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栏特推王继散文】
一
陈龄老师于我是有大恩的人。年轻时代，当我苦苦挣扎着，力图用写作改变我的命运之时，每在关键时刻，都是他援手用力拽了我一把。没他的帮助，我的人生履历或将是另外一种写法。起初，我尊陈龄为师父，后来，他调到湖北省作协的《长江》大型文学丛刊、我离开武钢开始漂泊，忽觉具有武钢工人特色的“师父”称谓，与环境和时代都不匹配，于是，改称陈龄为老师。
2020年9月，陈龄老师的儿子陈郑曜写了《父亲陈龄》，他母亲郑因把文章发给了我，说“苍山夜语”公号很文学、影响力很大，能否请他们发一下？真没想到，转眼间，陈龄老师的儿子已成人并能著文了。当年，我和陈龄老师喝酒喝到熏熏然时，他常会放下筷子，伸出一个手指头，在桌子上画一个无形的地形图，这是他的老家，河南虞城某个村庄。然后他的手指会长久停留在一座同样无形的石桥上，长叹一声说：桥断了、毁了，我老陈家要绝后了。然后把重复多次的故事，又对我重复一遍。他的爷爷是位声名远播的中医。某一日因村旁河上的一小桥被毁，爷爷大惊失色道，风水坏了。我陈家要断后。我不太相信这些，但陈龄老师似乎一直活在他爷爷那句话的阴影中。此时他已有两个女儿，而他的弟弟也只有一个女儿，他俩都没儿子。因较为特殊的原因，陈龄老师再婚。后婚姻时代，因严苛的计划生育政策，他们夫妻历经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劫难后，陈龄老师中年将尽时终得一子。
读罢《父亲陈龄》，虽稍嫌文字有些稚嫩，但文通理顺、情绪也饱满，我把文章转给了野夫，并私信说明了原委，并强调能发则发，切不可勉强为难。我极不愿别人勉强我，自然也尽量不强勉他人。当天很晚时分，野夫电话了我，说：师父，说些啥子哟，陈龄是你师父，就是我师爷呀。你还记得吗，你带我去过他家的……我还真记不得带野夫去过陈龄老师家，野夫的记忆力一直让我叹服。我没跟野夫多说什么，很快撂了电话，因我有些感动，还有些莫名的“蓝瘦香菇”的感觉……
二
1978年9月的某个清晨，从漫长的夜和烟熏火燎中，疲惫不堪地钻出来，我轻叹一声：又熬过了一个夜班。洗了澡吃罢早饭，已是上午九点多钟。正准备回家睡觉，突然接到厂宣传科转达公司宣传处一个紧急通知，让我立即去一趟武钢文艺编辑部。于是，我骑车过工人村的家门而不入，直接去了位于红钢城的武钢文艺编辑部。见到我，陈龄老师问我，怎么才来？原来，他通过公司宣传处找我，已经两天了。没等我回答，他略有些兴奋地接着往下说，语速也较平日快，他的普通话不由自主就流露出了许多的河南味。
文革后，湖北省作协第一次组织了大规模的文学创作活动，在当阳县覆船山下的玉泉寺，举办为期两个月的文学创作班（笔会）。笔会时间几过半，受命为即将创刊的《长江》文学丛刊组稿的沈毅老师发现了一个问题，与会者的稿件样式繁多，电影剧本、话剧剧本、长篇叙事诗、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稿却仅有两部，而大型文学期刊的内容又以中、长篇小说为主。沈毅老师写给陈龄老师的信中，谈及了这一情形，陈龄老师立即回信，极力举荐了我和我的长篇小说。未久，创作学习班给陈龄老师发来电报，邀我携长篇小说稿去当阳玉泉寺修改。
陈龄老师说完，我有点懵，木木地望着陈龄老师，一时说不出话来。我知道，参加这个创作学习班的许多作家，文革前就声名显赫，都是我要仰视的人物，而他们的作品也都是经省作协的老编辑们初审后而入围的。我就靠这部仅陈龄老师等几人读过、而且被他评价为“尚未成形”“太过粗糙”的长篇小说就可以去参加这么高规格的创作学习班？
那天的黄昏时分，我即将去往火车站的时候，与前妻又爆发了一场大争吵。起因也如往常大多数的争吵一样，我被她反复地诘问：“你为什么就不能老老实实、安安分分做你的工人呢？”弄得无言以对。无论从小道理或大道理的角度，我都回答不了她的问题。前妻把两岁多的儿子往我怀里一塞，怒冲冲走了。此时，离武昌驶往当阳方向的火车发车时间，仅剩三个小时。而我转两次公交车到武昌南站，最快也需要一个多小时。我把孩子抱到距我家不远的母亲家，交待说我要出公差，留下孩子和母亲的絮叨，急匆匆赶往了火车站。
很多年以后，当儿子有了儿子以后，我和儿子聊天时说：你小时候，我基本没打过你。我显然是在夸耀我的父爱，一个因性情爆烈而闻名遐迩的男人，竟然没打过儿子。儿子冷冷回答说：小时候，你也基本没管过我。我被儿子噎得无言以对，天就这么被聊死了。
当时我并不知道，出公差是可以购买卧铺的，我买的是硬座。所幸的是，如今称为绿皮火车的硬座中，那天没坐几个人，当火车停靠几个小站后，车厢里几乎只剩下我一人，和我没吃晚饭的肚子一样空空荡荡。有望成功的兴奋，和担心失败的焦虑，让我毫无饥饿感，虽躺在火车椅上，也没有一丝一毫的睡意。我翻身起来，从须臾不离的挎包中，取出那厚厚一摞在各种稿纸上写成的长篇小说。火车摇晃着在无垠的夜幕中穿行，夜风夹杂着些许的煤屑，从半开启的车窗“呼呼”涌进来，扑打在我因亢奋而潮红的脸上，也让我无法翻看稿子。我起身关掉了车窗。我手中的稿纸有900页，每页300字，长篇小说约有27万字，很巧合，27，这与我的年纪是同一个数字……
三
陈龄老师不善言谈且不苟言笑，黝黑面部上的线条粗犷而分明，严肃的神情再加上这张坚毅而生硬的脸，难让人产生亲近感。武钢文艺编辑部常有业余作者来访，大家围着各位编辑谈笑风生，似乎只有他不受干扰，默默地俯在桌子上读来稿。他是小说编辑，我写小说，有稿，自然是先投给武钢文艺。于是，我们就有了交集。和陈龄老师交往久了，我才知道他虽有副坚毅生硬的面容，内心却极其柔软。
此时，我已在省市报刊公开发表过二三个短篇小说，但我写了而被退稿回来的短篇小说却有一二十篇。当我和陈龄老师非常熟悉后，我曾问过他，这是为什么？他沉吟良久，才回答我：你想得太多、人物太多、情节纷繁……打井都只定在一个点上，东打一下、西钻一下，那不是钻井，是刨坑。短篇小说容量有限，旁逸斜出是大忌。虽然他指出了我写短篇小说的症结所在，我写出的短篇小说依然如故，退稿多到令我心碎，竟全部付之一炬。陈龄老师没有宽慰我，他笑着对我说：你小子喜欢设置那么多的人物、喜欢弄哪么多的情节，干脆试着写写长篇小说吧。我有些疑惑地望着他，不知他这是开玩笑、还是真话。
我是个俗人，写作的最初动机，只是为了改变命运。我不认命的爱折腾，又或许是深埋心中的逆反情绪。我上学、我上山下乡、我进工厂当工人……均是被设置好了的程序和轨迹，我内心一直汹涌着随时可能呼啸而出的冲动，去冲破被规定被固化了的生活模式。1977年，文革废止的高考恢复了。我是六八届初中生，实际上也就是个高小生。虽如此，我仍报名参加高考。除了上班，我所有时间几乎全用在复习上，每天睡眠都不敢超过五小时。高考临近，我去厂教育科领准考证，教育科说我的准考证已被我所在车间的徐书记领走。我又去车间找徐书记拿准考证，徐书记说，准考证我扣下了，你没资格参加高考！我问凭什么、为什么？他理直气壮告诉我，就凭他是车间领导；就因为我的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一直不安心本职工作，所以就没资格参加高考……
天算不如人算。我的大学梦被无情喝断。我一个青年工人，除了每月四十二元的工资，何来资产？没资产又如何能混入这个阶级、拥有他们的思想呢？我不能搬起石头去砸天，我把我的愤怒我的苦闷甚至我的性欲，统统发泄在了长篇小说的创作上。陈龄老师的那番似真似假的话，给予了我某种启示。不试试，永远不知晓结果。没有想到的是，我以后的文学作品，竟然全是长篇或中篇小说。
浩劫之后，当阳玉泉寺里已没了和尚，大雄宝殿暂时成了省作协创作学习班的中心。大殿内院有两株生长了数百年的桂花树，我脚刚迈进内院，浓郁的桂花香迎面掩来，让我不由一个踉跄。大雄宝殿里已无住处，会务后勤组就把我安排在距大雄宝殿两三里路的一栋平房里。平房周边的田里，种满了红萍，一种有机肥。除了去大雄宝殿吃饭不太方便外，一切尚可。何况我需要的只是大块的时间。笔会距结束只剩下27天。27，这又是个的巧合。27天里，我必须要把27万字的长篇小说推到重写一遍。当省作协的沈毅、刘岱等老师提出要读我这部小说的初稿时，我拒绝了，我不想让他们看这个肯定会令他们失望的初稿。我向他们保证，两天后，他们每天可以读到我修改后的一万字。他们虽然有所怀疑，但应允了我的请求。27天里，我每天都完成了一万多字。沈毅、刘岱等老师读到10万字左右时，就基本首肯了这部小说，把她列入了《长江》文学丛刊创刊号，准备连载。因持续的亢奋状态，我晚上基本不睡觉……于是我的牙疼不已、牙龈肿胀。我没时间去当阳县城看牙，而牙痛又影响我写作，于是，我几次用刀片在牙和牙龈交接处，划开一条条小口子，放血。牙，不痛了。27天里我重写了29万字。但，牙疾从此也跟随我一生，从活动假牙、半固定牙、烤瓷牙到种植牙，我就一直和中国牙科技术一起进步着……
四
陈龄老师年少即有诗名，在各级报刊发表过不少诗作，尤其是《诗刊》发的几组诗歌，很有影响。后来也写小说，有中篇、短篇小说见诸文学期刊。几十年了，我至今仍记得他一篇小说的篇名《星期天，吃腌鱼之前》。他的短篇小说《老等上店》得了《百花园》年度小说奖，和中篇小说《小巷风情》被收入当年的《湖北小说年选》。他从矿山调到武钢文艺、又调至《长江》文学丛刊后，却更专注于文学编辑工作，似乎也更乐于做一个发现扶植作者的幕后英雄。这或与他的天性有关，忠厚善良、乐于助人。也出自武钢的武汉作家池莉，当她文名如日中天时，又有几人会知道，池莉的出道，曾得力于陈龄老师的识才、惜才和鼎力相助？
由于老作家姚雪垠的《李自成》二、三卷开始在《长江》丛刊连载，因版面问题，我的长篇小说处女作，被挤出《长江》创刊号，延后连载。这让我很沮丧。我说过，我是个俗人，写作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再者，我基本是由“三突出”（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英雄人物）文艺创作原则下，训练培养出来的作者。我的这部长篇小说处女作，自然具有这两重属性。换言之，这是部违背文学创作规律，编造痕迹很重，缺乏生命力的非文学作品，自然也没引起什么反响。1985年，我在英山县大山里的桃花冲林场，完成了中篇小说《觋》。写完最后一个字，放下笔，我冲进了北京人艺编剧王梓夫的房间，几乎是含着泪对着他大叫：我突破了，我突破了，终于突破了“三突出”的枷锁……
忏悔是沉重沉痛的检讨和反思。我对我1985前的作品，一直持否定态度。否定自己，这并非是件轻松惬意的事，除了痛苦，还需要一点点勇气。我愿意忏悔，也因我觉得伯兰特·罗素说得也有道理：忏悔本身就是激情宣泄的一种方式。
当年，我还不具备这样的境界。我视我的长篇处女作为敲门砖。它也确实成为了敲门砖，而使这块砖变得更为厚重结实，一敲，命运之门旅即被敲开，是因了陈龄老师在某个文艺座谈会上的发言。他并没有去品评我这部作品的优劣长短，而是从另一个角度，说了这样一句话：这是1949年以来，湖北省最年轻（仅27岁）的作者写出并公开发表的长篇小说。这应该是一个纪录。他这话又被省领导拿到某个大会上，当文学成就讲了讲。这自然惊动了武钢的领导，于是，我的工作调动开始启动了。很快，调令到了车间。
车间领导不喜欢我，我能理解，因为我的存在，给他们添了不少麻烦。虽然我上班工作的强度和环境，和十九世纪西方工业时代相差无多，但工人已进化到具有机器的特质，成了有机的齿轮和链条，齿齿相合、环环相扣，缺一齿少一环，一切都会停摆。某个工人不能上班，车间、工段、班组就必须进行较大的人员调整。而我又常被邀参加文艺座谈会、文学创作等活动，少则一天，多则五六天。初始，车间接到通知，还放我走，后来就当没接到通知一样，置之不理。如果不是陈龄老师找了公司分管宣传的孙振茂副经理，厂领导下令车间放人，我不可能去当阳玉泉寺写长篇小说。所以，当调我到武钢文艺的调令下到车间时，我以为车间会痛痛快快放人，因我走了，少了一个编制，厂里会补充一个人来。但偏偏不是。徐书记不仅不放人，且当着我的面撕了调令，放下狠话：只要我在，你就甭想走！我只有去找厂劳资科、厂导，他们或报以苦笑或宽慰说，再等等、再等等，我们做做工作。
万般无奈，我只有去找陈龄老师。他一直不说话，低头默默地抽着烟。我心里一阵阵发虚，高考的悲剧恐怕就要重演。细密的冷汗不由爬上了我的额头。抽了好几支烟后，我绝望地起身告辞。这时，陈龄老师突然开口对我说道：你走吧。回去后你该上班就安安心心上班，千万别跟车间吵闹，这事交给我……他这么一说，我那如氢气球一样悬浮着的心，缓缓地落了下来。几天后，我下了白班刚洗罢澡换了衣服，厂劳资科突然喊我去一趟。一进劳资料，科长就说，你明天就去武钢文艺报到。车间你最好就不要回去了。车间里你有什么贵重物品吗？我回答说，休息室的铁衣柜里有两套烂工作服，还有一个铝饭盒、饭盒里有把不锈钢汤匙、还有肥皂……科长拦断了我的话：都别要了。你走吧，其他的事，我们都会帮你办的。其实，我的衣柜里还有本文革前出版、被人翻看得稀烂的《悲惨世界》。出了劳资科，我听从劳资科长的建议，没回车间、而且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
我梦想成真，自然万分高兴，和陈龄老师成为了武钢文艺的同事，更是喜上加喜。但我仍然好奇，我的调令被撕、徐书记又放下狠话，不说最终我能否走成，起码会僵持很长一段时间，为什么说走就能走了呢？我再三追问下，陈龄老师面无表情、语气平淡地告诉了我原委。公司劳资处一位管事的，是他父亲部队时的战友。这位“战友”，就以劳资处的名义，给我厂劳资科打了个电话：我们调个人，你们都不给予配合，以后，我们怎么配合你们的工作呢？
五
1979年年末的一天，我从红钢城骑车去武昌《长江》丛刊领稿费，碰见了陈龄老师。他被借调到了《长江》丛刊。所谓借调，是因武钢方面不愿放他走，在他之前，开创武钢文学局面的作家李建纲老师和诗人王维洲等人，已先后从武钢调至省作协。领导们担忧，陈龄老师的离开，会使蓬勃的武钢文学创作出现断层。于是，他兼顾着两头的工作。稿费制恢复后，我第一次领到这么多的钱，两千元左右，相当于我两年多的工资。最有意思的是，2013年，有朋友发给我一张孔夫子旧书网上的截图，正是我签了字的《长江》丛刊的稿费单。我上网去看了看，孔夫子网为这张稿费单开价10元，我没买。
领了稿费，已近下班时间。我问陈龄老师，回不回红钢城。他说回。而且他也是骑车来的，我俩正好一起走。我来时，青灰灰的天阴霾着，我们推车出了省作协大院时，飕飕的小北风卷着小雨和细雪，落了下来。我兜里揣着钱，心里很火热，没感觉到冷。我对陈龄老师说，这么久了，我也没送过你什么礼物。今天我领了这么大笔稿费，送你点什么吧。他想了想说：这天太冷，咱们还得骑一二十里路，去买两件军大衣吧。我俩骑车到了武昌的商业区司门口，真就买了两件棉军大衣。军大衣27（又是27）元一件，我没带布票，恰巧陈龄老师身上带着布栗。我出钱、陈龄老师出布票，我们为各自买了件军大衣。穿上军大衣，我又说：咱们找个地方喝酒，庆贺庆贺。陈龄老师说：回去，到我那去喝、去庆贺。
陈龄老师与我一样，好酒。这也是我和他愈走愈近的原因之一。好酒不难，难得的是，陈龄老师能做一手好菜。毎年春节的某一天，武钢文学界各色人物，必在他家聚会，品尝他的厨艺。即使他离开武钢，这传统依然延续着。我从工人村搬到红钢城后，和他家仅隔了一条大马路，骑自行车到他家，只几分钟的事。蹭他家的饭成了我的日常。想蹭他的饭，我有个小技巧：陈师父，喝两盅吧？他立即答曰：喝就喝。我再说：走，去我家。他马上打断我：你那破手艺，去我那。陈龄老师愿意和我一起喝酒，我想无非是两个原因，我能喝，和他酒量不相上下，一餐两人喝两斤高度白酒，是经常的事；二者，他话少，我话痨，他好像也喜欢听我喋喋不休的胡说八道。我说到荒诞不经处，他或指着我说一句：你这小子！我说到开怀处，他或也开口大笑。陈龄老师不常笑，但大笑起来，非常可爱。方口张开，面部线条顿时变得柔和，饱满微凸的前额变得很圆润，跟寿星老头一样慈祥……有一天，我终于把他请到家里喝酒，天热，我们横在家门口喝啤酒，从中午喝到下午四点，喝掉了一整箱二十四瓶啤酒。临走，我问陈龄老师：再喝一瓶走？他说：喝就喝。我们又各喝了一瓶啤酒才散去。
2016年初夏，我和妻子开车从山东回重庆，有意选择途经武汉，也特意去看望了陈龄老师。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陈龄老师了。知道他生病，但并不知道他病重，已中风需坐轮椅了。遥想当年喝酒豪迈的陈龄老师，再看看眼前已行止困难的陈龄老师，我不由悲从中来，泪涌到眼眶里，我努力不让它落下来。生活残酷，生命亦脆弱。我强颜作笑，指着酒瓶说，我以为，这回我俩能痛痛快快喝几杯哩。他拭去泪，也笑了……
聊天时，我告诉陈龄老师。1988年写完第三部长篇小说后，我搁笔了27年（又是27，神秘的巧合）后，因了野夫的鼓动，也因了他那句“活着为了见证”的激励，我重新拾笔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往事记忆三部曲》，第一部《八月欲望》今年就要出版，第二部明年也要出了。他说，往事记忆好、好。为了忘却的纪念。陈龄老师因中风，口齿不清，但思维仍清晰敏捷。他随口就说出了鲁迅先生的杂文名篇，和我总书名所想表达的意思，很贴切。《八月欲望》出版后，我立即寄给了陈龄老师。2016年初冬某一天的早晨，我还睡在被窝里没起床，突然接到陈龄老师的电话。虽然他口齿不清，因语速慢，我能听得真切。他告诉我，小说写得很不错，然后从立意、结构……他缓缓道来，说了很多专业性的看法。但说到小说中的具体人物时，他话的风格突然变了，情绪激动、语速加快：小说中死的几个人物，都死得其所，都死得其所啊！他们的死印证了那个时代的疯狂。作为文学形像，他们是站得住的、站得住的……说着、说着，陈龄老师竟在电话那端“呜呜”地哭了起来。我太理解陈龄老师的激动和哭泣了。WG中，他被人诬陷用汽枪射击LX画像，当时，这罪名足以被枪决，他所经受的苦难和折磨，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用后脑勺都能想象到。
2017年盛夏，《往事记忆三部曲》第二部出版后，我去武汉签书，又去看望陈龄老师。此时，他在东湖梨园医院住院治疗。2019年，我完成了三部曲中的第三部长篇小说，计划书出版后，即去武汉。我想让陈龄老师尽快读到这部描写武钢工人生活的长篇小说，特别想知道他对这部小说的看法。但是，一场疫情，让一切都变了……书未按计划出版，我也没能去武汉……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准备入职重庆文联时，文联派出了个外调组，去武钢、去湖北省作协对我进行调查。我万没想到是，一位帮助过我、于我也有恩的师长，竟似真似假地在我背后，很温柔很技巧地捅了我一刀。我当时无比愤怒，写了一封长信告诉陈龄老师，并说我想回武汉和这人对质并了却恩怨。陈龄老师回了封长信劝解我，信中有一句话，我至今仍记得：
人活在世上，不是为了报仇，而应该是为了报恩。
写毕于2021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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