第一痛”，痛起来像钢钉戳心，又像高压电击，疼痛一旦发作，病人就不能做洗脸、刷牙、说话、吃饭等简单动作， 因为一些小动作就能诱发疼痛发作，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精神压力，影响正常生活。有的人由于无法承受这种痛苦，甚至会选择自杀。 

这种疼痛的病因，来自脑血管因故偏离，挤压到三叉神经根，导致信号传输混乱，产生痛觉。而三叉神经微血管减压术通过显微镜在颅内操作，用手术器械将压迫在三叉神经根上的血管分离开，并将这些血管用垫片与神经根隔离，使血管不再压迫神经根，痛觉也就随即消失，可谓“刀到病除”，而且这种手术是在患者侧耳后开孔，刀口直径只有约 2cm，并不会对病人的容貌产生影响。 

2019 年 7 月，93 岁的方婆婆找到了杨超，她被三叉神经痛折磨了一年，因为痛得吃不下饭，体重已经下降了 20 斤。杨超经检查后发现方婆婆需要进行显微血管减压手术，但实施手术的风险较高，因为老人的骨头比较脆弱，且手术麻醉时间如果过长，可能会导致老人术后反应变慢。 

杨超为紫金县当地民众义诊

在排除了方婆婆的手术禁忌症后，经过与病人及家属的反复沟通，老人对杨超医生非常信任，于是杨超迎难而上，为老人进行了手术。麻醉清醒后，方婆婆即刻感觉疼痛消失，术后无并发症。第一天开始便能吃稀饭，第二天开始普食，第七天拆线，第八天早晨出院。 

“很多人害怕在脑袋上做手术，他们宁愿选择针灸，或者打封闭针等。他们觉得打针是微创，比开刀的危险性要小。事实上，脑部手术如果是诊断明确，手术漂亮的话，它可以恢复神经功能，把受破坏的神经功能还给病人。而打针是把神经的感觉功能毁掉，虽然不痛了，但是患者的脸部没有知觉了，其效果与手术的效果无法相提并论。” 

在病房中，杨超带着我拜访了一位年轻的中学钢琴老师。她因患有良性血管母细胞瘤，右侧肢体经常感到疲累，右手乏力，无法握拳，也无法弹钢琴。三四年前，她曾在别的医院进行了手术，但效果不明显，于是找到了杨超。杨超为她进行第二次手术后，她感觉自己的右手终于能够再次握拳，且恢复了灵活性，可以再次尝试弹钢琴。 

杨超说：“如果这个病人因为畏惧情绪，拖延多年才进行手术，那么她的右手可能会因为长期得不到锻炼，出现废用性功能丢失，病情变得越来越严重。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早发现，早治疗’。” 

如今，作为名医的杨超每天的手术档期都排得满满的。但他认为，自己还可以开足马力为更多病人治病，因为救活一个人，往往是拯救了一个家庭。 

一个28岁的脑积水患者引起了杨超的注意。这个患者因原发性高血压导致肾功能衰竭，患者的母亲为了挽救儿子的生命，将自己的一个肾移植给他。肾移植手术后，患者再次因为原发性高血压引发脑出血，经保守治疗后，脑出血被自行吸收，但出现了严重的脑积水和肺炎，患者陷入了昏迷。杨超经过诊断，认为解决了脑积水的问题，患者就可以存活。但是由于患者一直在使用抗排异药物，机体免疫力被抑制，在手术过程中感染的发生率就会大大增高。这对主刀医生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患者给杨超送来锦旗以表谢意

“没有任何一个医生会希望患者死在手术台上。”杨超坦言，而他之所以敢为这个患者做手术，一方面是因为他对自己的技术有信心，且做了缜密的手术方案；另一方面则是出于他高度的责任感，以及对患者及其家属的人文关怀。“我会时常考虑患者的家庭将会面临怎样的未来，这个母亲为了救儿子捐献了自己的肾脏，如果儿子不在了，这个家可能就散了。所以我很希望能够帮助患者把家保住。” 

后来，杨超为这个患者做了脑室 - 腹腔分流术，将脑室内过多的脑脊液分流到腹腔内腹膜部位，从而被吸收。术后，患者很快恢复了意识，至今生活质量都很好。事实上，像这样的案例还有不少。据杨超介绍，他还曾经接待过不少老年患者，因脑积水导致记忆力下降，无法辨认自己的孩子，或站立不稳，无法行走，生活无法自理。经过杨超手术后，他们不但能够重新辨认亲人，恢复行动能力，还能时不时去跳跳广场舞，含饴弄孙，享受幸福晚年。这对于患者的整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件幸事。“对于真诚、有孝心、和睦的家庭，即使比较贫穷，我也很愿意去帮助他们。救治好一个病人，能给我带来无比的幸福感和成就感。” 

杨超与侨的渊源颇深，他的外公是爱国华侨翁向东。种种原因，翁向东的故事近年来少有报道，但杨超从小听着外公的故事长大，外公的拳拳爱国之心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人生。 

1914 年，翁向东出生于广东省潮阳县峡山义英的一个穷苦人家。10 岁那年，翁向东跟着堂姐漂洋过海，来到泰国。1938 年，24 岁的翁向东受进步思想影响，加入了共产党，并担任泰国东北线救国总会总干事，护送了一批泰国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日战争。1946 年，翁向东协助筹办了香港培侨中学。当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时候，远在香港的培侨中学也于当天升起了五星红旗。时至今日，五星红旗在这所学校上空已经飘扬了 70 多年。杨超说：“小的时候，我最喜欢听外公讲带枪护送爱国华侨走秘密交通线的故事。”这样的爱国华侨家庭，对于杨超学术专业的选择也有很重要的影响，由外公传承而来的价值观念，也在杨超的家庭中一代代延续。 

多年后，杨超追随着外公的脚步，加入了广东省侨联这个温暖的大家庭，曾担任中山大学侨联主席，积极参加侨联组织的医疗惠侨等活动，为侨服务。

END

主  编∣刘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