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的眼光
作者:李富田
在我的记忆中，奶奶是中等个，圆脸盘，浓眉大眼。脖子上总是围着自己用毛线织的大围脖。虽是“三寸金莲”，却是走路一阵风，说话砸个坑。家里人遇有想不通的事，她总能帮你宽心解闷，碰到解不开的疙瘩她总能帮你抻直蹬展逐个捋清，大事难事她都能想出办法努力摆平。全家人公认她是个好有眼光的主事人。连街坊邻居都称赞她长得远看好像观世音，近看又像宋庆龄。
奶奶生于上世纪的1904年，先后经历了清朝末年、日本侵华和翻身解放后的新中国。虽然斗大的字不识一升，可她深明大义，过日子有眼光，会数算，总是穷有穷的志气，难有难的自信。
和爷爷成家后，正是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民不聊生的特殊年代。爷爷自幼瘦弱多病，种地不能干重活，犁刨耩种更不行。婚后几年，又先后生下了姑姑大伯和父亲，一家人主要靠奶奶给有钱人家洗衣做饭打零工维持生活，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奶奶思虑再三，下决心逐步改变家庭的现状和命运。先是购买了“货郎担儿”的全部家伙扇，让上过几年私塾的爷爷担着“货郎担儿”走村串户，做起了卖个针头线脑的小买卖，虽然收入不大，哪个老阳窝也能挣个仨瓜俩枣，不添斤也能添两。随着岁月的流逝，两个儿子先后长到八岁时，奶奶又和有钱人私下协商，只管吃住，不要工钱，到地主家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和家务活。按奶奶的话说“工钱不工钱，赚个肚子圆”。实际上就是老百姓俗称的“住长工”。按常规住长工是指常年在地主富农家里干活赚取一定收入维持日常生活的贫雇农。可大伯和父亲去住长工时才只有八岁，最多算个童工，不要工钱还怕人家不雇用呢，一提工钱那不是大拇指头掏耳朵——进不去门吗。要不是实在生活无着，谁舍得把刚刚八岁的儿子送到有钱人家里让人家意指驱使呢。奶奶让爷爷去担“货郎担儿”，除了刮风下雨好赖也算个“长期工”。让两个儿子去住长工，也等于给孩子找了个免费的“托儿所”，虽然寄人篱下，但总能吃顿饱饭，逃个活命。奶奶带着姑姑继续给人家洗衣做饭，全家人没有吃闲饭的，奶奶感觉肩上的担子也轻了许多。
据大伯和父亲回忆:住长工的日子里，总是鸡叫三遍就摸黑起床，先是打扫卫生，从屋里扫到院里，又从院里扫到街里。天一亮就抬上水桶去村口的井里抬水，因为年龄小担不动两桶水，只能弟兄俩去抬水。一早晨来回十多遭，直到把两个大缸都抬满才够全家一天的人畜用水。这些活都干完才能去吃早饭。
早饭后，弟兄俩又抗着农具和长工们去地里干活。大人犁地，小孩牵牲口；大人耩地（播种），小孩帮耧；大人刨坑，小孩踢窑。割麦子、收谷子、掰玉米、刨红薯，总有弟兄俩干不完的活。晚饭后还得给牲口拌草料，一个时辰加一次料。一直到全家人都躺下夜深人静时才能躺倒直直腰迷瞪几个小时。真是丢了耙子拿扫帚，一天到晚不得闲。主人一不如意就历声呵斥，稍有闪失就恶语相加。寒来署往，年复一年。
一次在地里干完活天已大黑，大伯背着播种的木耧，父亲牵着牲口和长工们深一脚浅一脚的下山回家。因为天黑路滑，大伯一脚踩空摔倒在路上半天没有起来。走在后面的老地主到跟前一看木耧的耧杆被摔折了，不问青红皂白上去就是两脚，还厉声斥责到“做的没有害的多，今晚的晚饭就免了啊，三顿不吃饭也赔不起个耧杆”。大伯不敢还嘴，慢慢爬起来抗起耧又一瘸一拐的往家赶去。晚上吃饭时大伯躲在牲口棚悄悄的摸眼泪，父亲饭后趁人不备给大伯送去了一个窝窝头。
这样的长工生活大伯经历了12年，父亲苦熬了整8年。饱尝了寄人篱下的苦衷，体验了挨打受气的滋味，懂得了富人和穷人的区别。十多年的春种秋收也磨练出弟兄俩“犁刨耩种扬场放磙”的身手。也似乎打心眼里理解了老娘狠着心让他俩去住长工的一片苦心。
眼看着两个儿子已经长大成人，大的18岁，小的也14岁，奶奶果断决定把他们领回家里，重新盘算着下一步的生活出路。
旧社会的土地都是有钱人的，贫苦农民为了生存，除了到地主富农家里“住长工”、“打短工”，就是给人家“大种地”“拨锄地”。
“大种地”就是租种地主富农一定数量的土地，从种到收全权负责，收获后除交够租金（也可用粮食折扣）外，剩余归己的一种契约形式。而“拨锄地”则是指拨出部分土地进行季节性管理的一种短期契约形式。
奶奶下磁山、上武安，到处打听租种土地的行情，进李家到张家，反复比较着“大种地”和“拨锄地”的长处和短处，仔细盘算着租种土地的最佳方案。思来想去，反复比较，觉得“拨锄地”属于季节性零工，而且这种短期雇工还时有时无，而“大种地”相对稳定，收入也会多一些。
奶奶通过投亲靠友多方比较，反复筛选，终于在敌战区（和村磁山一带属于敌战区）磁山乡东孔壁村和一家有钱人订立了租种20亩土地的契约合同。双方商定租种一年，秋后四六分成的口头约定。
自古以来南方雨水多，北方旱情多。谁知刚接手土地春季播种的当口就恰遇大旱，不能按时播种就意味着一年没有收成。奶奶和孩子们心急如焚，不能靠天等雨，必须担水抗旱，千方百计也得尽早把种子种上。由于离家乡十多里地，两头跑肯定耽误时间，奶奶和孩子们在村里租了房子，起早贪黑去井里担水点种，有时一天吃两顿饭，一个坑一个坑的浇水点种，硬是靠两个肩膀担水把20亩地全部种上；春季播种是基础，夏季管理是关键，老天爷连续几场雨谷子玉米草苗茂盛，玉米地连续锄两遍就等着拔节灌浆了。而谷子必须在短期内抓紧简苗，合理密植，锄草灭荒。老农民都知道“薅小苗”是最苦最累的活。奶奶和孩子们用玉米杆在田间地头搭起了草庵子，一天两送饭，吃住在田间。娘仨分工配合，前边简苗，后边锄草，谷子玉米管理的井井有条；夏季风调雨顺，秋季马上来临。又得防火防盗防麻雀，日本人和皇协军还隔三差五的到农村扫荡，逼着老百姓交纳军粮。母子三人总是提心吊胆的在地里轮流值班，累了在草庵子里迷瞪几个小时。夜里衣服潮湿的流水，白天晒干再穿上。蚊子跳蚤咬得身上红一片紫一块都是包，奶奶头上一抓一把都是虱子，娘仨十天半个月也顾不上洗涮洗涮。
经过了春种，熬过了三夏，迎来了收获的季节。老百姓把秋收比喻成虎口夺食，如果抢收不及时，一遇到阴雨连绵天，庄稼烂在地里就会前功尽弃。娘仨起早贪黑，早晨割谷子，白天掰玉米，扬场放磙，精打细收，簸净晒干，颗粒归仓。收获后仔细一核算，除了足额交够租子和各项成本外，还剩余800斤谷子和一千多斤玉米，一家人一年的口粮有了着落，奶奶和孩子们好像喝了蜂蜜一样喜上心头。
娘仨把剩余的粮食装在排子车上，农具和衣物拾掇停当，套上借来的小毛驴，娘仨坐上去哼着小曲往老家赶去。
不知是认生还是生来就性格倔犟的小毛驴，刚到磁山乡的差路口，就看到有两个全副武装的皇协军，小毛驴蹬着脖子狂叫不停，前腿使劲蹬，后腿直撂踢。颠得娘仨前仰后合。两个皇协军上前挡住了去路，要求出示“良民证”，否则就要没收粮食，人员交给皇军处理。两个儿子吓得不敢说话。奶奶急中生智上前搭讪，好话说了一箩筐就是不让走。奶奶告诉他们让两个儿子在这待着，自己去拿“良民证”。皇协军信以为真，答应奶奶快去快回。
不到两袋烟的功夫，奶奶两只手掂着两只老母鸡，迈着小脚咯噔咯噔一阵风似的来到跟前。走进皇协军，小声说道，这两只老母鸡是专门孝敬他们的一点心意。把粮食送回家，待会回来时一定把“良民证”带来交给他们。二人点着头一人抱起一只老母鸡，面部表情也由阴转晴，摆着手“开路，开路，快去快回”。喊叫着让娘仨扬场而去。
“大种地”虽然不能让穷苦人尽快致富，但辛辛苦苦干一年，总算来年能吃饭。很多穷人买不起值钱的梨耧耙杖，连个小毛驴也租用不起，只能给人家“拨锄地”、“打短工”，干一天，挣一天，吃一天。今天有食吃饱肚，明日没饭喝稀汤。
1945年9月，春雷一声震天响，来了救星共产党。赶走了日本兵，打土豪分田地。奶奶一家和穷苦百姓都分得了自己的房屋和土地，过上了自食其力的农家生活。
我的老家是武安市（原武安县）马庄乡井家峧村。位于两山夹一沟的峡谷中。一首轶名古诗道出了它美丽的传说。“吊碑崖头老牛尻，七十二拱水连桥。南荆北荆朱砂在，金佛镇山降群妖”。据传二郎担山逐日，口渴难耐，尽饮南、北洺水。起山入地，猝力举，担折，望日兴叹。留下一座山，就是村南的老牛山，站在村子两侧的高处举目南眺，酷似一头老牛。起伏的山崖尽头有一通天窟窿，当地人俗称“老牛屁眼”。山崖上有一块巨大的长方体石头吊挂在绝壁上，像倒立的悬棺，据说是神仙给二郎留下的无字碑，故有“吊碑崖头老牛尻”之说。
传说很美丽，现实很骨感。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山民们，古往今来始终无法摆脱“几亩薄田，十年九旱，井里漂着羊屎蛋”的窘境。直到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之前，武安市的刘马西（指刘庄、马庄和西峧三个乡）还是全省有名的贫困乡镇。一遇大旱，都是政府派车送水吃。尽管如此，老百姓总是生人不嫌地贱，打死不离故土。从明朝建村以来，由几户人家逐步繁衍到上千人。日出而做，日落而息，过着撑不着也饿不死的生活。一辈子没有去过武安城的不足为奇，听说有的人一天看不见“牛屁眼儿”了就急得直苦。我的奶奶却眼光独到，当断必断，几步棋下来彻底改变了儿孙们的命运。
一穷二白的新中国解放不久，闻名全国的十大煤炭基地峰峰矿务局大干快上。十多个煤矿先后开工，招工买马迫在眉睫。虽然招来的大部分是坑下工人，人称“煤黑的”。但带户口、高指标、开工资，吃商品粮。对那些祖祖辈辈土里刨食的乡民们显然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奶奶听说这一消息后，白天和大伯在地里咬耳朵，晚上在家里和大娘吹枕边风。虽说远离故土，可到四矿上班才十几里地，下了班骑个车子回家也就一顿饭功夫。和去较远的割盼沟（地名）种地不是一个样吗？只不过一个在山上种地，一个在地下挖煤。说的大伯头天皱了眉，次日动了心，第三天就到四矿报了名。不到一年矿上给分了公房，大伯主动把大女儿留在母亲身边照顾老人，带着全家五口人住进了四矿沟南家属院。多年后成为煤矿最高的八级工。还入了党，成了出席局里的劳动模范，连续几年到秦皇岛疗养院疗养，三个儿子两个闺女也都先后当了工人。
一个人一生可能都有遇到几次改变命运的机会，抓住了就有可能出人头地，一顺百顺，抓不住可能就惨淡一生。
1956年，峰峰矿区第一家石灰石料厂在和村公社八特村的南山坡开工建厂。主要是开山崩石头，加工生产石粉石渣石料白灰。为各行各业的工农业生产提供基建材料。奶奶对父亲说，“前几年让你去当工人，你说煤黑的太苦太累太危险，这次人家是开山崩石头，又是在地面干活，也是带户口开工资吃商品粮当工人啊。”好心的亲戚朋友还劝奶奶，两个儿子一个出去挣钱当工人，一个在家守着你养老多好。奶奶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有出息的汉们就得出去闯闯，守着父母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啥时候才能长成材啊”。在奶奶的不断数叨下，父母带着姐姐和未满周岁的我到八特村租房居住，在南山坡当了工人。虽然好景不长，在1962年厂子解散下马，大部分工人都下放回了老家，只有我们16户外乡人就地落户在八特村当了农民。但父母亲生前总是说，听了奶奶的话，我们一家走出了大山，也过了把当工人的瘾。虽然后来成了农民，但贫困山区和矿区的农民比起来，那可是王奶奶和玉奶奶喝酒——差一点啊。我们的日子不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吗。
大伯的大女儿用田从小跟奶奶长大，在奶奶的熏陶和调教下，十六七岁就成为家里地里都能干的孝顺闺女。不仅是奶奶的贴身小棉袄，还是村上宣传队的主力女“小生”，经常出村演出。可是当大伯告诉奶奶给姐姐在和村蔬菜公司找到工作时，奶奶思虑片刻，眼里噙着泪花告诉大伯“我的孙女都十七了，该出去见见世面了”。虽然心里难以割舍，表面上还是一如往常给姐姐叙说着当工人的好处。说人家，比自己，撵着屁股做工作。直到把姐姐送到下河东阁村外，看着大伯骑着自行车把姐姐带走的背影，奶奶才眼含热泪长长出了一口气。几年后姐姐入了党，成了和村蔬菜公司的副经理，奶奶在和街坊邻居们说起姐姐时，总是眉飞色舞不时的发出爽朗的笑声。
奶奶常说“养孩子就好比在笼子里喂小鸟，养大了一个一个都飞走了”。
从1967年到77年这十年间，奶奶开始了她“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生活。引以自慰的是，在这十年间，儿孙们只要有空就回家看望奶奶。她亲手摊的小软饼和疙瘩汤啥时候想起来都诱人垂诞。那年头回到奶奶家能吃个疙瘩汤摊软饼可谓是美味佳肴啊。尤其是一到年关，我和用田姐姐总是提前几天回到奶奶家。帮她老人家抬煤土、和煤、托煤膏、劈柴火，写春联、贴对联、打扫卫生、包饺子。大年除一的凌晨，我和姐姐总是早早起床，在门口燃起岁火，在屋里点上蜡烛，在门口点燃一挂鞭和六个“二踢脚”（就是两响，六个就是图个吉利）。然后才把头天晚上包好的饺子煮熟了盛在碗里才喊奶奶起床吃饭。奶奶在村里口碑特好，邻家辈舍大事难事都尽力帮忙。我们李家又是村里的大户，只要一开大街门，来给奶奶拜年的人就络绎不绝。我和姐姐一边煮饺子，一边不时的招呼着迎来送往的父老乡亲，一直忙到太阳升到老牛山才告以段落。
最让我难忘的还是暑假期间我在奶奶家住着，一遇到“小燕低飞蛇过道，水缸出汗蛤蟆叫，抬头一看山戴帽，老天可能下雨了”。我和奶奶总是先到房顶上打扫卫生，然后从院里扫到门口，又从门口扫到街里，里里外外打扫的一干二净，等待着老天爷下的雨水往门口的井洞子里流水。下场透雨井里的水能吃好几个月，遇到大旱就得去别人家里借水吃，或者等着政府派车送水吃。小小年纪就体会到吃水如油的滋味。
奶奶77年走时73岁，屈指算来离开我们已经48年了。儿孙们如今有的在县城安居，有的在邯郸上班，，有的到了省会工作。有机会聚在一起回忆往事时，奶奶的音容笑貌终生难忘，奶奶的眼光，聪明的智慧，周到的数算和明智的选择让儿孙们享用终生。时刻铭记着我从山沟来，祖辈感党恩！
作者简介
李富田，70岁，中共党员，大专文化，先后当过农民、下过煤窑，干过法律。
多年来自强不息，笔耕不辍。先后在各类报刊杂志和自媒体发表稿件多篇。主编撰写了《前进中的峰峰检察》《八特人物志》和《甲子舂秋》等作品，受到普遍好评。
制作：国际诗人杂志编委，都市头条编辑刘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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