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  公  粮

         文｜杨金霞

每到夏收季，当一望无际的田野呈现一派丰盈而大气的黄时，我的脑海总会不由得浮现儿时交公粮的点滴记忆。

我对交公粮的最早印象大概是六七岁的时候。我至今朦胧记得，在我睡得正香的一个大半夜，大哥狼吞虎咽的吃饭声将我从梦中吵醒了。睁开惺忪的眼睛，我看见大哥正坐在炕沿，端着一碗放着红辣椒的搅团吃着。睁眼的瞬间，我还听见厨房传来娘催促大哥：“吃快点，还有半碗哩。”临了，娘还给大哥叮嘱：“现在离天亮还早着，你得吃饱，不然就饿到天黑了。”听了娘的话，我在被窝里伸了伸懒腰问大哥：“这么早你干啥去呀？”“到杜阳粮站交粮去呀，你睡去，醒来这么早干啥？”大哥边吃着回答。大哥吃完饭后，就迈着急匆匆的步伐消失在夜色中了。

过了不大一会，大门外寂静的巷道里就传来生产队的伯伯、叔叔、哥哥们七嘴八舌的说话声，和架子车载着重物的咯吱声。好奇心驱使我迅速从炕上爬了起来，我把脸贴在窗户的玻璃上向门外张望，只见院子里如水的月光下，布满了树木斑斑驳驳的影子外，别的我什么也没有看见。

那天日落西山，我都没见大哥的影子，直到满天繁星，月挂中天，我又在被窝里做梦时，巷道里又传来一阵阵架子车载着重物的咯吱声和伯伯、叔叔们疲惫的说话声。我又努力睁开眼睛，等待大哥进门，我是想听听大哥给我讲他交公粮的见闻。

“唉！今天粮没交上，回来扛着粮食过河时脚下打滑，还把几袋粮食掉到河里了，又得几天晒。”我听见大哥一进院门着就沮丧地说。“没交上就没交上，只要人没事就好。赶紧吃饭，都半夜了。”厨房里传来娘心疼的说话声。大哥端着一碗搅团又坐到炕沿吃来了，我赶紧从被窝爬了起来。我这才看清，大哥满头的黑发都被汗水一缕缕贴在了头皮上，身上穿的白布衫纽扣敞开着，布衫脊背一大片已被汗水湿湿地贴在脊背上，裤腿挽到了膝盖，脚上的麻鞋粘满泥巴。

这个记忆的碎片我长大后问大哥，才知那是生产队交公粮，大哥那时才十七八岁。

我对交公粮有清楚的记忆是每年秋天的交秋粮。那时，每到秋季玉米成熟，生产队就组织社员将玉米棒子掰到地里，堆成堆，最后再分给各家各户。那年月，秋季雨水好像特别多，且一下就是连阴雨。我记得好多次生产队分玉米，地里都是深一脚浅一脚的泥。各家各户要把分得的玉米从地里搬回家，多数都是一家大小全参与，有架子车的用架子车拉，没架子车的就用背篓背、竹笼担。就这，不等玉米棒子晒干，又得赶着剥玉米。因为，粮站收秋粮的时间不等人呀！因此，那时秋季若没好天气，村子家家户户就早早烧热土炕，把刚从棒子上剥的湿玉米倒在炕上，以催其速干。可那年月，农村家家都是土房，房子也不宽敞，有多余土炕用来速干玉米的人家更是凤毛麟角，大多数人家就是将湿玉米倒在热炕上，再将炕席铺在玉米上，人再睡到炕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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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清楚记得，那时只要天一黑，父亲从生产队干活回来，就会让我和姐姐将炕上枕头、被子等全部折叠整齐，摞到炕角，最大限度将炕上腾空后，父亲就提着一笼笼玉米棒子往炕上倒。这时，不用父亲多说，我们姊妹几个都知道今夜又要剥玉米了，而且剥不完，父亲绝不会让我们睡觉的。一家人围坐在炕上剥玉米时，父亲总是先剜玉米，只见父亲右手拿着锥子，左手拿着玉米棒，且将棒子小头朝上，尾部稳稳地顶在炕上，右手用锥子使劲从玉米棒的头部，顺着一行行玉米颗的走向，从上到下在棒子上剜开几条缝隙，再扔给我们。我们就赶紧抢着拿起父亲扔的棒子，沿着剜开的缝隙将玉米粒剥得干干净净。父亲剜玉米的速度可快了，他一个人剜，供我们姊妹几个剥都剥不退。姐姐哥哥们剥玉米很认真，父亲不说停下睡觉，他们就一直陪着父母要剥到半夜。而我，常常剥不了几个棒子，就上下眼皮开始打架，我常常在瞌睡得左右摇摆中，一头倒在玉米颗上呼呼大睡，直到玉米剥完，父母收拾炕上，才会把我从梦中叫醒。这时，他们会让瞌睡得连眼睛都睁不开的我，下去站到地上，父亲提起炕席，母亲和姐姐将刚剥下的玉米颗倒到土炕上均匀摊开，父亲又将席铺到玉米颗上，才允许我上炕睡觉。那样的炕睡一晚上，不但翻一次身都觉得软呼呼的难受，而且睡起来总感觉身上衣服都是潮湿的。为这，我没少嘟囔父母，可每次他们都会说：“你这女子咋那么不懂事，天气不好，玉米不倒在热炕上咋能干哩？再错过交秋粮的时间咋办呀？”我那时就特别讨厌秋雨，特别想不通粮站收秋粮为啥要赶得那么急。

我跟着父亲亲眼见交公粮是我十二岁那年的夏天。那时，我们杨家坡村子原上已新建了杨家坡粮站，杨家坡粮站当时主要服务的是牙科公社的16个大队、东南公社的7个大队和杜阳公社的1个大队。记得那天早上天刚蒙蒙亮，父亲就将熟睡中的我叫醒，说要趁天凉去交公粮，让我给他在城壕坡那段坡上推架子车。

东边山顶太阳才冒花花，我和父亲就用架子车拉着两口袋（家乡装粮食的袋子，宽一尺五寸，高五尺，一头开口，一头封口）小麦，气喘吁吁、满脸汗水、一步一个脚印从城壕坡往原上拉着。金色的太阳光将我和父亲一前一后两个弓着脊背、慢慢蠕动的人影，长长地投射到坡西边的麦茬地里。就在我们的架子车艰难地上了原，父亲边喘气着放下架子车，用他脖子上搭的那个已经褪得看不清本色的毛巾擦汗的瞬间，我才赶紧直起腰，用布衫袖子擦了擦脸上的汗珠。此刻，我的心脏在胸腔“咚咚咚”急促地狂跳着，双腿也软弱无力得像要瘫坐在地上。就在我边喘着粗气无意间转头时，远处粮站门前的大路上，已如长蛇般排了不少等待交粮的架子车。“你还要睡懒觉哩，看，远处山里人都来了！”父亲边说着将毛巾又搭在脖子上，拉起架子车加快了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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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莫八九点钟，粮站工作人员上班了，粮站门口的大路上，上至梁甫村，下至杨家坡都是排队交粮的架子车。仔细打量，一辆辆架子车上，大小不一、高低不等的麦袋子垒得就跟小山一样，好多麦袋子上还补满了百家衣似的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布丁。个个架子车辕上都挂着军绿色挎包、或花布兜兜，有的还挂着瓶瓶、罐罐。这不用说，是来自远处村庄的交粮人为自己准备的吃喝。架子车跟前，那些或站或坐着的头戴草帽、满脸疲惫、皮肤黝黑的男人或女人，一个个满脸期待地朝粮站门口张望着，只要前面架子车稍微往前一挪，他们就会丝毫不失时机地将自己的架子车也往前一挪，生怕被人插队。

夏天在太阳下等待交粮是难熬的，排在走梁甫村那条路上的人还好点，路面平整，路两边还有高高的白杨树遮阴，时不时还有夏风吹来阵阵清凉。而排在杨家坡村那面大坡上的人，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头顶不但没有一点遮拦，路面还是斜坡，不光要操心往前挪架子车，还要找块石头将随时要滚下坡的架子车轮挡住。不过，在坡上等待的人，也是有点好处的，就是解渴方便。他们只要想喝水，就会拔腿跑到坡下的水泉边，喝那甘甜清冽的泉水，顺便再洗洗手、洗洗脸，以驱散难耐的酷热。

在这个漫长而炎热的等待中，可把我们这些跟着大人交公粮的孩子们乐坏了，我们成群结伙跟着一个用自行车推着白棉褥将小木箱盖得严严实实的小伙子，在小伙子“冰棍！冰棍！一根五分钱！”的叫卖声中，从梁甫走到杨家坡，又从杨家坡走到梁甫，好像一点也不知疲倦。这时，总有大人见自己的孩子跟上那小伙跑得满头大汗，就会心疼地从衣服口袋里摸出五分钱，笑骂着递给孩子：“拿去，别跟上上来下去跑了，不嫌热吗？”孩子们呢，才不管呢，只要一拿到钱，转身就会递给那个小伙，小伙则会赶紧停下自行车，像开他的百宝箱似的，小心翼翼地一层层揭起自行车后座木箱上的小棉褥，伸手取出一块长方形、表面还粘着一层纸的冰棍。这时，拿上冰棍的孩子就像特意显摆一样，慢慢悠悠撕掉冰棍表面那层纸，伸长舌头，一下一下舔那正冒着丝丝白气的冰块，惹得吃不上的孩子，只能眼巴巴一边咽口水，一边想象那种凉到心里的舒坦。不过，吃冰棍的孩子也是很懂事的，知道冰棍大人舍不得吃的。因此，他们就会一边吃冰棍，一边很殷勤地帮大人排队、看架子车、挪架子。有的还会很有眼色地提着瓶子或瓦罐，跑到坡下给大人提来清凉的泉水。

约莫十点多钟，我们的架子车前就剩三四家了，父亲在架子车跟前等着，我则跑到最前面围着好多人看的验粮处，我刚站稳脚跟准备看热闹时，几声“你这不行，不太干，赶紧往回拉，回去再晒两天”的声音钻进了我的耳朵，我仔细一看，这话才是我面前一位瘦高个叔叔说的。只见这位叔叔眉头紧蹙、脸色阴沉、头戴一顶崭新的草帽，左腋下夹着一根长长的铁杆，嘴唇上还堆着一簇簇刚咬破的麦粒碎渣。他正一脸不高兴地给他面前一位个头不高、头戴草帽、脸色黝黑、月白色上衣肩膀上还打着白色补丁的伯伯说着。叔叔因说话太用力，嘴唇上那一簇簇麦粒碎渣随着嘴唇地抖动，从上衣前襟滚落到了脚下的地面上。我看见那位伯伯像孩子做错事一样，一个劲地陪着笑脸给叔叔说：“你看能行就收下吧，我从沟里来的，半夜三四点就走开了。”“不行，不行，得再晒！”叔叔一边不耐烦地说，一边示意伯伯往边上挪，让开地方，他要验下一家了。最后，伯伯一脸无奈地问：“你看再晒一天能行不？要是能行，我就不回去了，在杨家坡亲戚家再晒一天，不然来回要跑几十里哩。”“这说不来。”叔叔面无表情地回答。听了叔叔的话，伯伯只好用绳子扎好口袋口，使出浑身力气抱住口袋往旁边挪了挪。

我这才看清楚，验粮叔叔左腋下夹的那个长长的铁杆一头是尖的。只见叔叔把另一家解开的口袋麦子抓了一把，仔细看了看，然后，两手将铁杆使劲从口袋口直插到口袋底，紧接着将铁杆迅速从口袋里提了出来，把铁杆尖头处往左掌心一倒，一撮撮麦粒便滚到他的左掌心里了。叔叔又将铁杆夹到他的左腋下，右手指从左手心里将几粒麦子捏起，朝自己嘴巴扔了进去，瞬间，黄褐色的麦粒在叔叔的白牙间发出一阵清脆的“嘎嘣”声，随之咬破的麦粒碎渣又被叔叔用舌头顶出来堆在他的嘴唇上。我这才明白，叔叔这是在检验小麦的干湿。

当我看见我家粮食前面只剩一家时，我赶紧挤出人群，来到父亲跟前，父亲将两口袋麦子从架子车上溜下来，让我把架子车拉到路边。他将两口袋麦子又一点点抱着往前挪了挪。验我们麦子时，也许是父亲解第二个口袋绳子的动作慢了些，没等父亲将袋口解开，叔叔就将那根尖尖的铁杆隔着口袋戳了进去，在铁杆往出提的刹那，口袋上一个圆圆的窟窿竟像张大嘴巴似往外淌着麦粒，这一下，不知父亲啥感觉，反正我心疼极了！父亲依然和前面那个伯伯一样，面带笑容地看着叔叔一脸严肃地将一撮撮麦粒扔进嘴里，在唇齿间嘎嘣几下后，慢慢吞吞地说：“干度还可以，就是麦颗太瘦了，得过风。”听了叔叔的话，父亲如释重负地一边点头，一边连着答应了几个“好”字。

父亲先将没有窟窿的那个口袋扛到粮站院内的风车跟前，让我看着，他又找了一团纸将有窟窿的那个口袋上的窟窿塞住扛了过来。我记得那个过风的风车是带电的，父亲将两口袋麦子倒进风车里，不出几分钟就被风车分成了一小堆秕颗、一大堆干干净净圆圆滚滚的麦粒和少许麦衣在风车的出风口轻飘飘地打着转儿。我和父亲在另外几个等待过风人地催促下，迅速将干净的麦粒再次装进口袋。父亲又让我站在口袋跟前看着，他又一下一下扛着口袋去过称了。过完称，工作人员给父亲发票时，我看见父亲草帽下那布满沟沟壑壑的脖颈上、面颊上豆大的汗珠往下流淌着。父亲顺手把发票递给我说：“你把发票拿上，爸这下要把这两口袋麦子扛到粮仓里去。”“粮仓在哪？”我问父亲。“就前面那座房。”父亲边说着朝前面怒了一下嘴。

只见父亲走到一个口袋跟前，双腿微弯着将身子半蹲下去，双脚调整好位置，稳稳站住，头偏向左侧，两手将高高的口袋慢慢朝自己怀里放倒，再将右肩膀靠在口袋的中下部，以肩膀为支点，在微弯的两腿起立的同时，两手又慢慢摸索着抓住口袋底的两个角，两胳膊用力往自己肩膀上一抬，这个装有一百五六十斤小麦的口袋竟稳稳地被父亲扛了起来。我跟着父亲缓慢的脚步来到粮仓门口，只见门口站着一位工作人员，嘴里不停给扛着口袋进出的人吆喝：“往上走，往里面倒！”

粮仓里从地面到屋顶全是黄褐色的小麦，靠里面的基本都和房顶一样高了，而靠外面则形成了长长的坡度。为了让扛袋子的人上到最里面的高处，粮站顺着麦堆的坡度，从底到顶铺着几条大约一尺来宽的木板。扛着粮食口袋进粮仓的人，都是一步步踏着木板上到高处，才解开口袋倒麦子的。力气小的人，头偏向一侧要扛着一百五六十斤重的口袋上那打滑的木板，确实是有一定难度的。此刻，我真为父亲捏着一把汗，我一眼不眨地看着父亲扛着口袋，在工作人员的吆喝声中进了粮仓，慢慢踏上木板，一步一步艰难地向上挪动着。为了防止木板打滑，父亲的双腿在颤颤巍巍往上挪的同时，脚上的麻鞋都因过度用力而变形了，脊背更被口袋压得弯成了一张弓。门口的我，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我真怕父亲扛不住，从那个窄窄的木板上摔倒在麦堆里。当父亲上到大约离最高处还有一米多的时候，脚下好像打了一个趔趄，我的心也随之揪了起来。不过，父亲没有摔倒，在口袋的重压下，他使出浑身力气稳住了身体。看着父亲的我，不由得眼圈湿润了，泪眼朦胧中，我看见父亲终于解开了绑口袋的绳子，顷刻间，一股麦流如瀑布一样从父亲的肩上泄了下来，与他脚下那山一样的麦堆混在了一起，瞬间，父亲肩上那圆鼓鼓的口袋也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瘪了下去。

父亲一连将两口袋麦子倒进粮仓后，出来见我眼睛红红的，以为是热的来，就拿着空口袋笑眯眯地对我说：“今天太热，晒晕了吧。咱还算运气好，一次就验上了，要是验不上，还得拉回去再晒哩。爸给你五分钱，买根冰棍吃去。”回家的路上，父亲把空口袋铺到架子车箱里，让我坐在上面，他拉我回家。就在我坐在口袋上伸长舌头舔那甜丝丝凉飕飕的冰棍时，我看见父亲微弯的脊背上，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已被汗水湿透了，周围隐隐约约布满了一圈圈白色的不规则的几何图形，如天空中一朵朵白云在升腾。

晚上睡觉时，我又想起粮仓内我从未见过的那堆积如山的麦子，就问父亲：“爸，粮仓里那么多麦子咋能吃完哩。”“瓜女子，那些麦子都拉到城里去了，城里那么多上班的干部、工人，没种地，但要吃饭呀！”父亲笑着说。我这才恍然大悟，猛然觉得，在我心中遥远得我一年都去不了一次的县城，原来离我是如此之近。

以后的好多年里，只要夏收季看见农人晾晒麦子，我的脑海总会浮现父亲扛着口袋，佝偻着脊背一步步往粮仓顶部挪动的身影。如今，父亲因积劳成疾离开我们快三十年，国家正式废除农业税，结束农民交公粮的历史也近二十年。但我坚信，祖国和人民不会忘记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交过公粮的那一代父辈们！

作者简介：

杨金霞，陕西陇县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宝鸡市作家协会会员，宝鸡市杂文散文家协会会员，在多家报刊及微信平台发表散文多篇。出版散文集《三羊河畔》。曾参与《陇州传统民俗》《关山脚下的记忆》《抗疫纪实》等陇州文史资料的编撰。现担任《关山》文艺季刊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