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雨帖（散文）

文/陈辉

枇杷黄了

娘的眼睛不太好使了，一只己经失明，还有一只只能维持微弱的光看我，不能开刀。可娘偏说自己的眼睛“亮堂”着呢，连日历都不用看，什么节气都记得清清楚楚。“清明前后，种瓜点豆。”“小满不满，麦有一险。”“芒种芒种，连收带种。”这些农谚从她嘴里蹦出来，像屋檐下滴落的雨水，一颗接一颗，清澈响亮。尤其是那句“麦子上场枇杷黄”，她说得格外用力，仿佛要把这几个字钉进我的记忆里。

娘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她的手掌粗糙得像老树皮，指关节粗大变形，那是常年握锄头留下的印记。所以，我是农民的儿子，为农民而自豪。我小时候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趁娘午睡时偷偷摸她的手心，那些硬茧刮得我手指生疼，却让我觉得莫名安心。        

记得我十来岁能爬树了，邻居黄婶家院墙边有棵枇杷树，五月里金灿灿的果子压弯了枝头。我每天放学都要在树下站好久，仰着脖子数那些毛茸茸的小太阳，不敢去偷摘。娘是欢喜我疼爱我的，她看出我的小心思，就拉着我的手去敲黄婶家的门。“他婶子，二侯馋你家枇杷，能给摘两个不？”娘的声音比平时软了三分，脸上堆着我不常见的笑容。黄婶倒也爽快，拿起竹竿就打下一串。那枇杷酸中带甜，果肉细腻，我连皮带核都吞了下去，那副狼吞虎咽狼狈不堪的样子至今还记得。       

隔了好多年后，有一年开春天，娘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棵枇杷树苗，栽在我家院子东南角。她说那里阳光好，枇杷喜欢晒太阳。树苗只有拇指粗，娘却像伺候我们儿子似的，每天早晚都要去看一眼。她用竹竿给它支起“拐杖”，给它最牢固的保护和靠山。         

 “等这树结果了，我们也有自家枇杷吃了，”娘说，“小时候二侯最喜欢吃了。”娘是个好强的人，她喜欢自己做，自有自便，不失大气，所以我也有娘那种屈犟的不服输不认命的精神。我掰着手指头算，大人说枇杷树要五年左右才能结果，那会儿我都该要工作赚钱了吧。          

可我们谁也没想到，还没等到枇杷树开花，整个村子就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那是201 0年，全区万顷良田拆迁工程启动，我们村也被划入了征收范围。消息传来时，正值麦收季节，金黄的麦浪在风中起伏，像一片躁动的海。“拆迁？那我们的地怎么办？”娘的第一反应是“以后吃什么？”她种了三十多年的地，那七亩多田里浸着她的汗水，埋着她的青春，种植着她的希望。父亲倒是看得开：“政策好啊，人和房政府都给安置，两年农龄抵算一年工龄，你也可以拿到退休金了。两个儿子自然分户，每个儿子一人两套。你算算，咱家是不是一夜暴富？以后住公房了……”他掰着手指头算账的样子，活像个捡到金元宝的财迷。        

接下来的日子像被按了快进键。评估公司、征收公司以及征收拆迁工作组都来了。戴着红帽子的工作人员拿着图纸在田埂上指指点点；评估人员拿着相机对着我们的老屋拍个不停；最后是拆房队轰隆隆的挖掘机开进村里时，娘正蹲在枇杷树前发呆。那棵树已经长到杯口粗，枝丫舒展，绿叶油亮。娘用手帕包了一捧土，小心地放在树根旁。“今年该开花了，”她喃喃自语，“听说枇杷花是冬天开的，香得很，还有止咳化痰的功效。”  搬家那天，娘执意要挖走枇杷树。父亲劝她：“安置房阳台才多大点地方，种不活的。”娘不吭声，只是用麻绳把树干绑了又绑，仿佛这样就能把它永远留在身边。最后还是拆房队的人来劝说，说树木会有专业人员移栽到公园里，娘才一步三回头地上了车。其实，哪有什么专业人员移栽，最后都是被挖掉了。         

两年后，我娘的安置房拿到了，新家在幸福集镇西边的幸福新居小区，两室一厅，南北通透。雪白的墙壁，锃亮的地砖，卫生间还有抽水马桶。娘却总说住不惯，嫌楼房像鸽子笼，开门就是墙，连个晒被子的地方都没有。最让娘不习惯的是突然闲下来的日子。以前天不亮就要下地，现在一觉能睡到日上三竿。她常常站在阳台上发呆，“望”着远处尚未开发的土地，眼神飘得很远，看不清是什么，也不知道娘在想什么。有时候她索性偷偷溜回老宅地，在那片已经变成农田的阡陌上转悠。那里唯一剩下的就是高压电线塔，原来的河和路都没有了。     

变化发生在搬迁后的第二个月。那天，娘从社区服务中心回来，手里捏着一张银行卡，脸上带着不可思议的表情。“真给退休金了啊，”她反复念叨，“政府真给发钱。”娘有了新身份：失地农民。原来被征地农民满60岁就能按月领养老金，娘每月能领1000多元。她把这称为“退休金”，每个月她总是能按时去银行取钱。“现在政策真是好！”娘渐渐习惯了现在的新生活。“种地要交皇粮国税的年月才过去几年？现在不光不交粮，国家还倒给钱。”她冲我眨着眼，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满满的满足感。       

某一天，娘再去老宅地时，再也看不到她种的枇杷树了。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显得非常沮丧。我突然发现娘的鬓角白了许多，背也佝偻了，娘再也没有从前的青春活力。娘轻声说：“没有了……”我握紧娘的手，心想，你就不要再留念这些了吧，自己把身体照顾好，哪愁没得吃？       

前几天不快立夏吗，我回去找娘，正巧娘怀里抱着个塑料袋回来了，她神秘兮兮地问我：“二侯，猜猜我买什么了？”她打开袋子，一股清甜的香气扑面而来——是枇杷呀！金黄色的果实上带着细小的绒毛，像裹着一层阳光。“菜市场门口有个老头在卖，说是自家树上摘的。”娘挑了个最大的在衣襟上擦了擦，“快尝尝，跟从前婶婶家的一样甜。”我掰开枇杷，汁水立刻溢出来，沾了满手。还是记忆中的味道，酸中带甜，果肉细腻。娘自己不吃，只是笑眯眯地看着我吃。        

娘忙夜饭，虽然眼睛不太看见，但还是弄了十来个拿手菜。一家8口人围在一起，有说有笑，小酒咪咪，神仙般乐遥，每次回家都能品尝到娘的味道。吃完晚饭各回各自小家了。

在送我们下楼时，娘突然说：“其实现在日子挺好的，真的。”在楼下，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一直延伸到路尽头的宣传栏上。那里贴着最新的惠民政策公告，其中一行大字格外醒目：“通知老年人体检”。“政府比儿子靠谱，“娘笑着和我们说，“每月准时打钱，雷打不动。”娘的手掌还是那么粗糙，但已经不再有泥土的气息了。      

我忽然想起也忽然明白了什么，娘年纪大了，她说的话也隐晦了许多。那棵没能开花结果的枇杷树，早已在娘心里长成了另一种模样。它不再只是一棵果树，而是一个时代的印记，一段记忆的锚点，更是丈量生活变迁的标尺。 

天已经慢慢黑了，但城市西边云层中透出一缕光，那是华灯的光，更是娘从小照我长大的光。娘佝偻的身影渐渐消失在我们的拐弯处，也模糊了我的视线！

粽香里的娘

娘快八十了，娘的眼睛，一只已经全然看不见了，另一只也模糊得很。她非常爱操劳，也操劳了一辈子。即使当前眼睛不看见了，也喜欢做这做那。快立夏了，她又准备裹粽子了。她那摸索着裹粽子的样子，活像一只老蚕在吐丝作茧，只是这茧是青绿色的，用苇叶裹了糯米，中间夹着两颗红枣。

娘的手也老了，那手上的皱纹里，大约还藏着几十年前稻田里的泥巴罢。她将两片苇叶叠成漏斗状，舀一勺米，放枣，再覆米，包好，捆扎。这动作她重复了几十年，如今却要摸索半天。一只粽子包好，她总要停下来，用那只稍好些的眼睛对着光，检查是否严实。我把娘叫作“小木匠”，挤眼弹线。其实啊，我娘是看不清的，只是习惯使然。      

我剥开苇叶，糯米莹白，枣子鲜红。咬一口，香渗到心，然而此时却又在胸口凝住了，变成一块硬疙瘩，咽不下去。眼里看着娘在打转。娘就坐在那里，佝偻着背，黑白分明的头发剪得齐耳，半边脸还在一抖一抖的，嘴角三十度向左斜着，与一只看世界的眼睛形成对称状。娘年轻时是何等挺拔啊，挑着百十来斤的稻把走在田埂上，步伐稳健、精神抖擞，行走得像棵移动的杉树。如今这棵树老了，枝干弯曲，树皮皲裂，在岁月的风雨中渐渐凋零。      

娘是爱我疼我的，而且是放在脸上的爱，不顾一切的爱。记得我八九岁时，有一天忽然腹痛如绞，疼痛难忍，满头大汗，脸色煞白，娘见状二话不说背起我就跑。超小路一路小跑两三公里，到村西头赤脚医生张大爷家。我伏在娘的背上，听见她急促的喘息声，汗水从她脖颈流下，洇湿了我的脸。 “阑尾炎，得赶紧治。”张医生给我开药、打针，吊水。娘一直守在我身边寸步不离。我看着娘放心下来的脸，是多么慈祥啊，那是我记忆最深最美的轮廓。如今那轮廓早已被岁月啃噬得模糊不清。    

立夏那天早上，老婆把粽子端给我吃，我仔细端详着用红塑料绳包裹的粽子，嘴里咀嚼着难以下咽，喉头发紧，鼻子发酸。娘喜欢每年立夏和端午裹粽子，然后把裹好的粽子再分给我们兄弟俩个。幼时家贫，糯米是稀罕物，想吃也没得吃，等分田到户后，家里有了余粮，才想到认认真真的过过节，才想到有传统文化。一开始娘包裹粽子是全米的，后来慢慢改成了赤豆、再后来又改成红枣的、再再后来又改成肉的了，有的时候娘三种粽子都裹。现如今娘只裹红枣了，因为娘知道，我最爱吃红枣。还有就是娘的眼睛实在是看不见，裏这几十个粽子不知道她老人家花费多少心血和精力啊！         

娘的眼睛一年不如一年，粽子的形状也一年比一年歪斜，有时还会散开，甚至芦叶上的小虫子还粘在上面没洗干净，但不管如何，娘裹的粽子的味道从未变过。   

娘的那双手，曾经有多么灵巧啊，除了农活，她还会扎鞋底，我小时候的鞋子都是老娘自己做的，衣服破洞她总能补成一朵花的样子。如今这双手连针都穿不上了，却还在为我裹粽子，让我还有年少时的美好和快乐。         

窗外的樟树沙沙作响，阳光透过树叶，在草坪上投下斑驳的影子。这个立夏日和这顿早餐，我心头一直颤着。因为我的娘用她的光一直无声无息无私的默默的照着我，有娘的地方才是家啊，千真万确！每每我回家看着娘日渐佝偻的背影，有一种鼻酸窒息的难受。三年前我带她去市第一人民医院检查过，医生说己失明无法治疗更无法治愈，年龄大了就这样糊糊吧，开刀反而有风险。娘的余生就只能在模糊中看着我了……娘看不见，还在絮絮叨叨地说着村里的事，谁家儿子娶媳妇了，谁家老人走了……娘是我家的大记者，我只要回家，她肯定会“播放”不停。非常开心！         

娘塞给我们的粽子和鸡蛋，带回家肯定又要吃个十来天了。“拿回去慢慢吃，”她说，“我的孙子也爱吃的。”简单的吩咐，像解痛膏贴在我的耳朵里，舒爽。车开出小区，我从后视镜看见娘还站在楼下，朝着车开走的方向“望”着。她的身影越来越小，在我们车拐弯后终于消失了。       

每次回家我都有一道跨不过的坎，父母都八十在眼前了，操劳了一辈子，到现在自己都老态龙钟了还在为我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这个知天命之年的人百感交集。方便袋里粽子的香气充满了整个屋子，那可是娘的味道，是童年的味道，是即将消逝却永远难忘的味道。        

娘啊，但愿孩儿每年的立夏和端午，都能吃到你裹的粽子；但愿这粽香，能一年又一年地飘下去。

梅雨帖

父亲拖拽犁铧的声响惊起麻雀时，梅雨就跟着南风来了，淅淅沥沥直钻头发、钻衣服，甚至能浸透仓房的木梁。那些铁器与水泥地的摩擦声，总让我想起父亲年轻时在老家时的农耕日子——那时，老家还没有拆迁，家里分得7亩多田，父母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父亲尽管在乡政府工作，但是收入微溥，上班回家“两点一线”，以种田养家为主。他的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净的泥土，掌心的老茧比犁刃更早学会与土地对话。母亲磨镰的节奏像某种秘传的咒语，她总说“刀刃吃透水气才利索”，的确，开镰时，父母总是一马当先，在我们兄弟俩最前面，后来我才明白，这话暗合了铁匠淬火的古法。檐下青苔蔓延的痕迹，恰似他们逐年弯曲的脊椎曲线。

父亲小腿上的月牙疤在雨天会泛出紫红，像一枚被岁月盘亮的铜钱。他总轻描淡写地说“犁头认主”，却在我第一次学插秧时，突然按住我颤抖的手腕：“指节要像稻根一样扣进泥里。”温柔浅夏，岁月闲愁，经年落尘，覆盖许下的诺言，远山如黛，山河绿意浩然。水田边的栀子花开了，母亲摘栀子花时，斗笠甩落的水珠总让我恍惚——那年我肺炎，赤脚医生打完针后，娘又用同样的动作往我额头敷薄荷叶，药香混着雨汽在帐顶结成透明的蛛网。如今搪瓷盆里浮沉的花瓣，多像他们被生活泡发的青春。

田埂上的绳结标记法是祖父留下的“土日历”，父亲用它计算稻种入泥的深度。在某个暴雨将至的黄昏，他突然抓起把湿土按在我课本上：“书里的字会褪色，泥土的味道能记三代。”当时我不懂这话的含义，直到我工作后在办公室里闻到打印机油墨味时，鼻腔突然涌起稻田的腥甜。母亲包稻种的动作仍带着当年裹襁褓的谨慎，老棉布褶皱里藏着她从未说出口的恐惧——怕种子霉变，怕我们兄弟俩走太远。

蚊烟缭绕的夏夜里，父亲摇着蒲扇，穿着雨靴，在月光下刻苦自学，他那躬身学习的样子像截断的麦秆。他讲述饥荒年吃观音土时，语调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故事，唯独提到祖母用苋菜根熬粥骗他“这是红糖水”时，喉结突然滚了滚。母亲这时总会岔开话题，讲一下俏皮话和左邻右舍的事情，为这思苦尴尬解围解压，这些碎片在梅雨季发酵，终于让我懂得：他们给予我的丰足，是用自己胃里的饥饿丈量过的。雨下不停，农活也干不停，父母和我们在雨中的双重凝视，虽然痛苦，但是也能鼓劲。抢收麦子和油菜籽那几日，父亲仰头看云的侧脸让我想起罗中立的油画《父亲》。他眼角的纹路比气象云图更早预言暴雨，而母亲发丝间闪过的银光像闪电的余韵。当我撑着伞冲进雨幕，父亲也正帮母亲撑着一把大油布伞，那姿势，比任何拥抱都更令我眼眶发热。远处新插的秧苗在浊水中摇晃，像极了我此刻动荡的心绪。

栀子花扑鼻清香，弥漫整个田野，塞满我的鼻孔，也给予我勇气和信心，但是更有了重量。父亲用脚掌摩挲水田的样子，仿佛在抚摸地下亲人的额头。现在我才明白，他们“砸锅卖铁”执意送我读书的固执，不是要斩断我与土地的连结，而是希望我带着这片泥土的基因走得更远。梅雨渐歇的傍晚，我蹲下身将秧苗扶正，指腹触到根系时突然泪如雨下——原来我们终究会以某种方式，回到父母耕耘一生的坐标系里。

作家简介：陈辉，江苏省南通市人，供职于南通市崇川区信访局，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先后在《诗刊》《星星诗刊》《诗选刊》《诗歌月刊》等文学期刊，出版诗集《如何说 我想你》《生命中的两地书》等四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