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爱女兵
铁九师四十五团 马正建
关于女兵的话题，发端于从新兵连下老连队一个多月之后。那年我十六岁，闷罐车拉着我们这群新兵蛋子，咣咣当当了三天三夜，从山东来到大兴安岭塔河附近一个叫林海的小站。塔河这地方，要不是1987年那场震惊全国的“冬天里的一把火”，说不定下辈子也出不了名。分到四十五团机械连后，正赶上我们九师修筑的嫩江到盘古铁路新线进入收尾阶段。那天排长带着两个班上山伐树，为我们团转战辽西做准备。大伙一干就是两个多小时，累到实在拉不动那几片大龙锯时，大家就七扭八歪躺在雪地上天南地北地胡侃。我坐在排长身边，天知道怎么就冒出了这么一句，我说排长，部队里不是有女兵吗，我怎么一个也没见着呀？
战友们先是一愣，然后笑，有几人笑得满雪地打滚，一个老兵还笑叉了气，咳了好一阵。笑够了，排长一个手势，大伙起身继续锯树。排长拍拍我身上的雪，又拍了拍我的肩膀，神情庄重地说：咱们老铁是男人的天下，好好干吧小伙子。
“老铁”是我们对自己兵种铁道兵的昵称，其中包含着一种绝对纯男人的豪气。是的，这是一支男人的部队，别说女兵，除了偶尔的来队家属，平常就连女性也极少见到，因为我们架桥筑路的地方常常偏僻荒凉得连老百姓都罕见。直到我参军第二年的一天晚上，正副班长在连部帐篷开会，指导员撇开正题说：先告诉大家一个情况。
这年，团卫生队破天荒一下分来十二名女兵。这件事在最初对我们的震撼，绝不亚于正好那年我国第一次成功发射了能唱“东方红”的人造地球卫星。全团指战员绝对都将来了女兵这件事看作是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事，心中充满欣喜。没多久，关于这些女兵的种种信息就通过种种渠道传遍全团。在我们连，开始谈论这些女兵的“福利”属于连排长和老兵，一看他们躲着新兵交头接耳鬼鬼祟祟的，就猜到是在说什么了。当然后来就“有福同享”了。全连上下人人都知道了这些女兵的姓名、籍贯、年龄、文化程度甚至主要社会关系等本该存在档案里的资料，尽管并没有几人真的见过她们。铁道兵是沿铁路线施工区段部署，卫生队离我们连十几公里不说，关键是我们连这些兵压根就难生出够得上去卫生队看的病，更别说能住进去了。于是这些女兵对我们来说便是既不可望，又不可及了。
当兵第三年，我们团在辽宁朝阳地区凌源县修筑兴城到三十家的铁路支线，我任连里炊事班副班长代理班长。那天，我腰扎脏兮兮的围裙，正挥舞一把平头铁锨，满头大汗地做一大锅高粱米饭，通信员跑来通知，说指导员让我立刻放下手里的事，护送一位被推土机部件砸成重伤的战友去卫生队抢救，于是我第一次走进了那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
那个名叫“刀尔登”的小镇当时还叫“公社”，说是镇，其实比普通村庄也大不了多少。小镇东南角十几顶帐篷和一座“干打垒”伙房，就是我们团的卫生队了。在这里，我和两名女兵卫生员为我的战友做了八昼夜特级护理，直至和医生一起将他从死神手里硬拖了回来。那些天中，我将传说中的十二名女兵与现实中的这些姑娘一一对上了号。
当传说变成现实，现实就显得格外美好。这是一群年龄最小只有十五岁，最大也不过十七八的女孩儿。将那些珍藏心底的名字写出来让全世界都知道，这曾是我写这篇短文的初衷，作为从铁道兵基层出来的，起码是名义上的作家，我想我有这个责任。但随着回忆的展开和相隔多年之后对那段生活的思考，在纠结很久之后，我还是决定将这些美丽的名字封存在记忆里，因为现在的我永远不再可能是那时的我了，和那时的我和我周围一切的无比纯净相比，我不能确定自己现在还有没有资格说出那些名字。
从炊事班到推土机班任班长之后，我和战友们经常外出驻勤，配属其他连队完成工程作业。那几年我们几乎走遍了全团的营连。我发现，卫生队的女兵无一例外地是各个连队里经常的话题，而且每个连队都有许多属于自己连队的关于她们的故事。所有的谈论无一不是出于一种美好得近乎崇高的情感。这与多年后我在另一支部队参加云南边境轮战期间，总听人带着贬义谈论女性绝不可同日而语。我亲眼见到那些钢筋铁骨、视死如归的汉子在说起这些姑娘时，眼中涌出的似水柔情：谁为负重伤的战士输过血，谁在工地抢救中为濒危的战士做人工呼吸，谁把家里寄来的糖果分给伤病员自己只留下一颗，谁护理解大小便的重伤战士，人家是十七岁的姑娘啊！谁的歌唱得特别好听，谁会写很美很美的抒情小诗……
很多年后，我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在回部队前去王府井购物时，巧遇一位铁道兵同一连队的战友。我们立即就近到东安市场的快餐城小坐，争着诉说分别后各自的情况。说着说着，不知怎么就说到了这些女兵。他如数家珍般将她们现在的居住地、工作和家庭情况说给我听。我暗自吃惊，我所知道的那几个女兵，情况和他说的大致相同。他说，他和这些女兵在部队时互相并不认识，现在也没有任何联系，只是出于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分。毕竟他从十八岁当兵当到了二十四岁。他入伍比我晚几年，新兵下连是我去接的，老兵退伍也是我送上车的。退伍后他回了四川老家，先是开机械，后又搞维修，近些年折腾了一个做机械配件的公司。如今他在亚运村有一套房，平时东奔西走，有一个“女朋友”为他照看房子。他压低声音说，那女孩漂亮、够味儿，还是大学生呢。我在北京上学这几年接触社会百态，懂他说的意思。那么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还忘不了多年之前那些穷山恶水间殊死拼搏的日子，还心心念念着那群只知道拼命傻干的男人中的那几个女孩呢？
马班长啊！他沿用在连队时对我的称呼。几罐啤酒下肚，他的话就飘了起来。你知道人这辈子最放不下的是什么吗？这是要感慨人生呀，我就问，是什么呢？
是痛苦啊！咱们在老铁，流汗、流血、得铁道兵职业病，菜里连滴油花都少见，经常还要拼上命完成任务。那种生活想都不敢想，忘又忘不掉。现在我有钱了，要什么有什么了，却又觉得什么都没意思，活着真他妈的没意思。
他带着川味的普通话和在连队时一模一样，十几年岁月也并没在外貌上改变他多少，但我们都变了，无可挽回地变了。
对这些女兵的感情，会是出于一种什么心理呢？这个问题我曾想过很久。一位前苏联作家说“战争让女人走开”。都知道铁道兵是和平时期的作战部队，艰苦和牺牲都不是其他部队能比的，十五个师正式记载仅牺牲人数就有八千多，伤残重病的更是不计其数。苦也就认了吧，毕竟是男人，而这些女兵，这些来自大小城市普通家庭的女孩，身为男人的我们，又有谁愿意让本应快快乐乐，起码可以无忧无虑的她们，在这么差的环境里，扛起和我们一样沉重的责任，过着和我们一样艰苦的日子呢？可她们来了，来了就没有走开，还深深融入了我们这个集体。
不知道铁道兵四十五团的指战员是不是解放军序列中见到女性机会最少的，但我敢说，我们团绝对是在全军对本部队女兵最看重，评价最高、感情最深的。绝不仅仅有怜悯的成分，这是一种合成了青春与信念的感情。每次庆功大会，一定有女兵亲手为功臣戴上光荣花；抢险动员时，又一定有女兵为敢死队的成员捧起壮行的烈酒；每年老兵退伍时她们都会搭便车到连队，给曾住过卫生队的复员战友送上药品，叮咛嘱咐，挥泪告别。而在几乎每年都有，经常还不止一两次的追悼会上，卫生队的花圈又一定是所有花圈中扎得最细致的。那些洁白的花朵，是女兵们对牺牲战友可感可触的悲伤……十二名女兵，十二位青春少女，她们是这支无坚不摧的铁道兵部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这些不论多么艰苦危险，都心甘情愿为祖国抛洒血汗的军人们生命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我们心里，她们每个人都最善良、最坚强、最温柔、最美丽。我想，她们也应该是最幸福的，虽然年龄不大，却时刻牵系着全团三千多名铁血硬汉真挚而又凝重的情思。
是从哪一年开始的？我们的耳边不断风传铁道兵部队面临整体裁撤，这个消息在依旧艰苦的生活和依旧紧张的施工中，在我们的内心平添了无比重负。许多战友不再舍不得穿自己的新军装，一有机会就穿上拍照留影，有的甚至施工时也穿着。女兵们开始退伍，她们服役短则五六年，长则八九年，只有一人考上军校后不知去向。这一年，她们中最后几人也要离队。我有幸在她们走前患感冒高烧昏迷，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作为病号，住进卫生队的帐篷病房。
高烧一时降不下来，我的知觉被某种沉重压制着，只能在意识深层模糊地感觉到，那几名女兵仍在站她们离队前的最后一班岗，为我做治疗与护理。我仿佛是在幼年躺在亲人身边，心里踏实极了。
当药物缓慢地在我体内发生作用时，帐篷外风沙很大。这一年部队正奉命修筑北京至通辽的新线，我们团展开在科尔沁草原辽阔的天地间。如诗如画的草原留给我们最丰厚的记忆，不是牛羊、牧歌与美酒，而是风沙凶猛的破坏力。凭经验，那天的狂风是一场沙尘暴的前奏。帐篷外的电线尖厉地嘶吼，帐篷顶很响地抖动，输液瓶的胶管不停晃动，摇曳的灯光透过我想睁开却睁不开的双眼，撒落一片片光朵，给我一些莫名的幻像。朦朦胧胧的，似乎有汽车鸣笛声。我听见了，我确信自己听见了，在风沙肆虐着整个世界的喧嚣中，有两个或三个人的脚步轻轻向我走来。是她们。她们走到我的病床前，整理了盖在我肩头和腿脚处的被子，又轻轻离去。那一夜，漫天风沙的呼啸在我的梦中化作了一曲深情的长歌。我梦见大草原风和日丽，蓝天白云下、碧草野花间，我和我的战友们施工正忙，一条钢铁大道从我们的臂膀间径直通向天边的彩霞。12名女兵不约而同地停下远行的脚步，她们微笑着回头望向我和我的战友们。那一个个熟悉的面孔永远青春如初，刻在心中的记忆永远美丽绝伦……
百度图片 在此致谢
马正建，铁九师四十五团干部。历任班长、排长、副指导员、汽车连指导员、装备股参谋、机械股助理员。参加大兴安岭森林铁路、辽宁兴城至三十家铁路、北京至通辽、通辽经朱日和至霍林河铁路施工。因救灾和完成施工任务成绩突出，曾荣立三等功三次。工作之余学习写作，有诗歌和散文在纸媒和网络平台发表。
主编 李汪源
校对 张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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