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家”

止若

       作家之所以为作家，不在其头衔之显赫，不在其奖章之璀璨，亦不在其著作之厚薄。世人每每以文联、作协之席位，以茅盾、鲁迅文学奖之斩获，以长篇巨制之堆砌，作为衡量作家之标准，此乃皮相之见，犹如以庙堂之高下论佛之真伪，实在可笑。

      作家的家，不在作协的办公室里，不在领奖台上，而在那方寸之间的心灵疆域。古往今来，多少真作家蜗居陋室，箪食瓢饮，而笔下流淌的却是千古绝唱。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自己却住着破茅屋；曹雪芹“举家食粥酒常赊”，却写出了《红楼梦》这样的巨著。他们的家，是精神的寓所，是思想的王国，绝非几尺官帽所能丈量。

      而今有人以作协官职自矜，出入有车，前呼后拥，便以为可与党政领导比肩。您说可笑不？作家的价值，从来不在其社会地位，而在其文字能否穿越时空，触动人心。司马迁受宫刑之辱，却写出了“史家之绝唱”；鲁迅一生未曾担任什么显职，却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们的力量来自笔下的真实与深刻，而非头上的乌纱。

       至于获奖一事，更是令人啼笑皆非。文学评奖，自古难逃人情世故、门户之见。李白、杜甫可曾得过什么奖？《红楼梦》当年可曾获得官方认可？真正的杰作往往超越时代的评判标准。当今文坛，有人以获奖为业，揣摩评委口味，投其所好，此等文字，纵使奖杯满架，也不过是文学橱窗里的摆设，毫无生命力可言。

      长篇小说与短篇之作，本无高下之分。契诃夫的短篇，海明威的简洁，博尔赫斯的精炼，哪个不是文学巅峰？而当今有人以字数论英雄，似乎不写长篇就不配称为作家，此乃商贾思维，非文学度量。文学的价值在于质量而非数量，在于深度而非长度。一篇《孔乙己》胜过无数庸长之作，这道理，懂的人自然懂。

       作家的家，应当安在真实的人间。有人闭门造车，脱离群众，却自诩为“纯文学”守护者；有人趋炎附势，歌功颂德，却标榜“现实主义”。这两种人，都背离了作家的本分。真正的作家，双脚扎在泥土里，眼睛望着星空，心中装着苍生。老舍写北平车夫，赵树理写山西农民，他们笔下的人物活灵活现，因为他们自己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当今之世，名利诱惑较之往昔更甚。有人出一本书就自称作家，获一个小奖就以为登堂入室，当个小官就目中无人。此辈不知，作家二字，重若千钧。它不是名片上的头衔，不是社交场合的谈资，而是一种精神担当，一种文化使命。从古至今，那些被后人铭记的作家，哪个不是以生命书写，以热血浇灌？屈原投江，李白漂泊，杜甫忧国，他们用自己的人生为“作家”二字作了最深刻的注解。

       作家的家，应当安在语言的精妙与思想的深邃之中。有人以为堆砌辞藻即为文学，有人以为标新立异便是创造，实则大谬。真正的文学语言，是经过千锤百炼的，既不过分雕琢，也不流于粗鄙。鲁迅的文字如刀，老舍的文字如话，张爱玲的文字如画，各具特色，皆因他们找到了最适合表达自己思想的语言形式。而那些追求表面华丽的文字，恰如浓妆艳抹的妇人，反而失了本色。

       更有甚者，当今有人以“专业作家”自居，似乎挂靠某个单位，按月领薪，便高人一等。殊不知，作家最怕的就是体制化、官僚化。古今中外，大作家多是边缘人，或是自愿边缘化的人。因为他们需要保持独立思考，需要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便观察。被圈养的作家，如同动物园里的老虎，虽仍有虎形，却已失了虎威。

      作家的家，最终安在读者的心里。作品发表之日，便是作家与读者建立联系的开始。有的作品红极一时，转眼便被遗忘；有的作品初时不为人知，历久弥新。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群众是最智慧的评委。那些真正的好作品，总能在岁月的长河中沉淀下来，如金如锡。而那些应景之作、谄媚之文，纵使一时风光，终究难逃被淘汰的命运。

       说到底，作家只是一个写作者，一个观察者，一个思考者。他不需要金光闪闪的头衔来证明自己，不需要前呼后拥的排场来彰显价值。他的家，在那些真诚的文字里，在那些被触动的读者心中，在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里。除此之外，任何外在的光环都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

       当夜幕降临，万籁俱寂，真正的作家会独自面对那张白纸或那个闪烁的光标。此刻，没有掌声，没有鲜花，没有领导赏识，没有奖项激励，有的只是内心的声音和对艺术的忠诚。这一刻，才是作家最真实的时刻，才是“作家的家”最本真的样貌。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名利诱惑，于今为烈。文人相“亲”跟文人相轻一样，是好事也是坏事，但真正的作家应当记住：真正的作家的家，在那些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文字中，在那些被你的真诚打动的心灵里，也在无数个黄卷孤灯的黑夜里。除此之外，皆是虚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