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扶持我在学术道路上
蹒跚学步的主编走了
李宗刚
在我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之初，稚嫩自然是难以避免的。这个时期，有豪迈的英雄气概，也有远大的梦想，还有释放不尽的热情。自考上研究生的那一天起，我便开始勾画着未来的美好蓝图，那就是将来我也要像我的大学老师一样，写文章、发文章，结集出版自己的著作。为此，还在大学时期的我便用一张白纸写下了未来作品的诸多封面，然后郑重其事地署上了我的名字，并在名字后面写出了“著”字，至于出版社，则选了那些位于北京的大出版社，如此这般地操作下来，整个人竟然开始飘飘然起来，就像喝了多年的陈酿一样，那种令人陶醉的劲头自胸腔中逸出，挡也挡不住。然而，真正开始写文章时，竟然发现思绪变得如此沉重，根本就无法飘起来，更谈不上飘逸了。正当我在学术研究之路上蹒跚学步之际，一位主编给我发表了第一篇论文，他就是《泰安师专学报》主编张杰老师。
张杰老师1931年出生于山东新泰，1958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随后到济南师范专科学校（后更名为泰安师范专科学校）任教，历任中文系讲师、副教授、教授，担任过中文系主任和《泰安师专学报》主编，1991年离休。此后继续从事社会公益性活动，参与过泰安市乡镇企业学院的筹建工作，后又参与了山东服装学院的筹建工作，还出任该服装学院的首任院长。
我与张杰老师产生交集是在1990年上半年，在我的研究生导师蒋心焕教授的引荐下，还在当时刚留校任教不久的青年才俊魏建先生的保驾护航下，我的一篇题为《论丁玲女性小说的基本特征》的论文得以印成了铅字，这也是我此后从事学术研究的第一块垫脚石。今天想来，张杰老师大概在编完我的这篇论文后不久便退休了。
在大学期间，我对以胡风为代表的七月派小说情有独钟，胡风提出的“主观战斗精神”还曾让我找到了一条让自我从传统向现代蜕变的道路，那就是要发挥自我的主观能动性，让人生的解剖刀不仅做到刀刃向内，而且还要毫不留情地划破自己那层传统思想的保护壳，从而找到一条通向“新我”的道路。为此，我还撰写了一篇关于胡风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论文，这是我通过“我注六经”的形式写出来的论文。这篇论文后来经过魏建先生转交给了张杰老师。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在当时多少还有些不合时宜，未能发表，于是才换成了这篇关于丁玲的论文。好在丁玲这位作家在1990年代已经获得了较为广泛的接纳，有关丁玲的论文自然不会有什么特别的禁忌了。正是基于这诸多合力的共同作用，这篇文章最终经过张杰老师的签发得以顺利发表。
我清楚地记得在考上研究生之前这一年的除夕，我曾经向父亲诉说了我的一点向往，那就是我考上了研究生，下一步就要发表论文了，我写的文字就要变成铅字了。当了30来年小学教师的父亲在听到我的雄心后特别高兴，父亲的那种高兴劲似乎就像我写的文字真的变成了铅字一般。毕竟，他作为小学老师多年来与文字打交道，也许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儿子竟然也要把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
在让我的文字变成铅字的过程中，难度之大超出了我的想象。尽管在阅读前人著述的基础上有了许多想法，但真正地落到笔下，其差距何止十万八千里！值得庆幸的是，在1990年，经过张杰老师的编排，我终于让这无法跨越的天堑变成了通途，我独立署名的第一篇论文终于发表了，那种兴奋之情，纵使用久旱的大地遇到了甘霖来比喻都无法充分地表达出来。
此后日子依然悠然自得、不紧不慢地往前延伸着，当初的那种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少年英雄气概也开始变得遥远起来，取而代之的是被日常的事务性工作所缠绕的平凡人生。在张杰老师给我编发了这篇论文之后，我又将硕士论文中一个章节的内容经过重新整理后发表在1994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如此说来，让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的梦想便逐渐地实现了。然而，这样的现实并没有让我变得特别兴奋，反而陷入了更大的无奈与无助之中，那就是那些变成了铅字的文字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既有生活的平庸。自然，我与张杰老师也没有了多少联系。
这种百无聊赖的日子有所改变是进入新世纪后才开始的。在我跟随朱德发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后，我便告诫自己要心无旁骛，聚精会神，努力在学术研究上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有自己的一得之见。这一时期，我与外界的联系基本上中断了，每天都沉潜于自己所营构的世界里自由徜徉，似乎进入了陶渊明所说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般超然的人生境地了。
这种相对封闭的书斋生活开始改变是我担任山师文科学报主编之后。随着工作场域的改变，那种“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自我封闭式生活自然无法适应新工作的需要，我便开始走出了书斋，重续了许多中断的旧缘，这便有了我极为郑重地拜访张杰老师一事。大概在六七年之前，张杰老师来济南时入住了山师的翰林大酒店，我从魏建先生那里问询到这一信息后，便决定把20来年没有来得及当面表达的感恩之情表达一下，于是，我便带着一盒茶叶去拜见了张杰老师，并在交谈中再三提及了他当年对我的提携之恩。
我与张杰老师的交往尽管时断时续，但他的有关讯息我还是特别关注的，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2021年2月农历大年初一创作的那首《望月》。时年已经91岁的张杰老师重新焕发了少年青春，在思绪飞扬中，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爱冬日的阳光，/也爱每月十五的月亮，/她美丽、明亮，/放出的光芒啊，/像水银洒在大地上，/像深秋天气里，/铺在路上的白霜。//每当阴天下雨，/她会自觉地躲藏，/雨过天晴，/再现荣光！/她和善、端庄，/不像夏天的烈日、骄阳，/不卑、不骄，不狂。//嫦娥曾经奔月，/有那砍树的吴刚，/还有许多秘密和宝藏。/月亮啊月亮，/我有一个梦想：/想飞到你的身旁，/看一看，有没有河水在流淌？/亲一亲，你那美丽的面庞！”这首诗经过武传涛教授配音后在《都市头条》点击量超过了10万次，堪称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我在听了张杰老师的这首诗后，深为他的精神所感召，然后分享到了自己的几个微信群内，并在我指导的研究生群内提出了这样几个具体的问题：“大家猜猜这位老师的年龄？”“张杰老师已经91岁了。这种精气神，值得咱们好好学习！”“91岁了，还要飞到月亮那里去，亲一亲它的脸庞！”“咱们有没有这么一点激情？向前辈学习，奋斗正当时！”“向张杰老师学习，以饱满的激情和昂扬的精神面貌进取奋斗！”这是我给那些二十五六岁的研究生们树立的楷模，目的是告诉他们，我们只有依然向往诗和远方，才会找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动力。遗憾的是，这样的呐喊似乎已经被时代的经济大潮给淹没了，那些本来应该像张杰老师一样依然向往诗和远方的青年人，也变得少了起来。
张杰老师晚年时常住在北京或者济南的子女家里，在济南时他便经常与他的好友一聚，这正是中国传统的文人雅聚的一种形式。在2024年5月10日中午，张杰老师在山师附近一家酒店邀请他的好友宋遂良先生、吕家乡先生以及他的几个老学生，其中便包括魏建先生和我这位未能亲炙他教诲的编外学生。我自然激动万分，我们聚在一起，面对着这长我们30来岁的老师，似乎又回到了当年的青春岁月。聚餐之后，大家又一起合影留念，我便在合影之后专门提出了要与张杰老师单独合影。张杰老师要我一起坐着，我岂敢与前辈平起平坐？这便有了我站在端坐着的张杰老师身旁偏后的位置的那张宝贵合影。次日，我便在公众号重新转发了我当年的那篇经过张杰老师编发的文章，并在编者按中这样写道：“34年过去了，李宗刚再次见到了现已94岁高龄的张杰老师，并合影留念。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研究的历史既是前辈学者提携和引领青年学者开始学术研究成长的过程，也是青年学者对前辈学者提携之情的感恩过程。”这篇公众号的推文经过魏建先生转发给张杰老师，据魏建先生说，张杰老师对此还表示了肯定。我想，这并非表示我做得多么好，而是张杰老师对当下时移世易变化的一种感喟，那就是许多作者在得到了张杰老师的提携之后，他们早已把这样当初看起来意义重大、现在却显得微不足道的事情淡忘了，那些隐藏在其背后的激动感恩之心自然平复了许多，以至于在蒙上了岁月的层层尘埃之后便“尘归尘、土归土”了。
2025年6月23日，张杰老师在享受了95年的阳光雨露之后，还是驾鹤西去了。对此，魏建先生作为张杰老师的高足，在他敬献的挽联中这样写道：“创速中建师专创建乡院服院遍育栋梁兴广宇；敬师长爱后学敬爱亲情友情长留大爱暖人间。”在告别仪式现场，我想，张杰老师4年前的那个梦想一定实现了，那就是他飞到了月亮的身旁，不仅看到了月亮上有没有河水在流淌，而且还亲了又亲月亮那美丽的面庞！然而，让我深感落寞的是，那位扶持我在学术道路上蹒跚学步的主编走了，我再也无法向他表达我的感恩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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