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这里热闹非凡,是高坑最繁华的去处。南货店、百货合作社、杂品店、瓷器店、农资店商铺林立;国药店、照相馆、书店、五金电器店一应俱全;食品加工厂香气四溢,废品收购站也堆满生活痕迹,沿街间杂着寻常住户。东西街口,更有肉铺与菜市,市声喧扰,一派市井气息。
最难忘怀的是街心那条青石板路。经年累月,被运煤的高脚人力推车碾出一道道深深的凹槽。那凹痕,像一条条岁月的琴弦,弹拨出沧桑的音符,悠悠地伸向街的尽头。多少脚步曾踏过这些石板?多少人家在此繁衍生息?小街上,住户与煤矿大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男人们的脸上、手上,都曾留有井下工作时的墨痕。连续三代以上在此居住的有:梁家、吴家、邹家和刘家。东街口的陈家,已在此扎根五代。解放前,陈家祖辈或为铁匠、木匠、勤杂工,凭双手谋生;解放后,家族成员各展所长,或为国企员工、教师、公务员等,用汗水续新篇。他们是老街坚韧的注脚。
老街人文蔚起,民风淳朴。旧时一处叫“戏院子”的地方,搭着戏台,常演萍乡地方戏和湘剧,寓教于乐。邻里和睦,相处融洽。谁家孩子出息了,考上好学校,四邻都去道贺。这里尊师重教,学风昌盛,许多街坊走出小街考上大学,刘家和陈家的小孩还考上研究生。街上还住着好几户令人称道的教育世家——邹家、陈家、刘家和邓家,他们家学渊源,桃李芬芳。其中翘楚,当数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的刘树秉教授。人生低谷时,他曾回高坑休养,收邻居贺建文为徒,传授二胡技艺,为老街添了一段艺缘。
老街藏着无数故事。税务所、工商所、高坑街道办事处也设于此。办事处常有两三位工作人员,处理邻里纠纷、家长里短。如今街面店铺住户多已翻新,唯有那“办事处”旧址,还依稀是旧时模样。热心为街坊服务的老街居委会的帅主任,湖南醴陵人,我在矿保卫科工作时曾去她家走访。她的邻居,是东街口坐堂的周医生,同是醴陵人,精于儿科妇科。幼时母亲曾带我去他处看诊。周医生的两个儿子后来也悬壶济世,颇有建树。原高坑矿小的李思刚校长,便是周家女婿。周家后代,在本地口碑甚好。距周家十步之遥,住着土郎中贺凤仙老先生,他用中草药治疗小儿缺钙、跌打损伤,尤擅接骨正臼,是高坑远近闻名的骨科妙手。他们是街坊四邻时常念叨的前辈。
老街烟火气里,还游走着形形色色的身影。有开当铺、卖旧货的刘瞎子;四季都穿一身褪色黄军装的伤残军人梁癫子;走街串巷挑担叫卖自制酱油的浙江人朱师傅;因矿难丧夫而疯的向癫婆子... ... 这些鲜活的身影,不时闪现在我的眼前。
老街书店,几经搬迁。初在新街邮电局对面,因书少店空,又迁回老街,原址成了铸造厂。在那个“大革文化命”的特殊年代,书店里除了“雄文四卷”、马恩列斯著作及少数钦定书籍之外,人文、社科、科技、文艺类书籍几乎绝迹,书架空空荡荡,连小人书也稀罕。店主是个三四十岁的络腮胡男人,人称“张胡子”(或“章胡子”)。生意清淡,他便兼卖文具纸张、年节对联等,后来才挪到新街水巷子口。
照相馆由一对夫妻经营。万师傅,南昌人,掌镜冲印;彭阿姨,宜春人,修图上色。那时只有黑白照,若要彩色效果,全靠后期手工点染。他们的一双儿女,后来都在地区商店工作。下岗潮中,我与万家儿子,又一同进了矿泉水公司谋生。
记忆里,五金电器店曾陈列一辆“镇店之宝”、售价六百多元的摩托车。彼时,这无异于天价——父亲月薪才六十元,要养活一大家子。这“奢侈品”静静躺在店里,零件渐渐生锈,终是无人问津。 老街的手艺人,多守着“子承父业,亲友相授”的老规矩。一群来自南昌的万姓修表匠,最早来高坑“跑码头”,彼此沾亲带故,抱团谋生。随着电子表兴起,机械修表式微,他们也各寻生路去了。在钟表店前厅角落,曾有位手工刻章师傅。一次我去刻私章,他在登记簿上看到我的名字后,立刻停下手里的活,从老花镜上方瞪大眼睛瞧我,瞧得我心里发毛。那一刻,他定是在想:这名字笔画也忒多了,这哪是刻章,分明是做微雕!后来,他把手艺传给了后代。然而电脑刻章兴起,手工刻章的营生,终究是越来越难了。
老街还有一家食品加工厂,中秋月饼、南货店的糕点、饼干、麻酥等,都出自这里,它曾是高坑人舌尖上的念想。加工厂斜对面是废品站,收破铜烂铁、旧书废纸、玻璃瓶罐。站里一男一女,男的姓刘,住黄泥墩,负责过秤;女的管付钱。一秤一付间,记录着生活的琐碎。废品站斜对面有条巷子,因巷子旁有一条排污沟,街坊叫它屎巷子,它通往寮叶冲,那里住着好些人家,有我一位小学时爱画画的梁姓同学。从寮叶冲翻过山,可去杨梅塘、茶垣村。
后来,高冈埠建设日新月异,老街的商铺店面,慢慢向新街、高王公路两旁转移、延展。它的繁华与喧嚣,悄然淡去,只留下寻常巷陌,居家住户。然而,那青石板上深深的辙痕,老街的零碎光影,却深深烙在我们这些五十年代生人的记忆里,永远挥之不去。
(感谢陈建华、万加纯、贺建文、邹尚模、李小燕对撰写此文的帮助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