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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杰·朱思萦评关捷老师的《辽阔》
家国同构叙事与集体记忆建构——以关捷《辽阔》为中心
摘 要：作为辽宁红色“六地”廉洁文化工程的首部文学作品，《辽阔》以“家族叙事”将金家的百年史诗升华为辽宁乃至整个国家精神所共有的“文化装置”，以“家国同构”作为情感逻辑连接纵横交错的叙事线索，以辽宁地域文化、民俗文化的深度交融增强叙事多元性，以作者的多重身份赋予“家族叙事”独特的“非虚构质感”，使读者在集体记忆的建构中完成对辽宁——对这“千百年来流不尽英雄热血”的“英雄土地”的想象与身份认同。
关键词：家族叙事；集体认同；家国同构
辽宁作为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重要策源地，其红色“六地”文化在百年党史中承载着不可磨灭的国家记忆，同时也浇灌了新时代力量的精神源泉。然而，历史资源真正转化为时代动能尚需突围路径，文学在这里的尝试也往往困囿于当下市场化模式的束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或同质化、扁平化叙事的窠臼，鲜有作品能深度而自然地融入辽宁地域文化、红色精神以及家国叙事或民族史诗的宏大格局。如何以文学为载体，将辽宁“红色六地”的历史记忆转化为可感可知的集体认同？关捷的长篇小说《辽阔》正是以其独具匠心的“家族叙事”回应了这一时代命题。
作为辽宁红色“六地”廉洁文化工程的首部文学作品，《辽阔》以展现沈阳金氏四代人命运的家族叙事为轴心，串联起抗日战争、抗美援朝、工业建设等重大历史事件，构建了一部跨越百年的史诗。这部史诗既是金家“爱我高天，爱我厚土；为官为民，清风亮节；社稷兴亡，赴汤蹈火”家族血脉精神的鲜活见证，也是中华民族筚路蓝缕经历百年风雨的时代回响。小说以“家国同构”作为情感逻辑，延续了中国文学的家族叙事传统，完成了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的现代重构，为当代文学构建民族记忆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基因。
我们看到金家子弟的个体选择始终与“辽宁责任”“家国兴亡”同频共振，家族命运成为国家命运的微观镜像，小说以家族叙事作为连接个人记忆与集体认同的桥梁，将金家四代人的命运沉浮与民族历史交织，展现了“家国同构”叙事逻辑的深刻魅力。此外，《辽阔》还深度融合辽宁地域文化以及满族、汉族民俗等元素，辽河、浑河、柳条湖等地理符号，不仅作为历史记忆的物理载体，更成为地域认同的象征；而满汉文化元素的隐性书写，如家族姓氏、祭祀仪式等，则增强了叙事的民族多元性和文化内涵。同时，作者关捷退役军人、新闻记者及作家的多重身份为小说赋予了特殊的个体生活和认知经验，其亲历的军旅记忆、三十多年采访积累的档案史料共同打造了一个鲜活立体、角度独特的叙事空间，使小说构建起了“真实性”与“文学性”平衡有效的对话机制，让红色文化摆脱刻板说教的藩篱，成为代际传承的情感基因。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指出，民族（国家）是一种通过共享的文化符号和历史记忆建构的“想象的共同体”。
《辽阔》正是以“家族叙事”将金家的百年史诗升华为辽宁乃至整个国家精神所共有的“文化装置”，使读者在集体记忆的建构中完成对辽宁——对这“千百年来流不尽英雄热血”的“英雄土地”的想象与身份认同。它以“家”为舟，载动“国”之记忆，最终驶向“辽阔”的精神原乡。
一、家国同构下的互文叙事：家族史诗与民族记忆
“‘家国一体’是中国伦理的逻辑与历史起点”[]，在这一机制下，个体与国家休戚与共、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便得以生成，并逐渐构成了中国文化内在的情感肌理与伦理要求。从《礼记·大学》中的古老训诫，到梁启超“家国天下”的启蒙呐喊，到费孝通“差序格局”乡土中国的社会学阐释，“家”与“国”的同构性始终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命题。这种伦理逻辑在文学场域中，化作“家族叙事”特有的美学形态：家族既是历史长河的微型容器，也是民族精神的隐喻符号。巴金的《家》以高家牢笼折射封建礼教的窒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用孙家窑洞见证改革开放的阵痛，皆是以“家”为棱镜，折射出时代的裂变与新生。
关捷的《辽阔》创新性地接续了这一叙事链条，当金氏家族四代人的命运与辽宁红色“六地”的历史轨迹重叠，当“为官为民，清风亮节”的家训与“共和国长子”的使命共振，小说更是悄然完成了对传统家国伦理的现代重构——它不仅延续了家族叙事的历史镜像功能，更将“家国同构”升华为一种动态的、血脉贲张的生命体验。
在《辽阔》中，“家”与“国”互文的实现依赖两条交缠的叙事线索：纵向的代际传递与横向的地域联结。
在纵向经线中，家族内部通过代际之间传递的记忆和成员事迹，将个人与家族联系起来，将个体选择升华为集体记忆。金家是“巴图鲁世家，历朝历代都出英雄好汉。”[]“巴图鲁世家”如同金家的门楣匾额，既是历代传承家族记忆的封存，也是血性忠勇民族精神的图腾。
族长金昆仑毅然变卖乡下万亩良田与大南关四合院，将所得悉数捐作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军资，以家族的财富支撑民族的脊梁，诠释家国大义。金家二代子弟的抉择，则进一步将个体与集体紧密链接。次子金振世在抗日战场上浴血奋战，最终以身殉国，用鲜血书写了“精忠报国”的誓言；四子金振雄则响应国家号召，远赴西南“大三线”建设，在荒山野岭中挥洒汗水，成为新中国工业建设的劳动模范。及至三代子弟金国栋、金国梁不仅能于万米高空精准制敌，还能执着坚守成为一代技术专家。历代金家子弟这些跨越时空的个人选择，通过家族口述、书信遗稿、祭祀仪式和祖训复诵的代际传递，逐渐褪去具体性，凝结为“舍生取义”“精忠报国”“廉洁奉公”的“集体记忆”符号。
正如哈布瓦赫所提出的，任何家庭都拥有一套与之相对应的集体记忆，主要表现为家风家规、共同的思考习俗和模式、往事回忆、祖先、家祠、坟墓、庆典、仪式等方面，他们作为文化象征的符号，共同维系着家庭这个共同体。[]家族仪式不仅是记忆传递的载体，更是集体认同的强化装置。在《辽阔》中，家族子孙共同复诵祖训的场景在小说中若干次出现。比如，抗美援朝战争前夕，金氏一家在安东的团聚便是一场极具象征意义的“祖训复诵仪式”。族长金昆仑说“好好打，你们是巴图鲁的后代”，并高声带领子孙复诵“爱我高天，爱我厚土”的祖训，家族“巴图鲁”的英雄血脉在这一刻被重新唤醒。在祖训复诵的叙事中，作者往往不厌其烦地点明所有在场之人，“金振之、金振雄，以及叶氏领着女儿、媳妇、姑爷、孙子、孙女一齐响应。”[]这一叙事策略使仪式不再是简单的口号重复，而是通过强调家族成员的在场，以及代际之间的情感共振，将家族记忆从个体的零散经验中抽离，赋予其一种超越时空的象征性力量。当金家子弟在朝鲜战场上冲锋陷阵时，他们不仅是作为个体在战斗，更是作为“巴图鲁世家”的一员，承载着家族的荣光与国家的期望。
在横向纬线中，作者将金家的家族故事编织进入辽宁红色“六地”的地理历史空间中，以家训象征国魂，以家族命运折射国家命运。当抗日战争起始地的硝烟弥漫在祖宅的雕花窗棂，解放战争转折地的炮火震动家族祠堂的梁柱，共和国工业奠基地的钢水映红族谱上的墨迹，一幅家族与国运交织的生动图景便徐徐显现。
在小说中，国歌的诞生与金家人的推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特别是金冰玉作为东北新闻界代表参加新政协会议的经历，是促使《义勇军进行曲》这一文化符号从地域走向全国、从家族集体升华为民族情感的关键节点。“唱国歌的行动蕴含了一种同时性的经验，将我们全体联结起来。”[]小说以金冰玉为线索，将“新中国国歌素材地”和金家的家族使命与国家想象相融合。当《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在新中国的天空中回荡时，辽宁作为“国歌素材地”的历史意义，也在地域文化重构性的叙事中得到了民族认同的诠释。这不仅增强了小说的历史厚重感，更使其成为一部连接个体、家族与民族的精神史诗。
《辽阔》中最具有当下性象征意味的，是金家“清风亮节”家训与辽宁廉洁文化建设的互文——金国栋在社会主义建设浪潮中坚持利用业余时间修复废品、重新利用，以节省制造飞机的资金，他动情地说：“我们国家底子薄，我们要为国家节省每一个铜板。”[]这种通过每一个个体对家训、家族伦理的坚守实践，并将其升华为国家精神的叙事策略，使得个体的选择融入了集体的情感逻辑，使家族命运不再是封闭的血缘传奇，而是化作了打开民族记忆的密钥。在纵横经纬的交织中，小说实现了“血缘”与“山河”的同构，达成“个体——家族——国家”的互文叙事，使儒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的理念完成了民间的情感与伦理的认同。
二、精神传承：地域与民族文化的深度书写
《辽阔》以“家国同构”的逻辑枝干支撑起家族叙事的苍树，又以充盈的地域与文化书写为血肉让其枝繁叶茂。丰富的辽宁地理坐标和汉满民族文化元素，构建着辽宁的文化记忆和精神血脉，让这部“家族史”“民族史”有物可感、有迹可循。“民族成员之所以归于同一群体，历史经验、历史记忆是重要素材，而‘故土’则是重要承载，否则民族认同将是无根的浮萍。”[]抗日战争起始地的烽火、解放战争转折地的硝烟，以及共和国工业奠基地的轰鸣被柳条湖、辽河、凯旋门、等标识串联而起，这些地域文化符号在“想象”中强化着读者对辽宁、对民族国家的集体认同，将历史的碎片缝合为完整而真实的记忆图谱。
在《辽阔》中，关捷设置了多个地域文化意象、城市文化符号，并将它们与民族精神、家国隐喻相互弥合、连接。比如，柳条湖既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地，也是清代“花泊观莲”的“盛京八景”之一，在这里，作者将地域文化的诗意载体与民族抗争的精神地标并置；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审判外国侵略者的“世纪大审判”，就在沈阳皇姑区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举行，通过这一历史事件的文学再现，作者将沈阳的城市空间转化为国家记忆的象征性场域；又如，沈阳第一机器厂工人们与第一枚金属国徽设计制造的故事，进一步将工业文化与国家象征联结等等。小说中，在金公馆学堂回望辽宁历史的场景，将辽宁的地域文化与家国情怀紧密联结，展现了地域符号在民族精神建构中的独特作用。金昆仑带领孩子们重温辽宁历史，从“奉天省”到“辽宁省”的名称变迁，再到辽河的历史渊源，这些地理符号皆是历史的见证、民族记忆的载体。金国栋对辽河的描述——“辽河养育了我们世世代代的辽宁儿女，我们辽宁人民拥有自强不息的精神长河”[]，直接将自然地理升华为精神象征。而《满江红》的引入，则将这种精神认同推向高潮。金昆仑讲述杨荫浏填词谱曲的故事，是以岳飞精神阐发近代民族抗争史的隐喻，金国梁提到的“李世民、尉迟敬德、薛仁贵、康熙、左宝贵”等历史人物，是以辽宁尚武精神的追溯，表达家族一脉相承的“精忠报国”传统。当金昆仑带领孩子们唱起“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时，歌声中的悲壮与辽河的奔涌交织，使家族记忆与民族英雄的符号相联结，强化了“家国同构”的叙事逻辑。这正是地域符号通过共享的历史记忆，将个体情感升华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认同的有效路径。小说结尾处，金家子孙再次诠释“辽宁”的含义，与前文学堂场景形成呼应，展现着金氏家族精神的世代传承和家国情怀的跨时空对话。
此外，满汉交融的多元民族文化因子也流动在文本当中。比如，常见于满族姓氏的“金”姓、祭祀仪式中的萨满鼓点、以及在沈阳流行了数百年的“八碟八碗”等。金公馆阖家团圆吃饭的场景是关捷通过饮食对汉满民俗文化所进行的细腻描摹，将家族史的书写赋予了鲜活的血肉与深厚的地域文化底蕴。“八碟八碗”的宴席安排，“四冷四热”的拼盘与炖汤，酸、辣、香、甜的四味调和，是沈阳传统饮食文化的缩影；在宴席座次的安排中，二姑太作为家族长辈居于上座，子孙按长幼尊卑依次排列，这种传统的座次礼仪则象征着家族身份与地域认同。由于四位新娘是关内人，金家特地为这桌宴席加入了鲁菜、川菜、云南菜和苏州菜，这种饮食文化的杂糅，展现着金家家族对新成员的接纳与包容，也暗含着作者对汉满文化交融共生的情感认同。
关捷通过对地域与民族文化符号的深度书写，进一步达成了家族与国家的同构性构建，将家族史升华为一部地域志的文学范本，或者说是一部“以家为史”的民族志的文学尝试。他将金氏家族的命运沉浮，嵌入辽宁红色文化的地理坐标与满汉交融的文化肌理中，使家族叙事成为解码民族精神的密钥，将辽宁的地域文化升华为中华民族精神图谱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辽河终将汇入渤海，关捷笔下的金氏家族史，也在地域与民族的叙事长河中，奔涌成一部赓续精神血脉的时代浪潮。
三、身份叠影下的家族史建构：从亲历者、记录者到创造者
关捷的军旅生涯与新闻从业者履历，如同两枚镌刻在《辽阔》文本深处的精神勋章，赋予其“家族叙事”一种独特的“非虚构质感”。他的性格充盈着满族瓜尔佳氏的生命基因，其镶黄旗军事家族几乎每代都有将领和英烈出现，对传承家族荣光的心理隐喻和身份定位，使关捷天然地对家族史诗的叙述、英雄情结的凸显有着额外的关注。
1979年，关捷入伍，进一步铸就和召唤了他的英雄主义和使命精神，也为他日后的写作积累了第一手的亲身经验。1992年，他走入新闻界、走上记者岗位，三十余年的新闻生涯中，他走遍大江南北，追踪报道抗联老兵的口述历史、在百部爱国主义影片中寻找英雄原型，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素材，是一位“寻找英雄幕后的英雄记者”。这些个体经验不仅为他提供了详实的历史细节，更赋予了他一种“在场者”的叙事权威。在《辽阔》中，这种权威性体现为触手可及的细节真实——黑田中尉面对东北国民救国军的抵抗所涉及的“拉网合围式”战术、炸江津桥时“枪膛里上了顶门火，袖筒里放着手榴弹”[]的准备姿势，上甘岭战役中战友们为了应对缺水各出奇招，“刮坑道顶壁潮湿的泥巴吃”“把嘴巴贴在坑道壁上吸气”，坑道战中“硝烟、粉尘、碎石铺天盖地”，“土石被打松一米多深”[]等种种场面的精雕细刻，与作者穿梭于历史现场的双重身份密不可分。正因关捷并非一味地陷入英雄主义的重复抒情，而是以新闻特写般加以精准勾勒，才能将历史事件从冰冷的档案转化为鲜活的生命经验。
关捷的创作生涯始终贯穿着“以个体见证历史”的精神脉络。从早期的报告文学《寻找英雄》到近年的畅销书《铁血军魂——180师在朝鲜》，他始终以新闻记者的敏锐视角与军旅作家的身体记忆，捕捉历史洪流中的个体命运，并以个体的责任和使命铸成民族的脊梁。而到了《辽阔》，这种创作特点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与升华。正如关捷所言，“我们必须发出自己与苍生共同的声音，它或许不够宏大，但足够真诚。文学存在的价值，在于让低头赶路的人仰望星空。它会始终存在着，并与人类共存亡。”[]
从军旅亲历者、到新闻记录者、再到文学创造者的三重身份转化，使得《辽阔》这部小说的家族叙事熔铸建构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关捷笔下虚实交织的叙事，是超越了“史料堆砌”的“艺术真实”，达到了历史与虚构的“中间形态”。这种“虚实结合”体现于两种向度，第一，赋于史实以文学激活，通过文学叙事赋予历史以鲜活的生命力，将沉静的史料转化为承载情感的记忆符号。比如，小说严谨真实地全文引用了1148字的《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即《九一九宣言》），以金冰玉和同志们慷慨陈词、迅速制作宣言传单的文学性虚构化情节，再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瞬间。这是对历史事件的文学激活，更是对集体记忆的情感重构。作者让《九一九宣言》从历史尘封中走出，并将其嵌入金氏家族的命运轨迹，当金冰玉和战友们在沈阳大街上奔走散发传单时，纸页上的文字仿佛化作一声声唤醒民族气节的呐喊；第二，赋型虚构以历史框架。金家的人物命运及其家族史虽为虚构，但其命运轨迹却能严丝合缝地嵌入辽宁党史年表、悄无声息地流入辽宁红色“六地”及地域文化之中。当“扬州八怪”最后一怪罗聘的《松鹤延年图》挂在金家宅院的大堂之上，当中国摄影家协会辽宁分会副主席、沈阳军区《前进报》的摄影记者董哲受金冰玉邀请来到金家讲述雷锋事迹，当金家子弟与中国著名抗联将领杨靖宇并肩作战，虚构与现实、文学想象与历史真实均在叙事中达成微妙平衡。我们看到，关捷笔下“虚实结合”的金家家族史，饱含着作家新闻媒体人一丝不苟的特写式真实，也富有中国军人豪气干云的英雄主义神采，它既非历史档案式的机械复现，亦非架空历史的肆意狂欢，而是让“小家庭”的悲欢离合成为丈量“大历史”的感性尺度，正如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辽河”意象，表面流淌的是浑河水，底下奔涌的却是英雄血。
此外，这种“多重身份”使关捷善于运用各种跨媒介文本，这赋予了小说灵活多变的叙事视角。全篇虽以第三人称为主视角，却通过书信、新闻报道、会议纪要等的穿插，构建起多声部的共鸣。这样的第三人称叙事并非是全知全能型的，其“限制性”乃是作者有意为之，这种叙事策略产生了两种效果，第一，通过多重跨媒介文本的运用，关捷在《辽阔》中实现了在地者与不在地者之间的跨时空对话与情感交流，不仅增强了叙事的情感张力，更让读者在多种视角间穿梭，获得“观影画面”般的沉浸体验。例如，金家人在后方阅读远赴抗美援朝前线的金毅、金国梁来信的情节，巧妙地将战争场景与后方生活并置，既展现了前线战士的英勇与艰辛，又刻画了后方家人深切的思念与家族“精忠报国”信念的传承。在念信的过程中，作者通过插入家人对信件的情感回应——“这小子是革命乐观主义呀！”“你们看，他们讲起打仗，就是军人的样子，讲起亲情来，就又是孩子了。”[]等等，完成了在场者与不在场者的情感共鸣。通过书信这一媒介，打破了时空的界限，将个体的战争经验与家族的情感记忆紧密联结，让家族精神在代际传递中焕发新的生命力。第二，这种多媒介文本的使用，让叙事产生一种“主次分明”的层次关系，以金家主体的家族叙事为主旋律，以离散个体的国家叙事为和声，两者交织成跨越时空的宏大交响。主体凸显会增强金家人参与历史事件的“在场感”和沉浸性，复线则可以进一步强化这种共鸣，并且使文章结构有条理、清晰，而不至于因为史料、素材和人物系统的庞大而走向杂乱无章。
作为军旅生活亲历者，关捷深知战争现实的残酷性；作为新闻记录者，他擅长沙里淘金地提炼事实核心；而作为文学建构者，他最终将这两种经验熔铸为家族叙事的艺术真实。这不仅体现在对细节场景的精准还原上，更通过跨媒介文本的穿插，形成多声部的叙事交响，最终，使家族史诗成为连接历史真实与当代价值的“精神桥梁”。
《辽阔》作为一部以辽宁百年历史为背景的家族史诗，通过“家国同构”的叙事逻辑、地域与民族文化的深度书写以及“多重身份”的视角转换，完成了对家族史与民族史的双重建构。这三个维度相互支撑，充分地揭示了小说的叙事策略与文化意义，共同构建了一部兼具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家族叙事新范式。
当家训变为国魂，当红色基因从文学走向现实，《辽阔》也就展现出其强大的当代价值和时代意义。在辽宁持续推进“红色六地”文化工程的当下，《辽阔》以文学之力重构了红色记忆的传播路径——它不再是教科书上的抽象概念，而是通过家族代际传递的情感叙事，让读者在共鸣中自觉传承“辽宁责任”与“家国情怀”。金家“清风亮节”的家训，既是家族伦理的核心，也与辽宁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工程形成深刻呼应，金昆仑变卖祖产支援抗战、金国栋在车间“为国家节省每一个铜板”的细节，不仅是对历史英雄的文学致敬，更是对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生动教育。通过文化符号的情感浸润，将廉洁精神融入日常生活的肌理。此外，在强调文化自信的背景下，我们应深刻地看到，地域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将其嵌入当代人的情感结构与价值认同中，而非固守静态的陈列。关捷将辽宁的地域记忆转化为当代的文化资源，他对满汉文化交融的隐性书写，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提供了文学注脚。
通过家族叙事，《辽阔》架起了历史记忆与当代价值的桥梁。关捷不仅让读者触摸到红色文化的温度，更让“家国同构”的伦理逻辑在当下焕发新的生命力。对于辽宁而言，这部小说是一次文化的自觉追溯——它让“共和国长子”的奉献精神、廉洁奉公的道德传统，在文学重构中成为振兴东北的精神动力。在《辽阔》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家族的百年沉浮，更是一个民族在苦难与辉煌中赓续的精神血脉。
作者简介：吴玉杰，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文学特聘评论家。
朱思萦，辽宁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关 捷：男，满族，一级作家，中国作协会员。沈阳市作协副主席，辽宁省最佳写书人。代表作有长篇报告文学《人民艺术家李默然》《铁血军魂—180师在朝鲜》《日本，你必须还我天道》，《开国将帅从这里走来》，长篇历史小说《顺治迁都》、长篇小说《辽阔》等。曾获第八、九、十届辽宁文学奖。原为《沈阳日报》高级记者，寻访英雄事迹，被新华社、《求是》杂志新媒体、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