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蒋介石为什么会失败民国历史，我有一个不同于其他人的观点：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历史的拐点出现在国民党北伐胜利之后。那个时候的中国直接点说中国政治，可以有多种选择，最好的途径应该是沿着民国成立时确立的基本国策走下去，换句话说，中国政治完全可以在北洋政治的基础上进行完善和改造，以期更符合宪政精神，更具有合理性和行政效率，更好地为国民服务。也可以像张作霖一样，暂时抛开宪法，但行动上遵循宪法的基本精神，力图出台一部更好的宪法。可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却完全摒弃了临时约法和民国宪法，另起了一套党国治理的新炉灶。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将中国引向另外一个方向。

一、来之不易的北伐完胜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10万将士兵分三路向北进军。蒋介石任总司令，李济深任总参谋长，白崇禧任参谋次长，邓演达任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任政治部副主任。仅仅半年多时间，北伐军便从8个军、10万人壮大到20个军、40万人，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加上北方以变节著称的国民联军总司令冯玉祥40万大军对吴佩孚、孙传芳部的夹击，北伐军可谓势如破竹。奇妙的是，北伐军占领武昌的时间竟然是10月10日（1927年），这让北伐军和国民党高层大受鼓舞，两个月后，成立于1925年7月1日的广州国民政府（汪精卫任主席）迁都武汉。第二年的4月17日，蒋介石、胡汉民、吴稚晖、蔡元培等人，因不满武汉国民政府对共产党的绥靖政策，在南京另立中央，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推举胡汉民为政府主席。这样，中国大地上便出现了北京、南京、武汉三个政府，形成了三角鼎立的局面。武汉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都宣称自己代表正统，各不相让，武汉政府还向南京政府发起军事讨伐（唐生智任总司令）。正当国民党内讧让北方军阀尤其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看到一丝希望的时候，在国民党元老及“变节将军”冯玉祥等的斡旋下，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放弃对南京政府的声讨和围剿，握手言和，迁都南京了。于是，北方军阀基本上放弃抵抗，至1928年6月，北伐战争全面胜利，国民党基本上控制了整个中国。

曾经与北洋军队作战时不堪一击的南方杂牌军（国民党并没有控制所有南方军队），仅仅十余年时间便如此威猛，所向无敌，并取得了完胜（据说北方军军队人数有70万之众）？有人说北伐军的胜利是因为北伐军代表了正义，人民苦军阀混战久矣，迫切希望和平；有人说是因为北方军阀各怀野心、各自为战，在团结一致的北伐军面前就溃不成军了；有人说是因为黄埔军校为国民党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增强了军队战斗力；有人说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被中国人认可，民众对国民党抱有期待。这些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也是北伐胜利的重要条件和因素。可是，我认为，北伐胜利的最关键的因素还是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支持。没有这个因素，则北伐的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说其他，仅仅粤、桂、滇、黔几省的财力和制造能力，决不足以支撑一支庞大的正规军，再说，黄埔军校成立不过两年，再厉害的教官也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培训出那么多常胜将军来。

据苏联解密档案及其他渠道资料披露，从1923年至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之前，广州国民政府累计接受苏联1270万卢布财政支持，其中270万卢布用于建设黄埔军校，1000万卢布用于创建国民党中央银行。接受价值约300万卢布的军火援助，包括步枪26000支，子弹1600万发，机枪90挺，炮24门。尽管苏联援助的具体数目说法不一，但援助很大这一点确凿无疑。当时北伐军一个普通士兵每个月能拿到十几块钱的工资，一个上校能拿到230块钱的工资。有钱便有了打仗的动力。苏联政府不仅帮助国民党创建了黄埔军校，还为国民党派遣了大量的军事顾问，北伐军中的苏俄军事顾问覆盖到了师一级，这些军事专家的到来大大提高了北伐军的战术水平，并在北伐军前期的战役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据冯玉祥1926年8月15日在莫斯科所立的借据，苏联在两年中援助冯玉祥的军火有:步枪31500支，子弹5100万发，机枪227挺，炮60门，炮弹5. 8万发，军刀5000把，飞机10架。同月，苏联还拨给冯玉祥铁甲机车8辆，汽油3750普特，飞机油750普特。1926年1]月24日，冯玉祥的国民联军总参谋长鹿钟麟率参观团离华赴苏访问。斯大林接见鹿钟麟，并答应向国民联军“援助10万银元之军费”(鹿钟麟:《访苏见闻》)。他还答应为冯玉祥提供“5万人的军事装备，但后来他又决定全力以赴，提供了比这个数量多8倍的装备。”冯玉祥虽说打仗不咋地，可搞背后袭击、里应外合还是一把好手，而且握有40万大军，钳制和震慑作用还是不可小觑的，北伐战争的胜利也有冯玉祥的一份功劳。

国民党能够获得苏联援助，还亏得了孙中山的联俄容共策略。

早在1920年11月，孙中山的代表李章达通过俄（共）布党员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向俄（共）布中央转达了孙中山的谋划，孙打算由苏联从土耳其斯坦出兵，经新疆深入中国境内直逼四川成都。虽然这个方案没有获得苏联政府的支持，但孙中山一直没有放弃与苏联的合作，苏联政府最终也同意给予孙中山和广州政府以经济和军事支持。原因有二：一是所有列强包括日本政府都不再支持孙中山，二是苏联迫切需要与中国政府或政治集团合作，以确保苏联的在华利益，特别是在外蒙、东北的利益。苏联政府曾经多次与吴佩孚、张作霦等军阀联系，以确保苏联核心利益为条件换取苏联支持，但都遭到了拒绝。

1923年9月，孙中山派自己的总参谋长蒋介石为他的全权代表，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要求苏方在尽快提供第一批援款，派遣军事顾问前来广东协助编练军队的同时，与蒋介石具体讨论实施西北军事计划的方案问题。蒋介石亲自整理的西北军事计划书《中国革命之新前途》，长达9千字，是孙中山设想依靠苏联的帮助在西北建立自己的军队的具体方案。苏联政府依然认为这个设想不切实际而没有同意付诸实施。但，苏联政府已经承诺在其他方面帮助孙中山，并建议孙迅速改组国民党，开展政治斗争和军事培训工作。1923年10月，鲍罗廷作为苏联政府的全权代表来到广州，孙立即委任他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尔后又成为孙的政治顾问。 之后，苏联派出军事顾问在新成立的黄埔军校担任军事教员。而第二批军事顾问由巴甫洛夫将军率领，多达50多人，因此成立了军事顾问团，来华的政治顾问被陆续分派到广州政府去协助财政、民事等各部门的工作，军事顾问则被直接派到各支军队里面去。在军事顾问的指导下，黄埔军校及其随后组成的国民革命军，都按照苏联红军的方式，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就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周恩来。与此同时，根据他们的考察和推荐，国民党还选派部分有培养前途的军事和政工人才前往苏联的军事院校进一步深造。国民党第一支党军，即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就是在黄埔军校和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苏联顾问的帮助和指挥下，以黄埔学校学生军为主力的东征作战接连取得成功，国民党的势力范围更是很快从原来的广州一隅之地，逐渐扩大到广东和广西的大部分地区，两省的地方军阀反为其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了。国民政府的北伐计划，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由这个时候的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建议和主持制定出来的。

北伐战争的胜利来之不易，并非一朝一日之功，没有孙中山的运筹帷幄和苏联政府的鼎力相助，这个胜利不会到来。

二、无法选择的政治选择

1928年6月2日，控制北京政府三四年之久的奉系军阀张作霖通电宣告：即日起率部撤出北京，将政权交给国务院摄行，军权由各军团长负责，政治问题，交由国民公决。至此，北洋政府正式退出中国政治舞台，接替它的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6月4日南京政府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全权处理接收北京事宜。6月6日，南京政府任命王正廷为外交部长。8日，南京政府宣布将北京改为北平。随着6月20日新疆宣布易帜（承认南京政府），除了东北以外，全国都统一在国民党政府之下了。经过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多方努力，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到这个时候，孙中山或者说国民党、蒋介石的统一中国梦终于圆满完成。

圆满完成了统一大业的国民党人，本应该顺应世界潮流，遵守既有法约，谋求四万万同胞之福祉。可是，依靠武力统一了中国的国民党，尽管造就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集团和军事首领，却缺乏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治国能将。汪精卫勇气可嘉，却缺少远见;蒋介石具有卓越的组织能力和军事才干，却不太懂现代政治；胡汉民一贯左倾，且只认孙中山主义；戴季陶极端右倾，不具备建设思维。当时掌控核心权力的国民党高层，基本上没有受过西方教育或没有过西方生活经历，他们大多是在日本成长起来的，脑子里仍然是东方思维。他们中也有左中右和多面派，汪精卫、胡汉民等属于左派，戴季陶、林森等属于右派，蒋介石、蔡元培等属于中间派，冯玉祥、李宗仁等属于两面派和多面派。当时的国民党高层多头并立，互不买账。蒋介石虽然是北伐胜利的最大功臣，也掌握了至关重要的兵权，然而，他并不能为所欲为，他的权力受到各方面的牵制。国民党是一个比较奇怪的政治组织，自宋教仁创建这个政党以来，孙中山曾经对它进行过两次改造，一次是1914年孙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将它改名为“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向党魁效忠。另一次是1924年，在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实行“联俄容共”政策，允许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但是，国民党相对还是一个比较松散的政治组织，党中有派，公开对立和暗中较劲者比比皆是。比蒋介石资历深的人多的是，他们不买蒋介石的账，也不买汪精卫这个孙中山指定的接班人的账。于是，便达成了一个各方面都能够接受或者说不好不接受的共识：按孙中山的既定方针办。

孙中山政治主张的核心内容即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及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策略。这种简单省事的方法，既表达了对国父和他的思想的尊重，也避免了意见不统一带来的内耗。国民党在大政方针上是统一了，可是，这个组织却违背了大多数中国精英阶层包括该党创始人宋教仁的意愿和17年卓有成效的宪政实验，让历史在1928年的时候拐了一个弯。

熟悉中华民国前期历史的人都知道，自武昌起义、清帝退位始，尽管中国政坛风起云涌，你方唱罢我上场，其中还有袁世凯的独裁、称帝，张勋的复辟等倒退行为，但大多数时间，民国政治还是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运行，即使像张作霦这样的军阀，别出新裁不设立总统，可运行模式还是和之前差不多，权力并没有集中在一个人或一党一派手上。北洋政府后期是民国宪政最糟糕的时期，即便如此，张作霦作为胜利者也没有自己上位，而是让廷祺瑞这个北洋名将担任执政（相当于总统兼总理），内阁成员也非都是张作霖、段祺瑞的人，张作霖、段祺瑞也一再声称要制定一部以临时约法为蓝本的新宪法，张、段二人还积极与南方的孙中山联系，商讨在法律框架内结束割据和分裂局面的办法。看一看民国政坛，无论是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当政，还是段祺瑞、张作霖掌权，都没有将权力私有化和组织化。北洋军阀们大多不愿独揽大权，也都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的利益。如吴佩孚就一直主张军政分开，1917年，冯国璋公开回应孙中山，如果南方议员回到首都，他愿意与孙中山同时下台。冯国璋倒是下台了，可孙中山仍然在台上。这是特别难得可贵的地方，这也是北洋政府那些人让我敬佩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虽然热爱权力，自恃自己才是把中国带入繁荣富强的不二人选，但他们都还有廉耻之心，都还有敬畏之心——对宪法和国民的敬畏。实事求是地说，不管临时约法、天坛宪法、曹锟任内颁布的民国宪法有多少缺点和不足，但它们都是分权宪法，不是强行推行某一思想、理论的东西，尤其是1923年10月10日由曹锟大总统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其可圈可点之处很多。如果国民党在军事统一中国、掌握了政治话语权之后，对国民、对先辈、对宪法有一些尊重与敬畏，则完全可以在已有宪法基础上进行完善和合理修订，给四万万同胞一个美好的未来。遗憾的是，国民党却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党专政模式。

国民政府（即国民党政府）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完全抛开了之前的民国政治模式，对于关系到全国人民的政体问题，毫不客气地由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常会决定，无视其他政治组织和利益团体的存在。

1928年8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二届五中全会，他们宣布：将在中国分步实施“五权宪法”；人民有组织团体之自由，但必须接受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监督；党组织对于同级政府有监督权……全会还通过了由胡汉民起草的《中华民国训政纲领》，由训政纲领代替国家宪法。不久又公布了国民政府组织法。至此，国民党在全国开始了一党专政模式，把党凌驾于全体国民和宪法、法律之上。随后公布的“五五宪法”及其他法律文件，皆由国民党一家操刀，并强迫全国人民接受，直到1946年制定新宪法时，才有所改进，宪法起草委员会接纳了不同的政治组织，但仍然以国民党为主，宪法亦还是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所谓“五权宪法”就是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外，将本属于立法机关的监察权和本属于行政机关的考试权拎出来，弄出一个“五权宪法”。这种宪政模式完全是狗尾续貂，责权模糊。就因为这是孙中山提出来的，所以他们必须这么做。

纵观国民党对大陆的20年统治，尽管党国体制开了现代专制之先河，可国民党的专制还是有限专制，只要不是共产党，其他政治组织都有一定的空间（抗战时期及抗战胜利后的一年多，共产党也可以在国统区合法存在）；第一次有了新闻审查制度，但只要不宣传所谓的“赤化”，不管是揭露官场腐败，还是批判文化落后，亦或痛陈体制弊端，基本上都不会有太大的麻烦，否则，鲁迅先生的那些杂文就不可能面世了。那个时候的党权也只是一个象征，几乎都是政府说了算，尤其是省以下机构（包括省级）。可是，不管怎么说，国民党的党国体制严重侵犯了公民的权利，助长了专制主义气焰，最重要的是，它把中国引向了另外一个方向。有人说，这是因为当时的内忧外患的客观条件决定的。内战和日寇侵略确实给执政当局出了一个难题，但再怎么不稳定，也不能让一个集团去摆布全体国民。况且北伐胜利之后，即使国内还存在反叛势力，但国民党已经牢牢掌控了国家权力，只要运用国家权力严加打击，不会对政局带来大的动荡。有这样的机会，国民党没有从完善宪法内容、平衡政治权力、限制军事扩张、收编现有军队去创建一个新中国，却仍然执迷于武力威慑，企图靠武力解决政治问题，所带来的结果只能是灾难性的。纵观世界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历史，没有几个国家是靠武力治国的，政治问题只能政治解决，这个道理，吴佩孚这个老夫子都懂，可国民党人却不懂。

三、蒋介石为何输掉一手好牌

我不得不说，蒋介石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他缺乏伟大政治家的远见与能力。国民党和蒋介石好不容易拿到了一手好牌，却输得一败涂地，还拉上四五亿人垫背。

近些年，对于蒋介石的全面评价越来越多，尤其是杨天石先生的蒋研专著，采用最新公布的历史资材，对蒋的一生及其功过是非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分析，不少评介都十分中肯亦有特别精彩之处。只要认真地阅读过民国史并不预设立场的话，你不得不承认，蒋介石是一位严谨、认真、执著、宽容，同时又自负、固执、冲动、暴躁的领袖人物，不抽烟、不喝酒、不贪财、不纵欲，年轻时曾经风流过，但自从娶了宋美龄之后，便循规蹈矩，恪守本分，而且意志十分坚强——从他坚持每天写日记，一天也不间断，且每个字都一丝不苟上可以看到他性格的某些特征。在政坛和官场，蒋介石与我们的教科书和文学作品中的形象相去甚远。不能说他没有私心，不使手段，不玩阴谋，但并不是那样的阴暗冷酷，阴险狡诈。其主要原因在于，老蒋这个人特别爱面子，时刻注重自己的形象，并秉持要赢就赢在明面上、赢得别人心服口服的理念，不想耍赖、使诈，弄得不像个正人君子。

自步入中国政治舞台起，蒋介石曾经三次下野。第一次是1927年8月，因徐州战役的失败、武汉政府以分裂中央步步紧逼的讨伐、桂系军阀的发难，蒋介石被自己人穷追猛打。尽管他指挥北伐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是国民党的最大功臣，但蒋还是主动辞去北伐军总司令职务及其他职务。第二次是1930年上半年，“变节将军”冯玉祥联合阎锡山、李宗仁等对蒋裁减军队、地盘分配不满的新军阀，对蒋指挥的中央军发动“中原大战”。蒋为了平息事态，辞去本兼各职。第三次是1948年底，解放军节节胜利之时，为了缓和内部矛盾、便于与共产党谈判，蒋辞去总统职务，隐居浙江老家。有人说蒋的三次下野不过是装装样子，以退为进，最后的胜利者都是他。不管蒋的动机是什么，至少他勇于承认错误，也不怕丢掉官职，这种勇气和胆略不是每一个当权者都具有的。有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便死抓住不放，不管自己做了多少不应该做的事或者因自己的决策带来多大灾难，都不会放弃权力，除非被推翻。西安事变发生后，蒋的生命危在旦夕，可他坚决不与张学良、杨虎城这些逆贼谈判，要不是宋美龄救夫心切，冒险跑到西安劝说，还不知道这出戏怎么收场。虽说老蒋答应了张、杨和共产党方面提出的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可他死也不在协议书上签字，不管宋氏姐弟和张学良如何规劝。保持了一个国家领袖应有的节操与尊严。很明显，蒋介石在西安是被迫答应绑架者条件的，他对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坚信不移，而且并没有签字画押，他完全可以反悔，不少政治人物就是这样做的，但离开了西安的蒋介石还是信守他的承诺，没有再冒犯陕甘宁边区。重庆谈判时，戴笠等人多次劝说老蒋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下手，以绝后患，老蒋坚决不同意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法打败对手，愿在战场上见高低。还有，1931年，因软禁胡汉民导致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等人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与南京政府分廷对立。时逢“九.一八”事件发生，为了团结国内力量，蒋介石主动向广州政府喊话，只要广州的同志放弃另立政府，南京政府职位可以悉数让出。

蒋介石在大陆的政治舞台上，有过三次颠峰时期，第一次是北伐战争全面胜利及“中原大战”让对手投降之后。第二次是西安事变之后，全国人民一致声援老蒋，老蒋回到南京之时，南京万人空巷迎接他，就连不少政治对手都对老蒋佩服得五体投地。第三次是抗战胜利、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一个国际组织的核心成员之一——联合国五强之后，那个时候的蒋介石声望如日中天，全国人民发自内心地高呼：“蒋委员长万岁！”就连伟大领袖毛主席去重庆谈判时也忍不住高喊一声“蒋委员长万岁！”前两次不去说了，仅就抗战胜利后的大好局面和中国人从未有谁抓到过的一手好牌，老蒋却在不到四年的时间输得一干二净，不能不让人咋舌。​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对老蒋对国民党顶礼膜拜，并满腔热情地盼望他们带领中国从胜利走向繁荣。可是，这个时候的党国上下都沉浸在分桃子、抢桃子、吃桃子、藏桃子的狂热之中，对战争，对国人前途命运，没有几个人真正关心。老蒋作为一个声誉卓著的大国领袖，本该铁腕出击，惩治贪腐，严明纲纪，凝聚力量，可他却对丑陋和混乱瞻前顾后、听之任之，导致社会动荡、人心涣散，加上他过于自负，对东北局势判断严重失误和不够重视（抗战胜利时的东北，集中了中国90％的重工业、在全国经济中占比70％以上，还有关东军大批的军火，谁控制了东北谁就获得了优势），对美国杜鲁门政府又过于依赖、听信，以及物价暴涨等其他原因，让他和他的国民党一败再败，最后一败涂地。

我前面说过，蒋介石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他无法承担将一个混乱的大国带向一个清明大国的重任。原因有很多，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的性格和他的文化构造。老蒋的性格除了坚定、倔犟、爱面子、不服输之外，还有多疑、固执、瞻前顾后、心慈手软、既要当婊子又想立牌坊——他是偷偷摸摸当婊子，战战兢兢立牌坊，不像有些人明目张胆当婊，轰轰烈烈立牌坊。老将虽然也到日本留过学，但他学的是军事，外来的政治、文化、思想对他影响甚微，他始终信奉的是孔孟王阳明思想——我怀疑他天天读《圣经》，只是读给宋美龄看的，渴望光宗耀祖、名垂青史，不想做太出格的事，也不想得罪太多的人尤其是权贵人物，他的心狠手辣大都是师出有名，比如处决韩复渠，比如年轻时做刺客刺杀兄长陈仁美的敌人陶成章，比如对汪精卫和他的手下不遗余力的追剿，要他为了一己私利去冒天下之大不韪，他是不敢做的。事实上如此，性格也决定了他只能如此。蒋介石是绝对不会当卖国贼的，他有着比许多政治家更加强烈的民族主义情节，对国土、主权十分珍惜，蒋收回东北权益和租界的企图，应该是日本向中国发动全面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说他卖国显然是个误会。可是，有时候老蒋又喜怒无常、固执己见，干一些有损自己形象和政治声誉的事，如与胡汉民的约法之争，胡汉民不仅反对蒋制定宪法，还反对蒋的赦免陈炯明、阎锡山等战争罪犯的主张。为此，蒋介石与胡汉民还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辩论（蒋的理由是孙并不反对制定约法），蒋一怒之下将胡予以软禁。这一行为也暴露了老蒋性格上的弱点和政治上的不成熟，本来是他占理的，到最后变成全国人民声讨他。

以前我们总是说，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这也是不实之词，蒋介石不仅崇拜、尊重孙中山，自他掌管中国军政大权之后，他一直在执行孙中山的既定路线和基本方针。既有他恪守忠孝的原因，也与他本人没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思想理论不无关系。即使偶尔有点出格的想法，很快便回归正统。北伐胜利后不久，蒋介石听从胡适等民主派人士的意见，欲扩大参政圈子，制定一部以临时约法为蓝本的民主宪法，让中国走向宪政之路。蒋介石之所以有这样的主张，并非他热爱民主宪政，而是刚刚过去的中原大战让他看到了没有法律约束的政治、军事的巨大危险性。可是，胡汉民以“总理（指孙中山）的一切遗教就是成文的宪法”、“军事高于一切”等为由，坚决反对制定宪法，坚决主张军政和训政。不用说，最后蒋还是慑于孙中山的威名打消了制定一部以临时约法为蓝本的宪法的梦想。

回望蒋介石在大陆的政治轨迹，不难发现，他一直游走在民主与独裁的边缘。作为一个传统文化的卫道士，老蒋不可能喜欢民主，也没有把混乱无序演变为民主共和的能力。不管老蒋在一些重要时刻如何豁达、潇洒，但他骨子里是热爱权力的。可是，要他去独裁，他又怕影响名声，怕遭到唾骂。毛泽东同志说老蒋“独裁无胆，民主无量”，可谓入木三分。既然不喜欢民主，老蒋如果选择独裁到底，则局面会大为不同。可是，既不选择民主，又不选择独裁，便注定了他的失败。

总之，历史将蒋介石推到20世纪前半叶中国政治舞台，显然是一个错误。如果在一个宪政体系完善、权力受到制约的社会，蒋介石或许会有较大的作为。在乱世，让他冲锋陷阵也能成就功名。唯一不能的是，让他去规划和引领国家的未来。

【作者简介】倪章荣，笔名楚梦。男，湖南澧县人，居长沙。作家，文史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在《中国作家》、《芙蓉》、《芒种》、《作品》、《湘江文艺》、《湖南文学》、《同舟共进》、《书屋》、《看世界》等国内刊物及《领导者》、《阳光》、《二十一世纪评论》、《世界华文文学》、《新中原报》等香港、美国、加拿大、东南亚中英文期刊发表文学和文史作品200余万字。著有《邪雨》、《红色引擎》、《许佳的夜晚》、《去和爸爸过年》、《旧鬼》、《在军营里成长》、《1976年的秋天》、《陪葬》、《温床》、《无毒蛇》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发表《宋教仁之后的民国宪政》、《孙中山与中国现当代政治格局》、《作为政治家的宋教仁》、《重写民国史》、《辛亥革命深思录》、《“五权”与“三权”》、《关于士大夫与知识分子的思考》、《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一个伫立在法理之上的国家》、《民国才女和她们的命运》等文史作品。40多篇作品被中外选刊及其各种年选选载。

总编辑：湖畔烟树

执行编辑：艾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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