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说窝囊

                                   作者/惠武

窝囊这个词，大都是以对某个心眼不灵活、行事不完满的人为对象来形容的。

如果说一个人什么事都干不好，那就只有两个字：太“窝囊”。但话说回来，处在功利下的世俗框架中，人们对“窝囊”二字有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赋值，所以，对这两个字的指向和定义，就有截然不同的语境直白。今天要说的，就是世俗功利下，与窝囊有关的话题。

要说世上功利方面的窝囊，我是尽占其中的。

这样说，并不是调侃，这是老实话。窝囊，既是别人送给我的，也是我自我总结的。若在当地说起我这个人，知道的人就会不假思索地说：“噢，那个人啊！是一个窝囊人！”

我之所以窝囊，是因为我的脑洞不开，心路不活泛，不会为自己办事。比方说，有人在从事一项工作的过程中，立马就会敏锐的捉捕到，他干这项工作，能为他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创造哪些便利和利益，借机为自己的私谋搭上便车。而我却不能。脑子里既没有这个念头，也没有这个动因，嗅觉与直觉永远是迟钝甚至是闭塞的。所以，就形成了窝囊的后果。

为人不言己之过。大凡人都喜欢给自己的脸上贴金上光，不愿意说自己是个不会做事、没本事的人。千方百计地去证明，他自己是会做事，有能力，很精明，不窝囊的。所以说，头脑灵光，心思精明的人，从来都是熊掌和鱼都能兼得。这样的人，就是不窝囊的人，是实实在在“有本事”的人。

我却不然。我承认自己不精明，是窝囊的。

诚如前述，我的窝囊，主要是在不会为自己办事、谋求利益这方面。

自从踏上社会的谋生之路，凡对自己有益处的事，几乎都和我擦肩而过。下面几个主要的例子，足以证明我的窝囊。

先说买房的事情。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国家出台政策进行房改。为了不至错失这趟班车，我所在的企业领导决定，在县城为班子成员购买住房。那时县城房价每平米三百多元（如今每平米已飙至五六千元），个人负担四，企业负担六。当时，我的现实是，一是手里没有钱，二是孩子还在乡下读书，觉得去县城买房没用处。结果班子其他几个同事都买了房子，唯独我一个人错失了福利房的机会。当时，领导动员我先去贷款来解决也被我婉拒。房产公司的一位朋友当着我的面对人说：“你看他窝囊的，过了这个村，就再没有下个店了。这么好的机会都错过了。他自己将来进不了县城，害得儿女还得跟着他在乡里受罪。”

诶，问题还真来了。后来撤点并校，乡级高中撤销，孩子要去县城读高中了。为了让他（她）们有一个安静地学习环境，我只能在县城出钱租房子。

城里一个朋友听说后，满有把握地拍着胸脯说：“这个忙给你帮定了，Z君刚搬进了新房子，旧房子空下来了，刚好说要出租。”说完，当着我的面就打电话。结果，对方一听是我要租房子，可能担心不好说房租费，竟直接说：“这熟人不好说，就算了吧！你就说我的房子已经租出去了！”

尽管这Z君要论平时和我的的关系，我自认为还不错。可人就是这样！人家不愿意租，我只得另寻下处。

因为我当过几天的企业法人，这期间，每年都有晋升职称和荣誉的机会，这是聘任干部的一个必备的条件。当时，我的想法是，要办好一个摊子，靠的是大家的齐心协力，只要摊子红火了，一把手有的是机会。于是，这样的名额就先给了我的副手。其结果，问题又来了。

企业换届后，我被调去乡政府工作，给了一个所谓的“副主任”的头衔。因为是工人身份，人事局就是不给调档案，这样，工资就进不了财政预算。前后数次找局长，找分管领导，今天商量，明天研究，后天协调，一拖就是两年。一同驻村工作的同事取笑说：“哈呀！你转一个档案，比人家安排一个工作都费劲。真是窝囊到家了！这么简单地个事情，你都办不了，可想而知啊！”

档案调不进来工资就上不去，孩子要上学，老人要看病吃药，一家人要生活，一个月四百块钱的预算外工资，入不敷出，囊中羞涩。

由于数次找领导，领导看见我就烦，干脆把我弄到一个被几个人捣鼓亏损，濒临倒闭的造纸厂，给了一个“副厂长”的名头。冷不丁进了这个所谓的“厂”，就是插进去的一个难以入群的外人，你是融入不了人家已经打造牢固的圈子里的。而这，才是我此生至暗时刻的来临：近乎两年，愣是没见到一分钱的工资！

正在我困惑不堪的时候，本地有一个濒临关闭的煤矿老板找到家里，求我帮他纾困，薪资还算可以。当时，县人大几个老领导也是出于无奈下的同情，先后劝我“人挪一步活。社会很大，去社会上干吧！专心把你的孩子学业供出来。孩子有出息了，比你现在给人低三下四的下话强的多”。于是，几经踟蹰，掂量，终于下定决心，辞职回归本行，去给私营业主打工。这时，相熟的人见面就说：“你看你窝囊的，和你一块干企业的人谁谁谁，人家都吃上了财政饭，和你一块跑项目的XXX，人家都由农民身份转成干部了，你却把好好的差事干丢了，去社会上找吃的！”旁边的人不失时机地插科讥笑“这就是太窝囊的没路可走了啊！”

窝囊的事远不止这些。因为我在原来亲手创办的企业任职时，没有办理个人养老保险，在我调离后，我创办的企业被继任者用民间高利贷累债亏损，难以经营后，被政府改制为民营企业。所以，养老问题就悬了空。无奈之下，只好又硬着头皮去县上找主管改制的某领导。没想到，这领导也甩出了同样的话：“连你自己的养老问题都解决不了，你把你窝囊不说！你在任时，如果把自己的养老问题解决了，还用得着现在求人吗”？主要领导甚至说“这是以前的事情，去找前任，我这里不买旧账！”

三年后，正当我在这家经过我的努力起死回生的私人企业里继续负责的当中，又一家同样面临关闭的私营煤矿老板数次相邀，希望我辞去这家煤矿的工作，去他那里负责整治，恢复生产。除过薪资优惠而外，他承诺，只要隐患消除，生产恢复正常，企业有效益，立马给我解决养老问题。并信誓旦旦地说：“你能来给我负责管理企业，这是咱们的缘分，我保不了你多么富有，但我绝对能保证你的养老问题”。面对他的诚恳相邀，使我闻之思动，同意去他那里给他效劳。

通过几个月的劳心劳力，煤矿运转正常，恢复生产，产值和效益数倍增长。两年以后，老板通知我，他兑现了当初给我的承诺，替我购买了保险。这使我很受感动。

可最终的结果，令我白激动了一场。一年后年终兑现，奖金被财务扣的几乎为零。错愕之下询其究竟，方知是老板交代的。原来，他买的不是养老保险，而是叫什么定期承兑险（一年期满后返本付息）。对此，老板说了一大堆的难处和借口。事已至此，多说无益，你总不能为了几串铜钱去和人对谱公堂打官司吧？

养老问题的最终解决，还多亏县政府的新任领导。在知道我的情况之后，以一句“都是为经济发展出过力的人”才定了砣。

说起养老保险的事，还有一段有趣的插曲。我第一次找新任的C县长时，县长在听了我的陈述后说：“都是为县上的经济发展做了贡献的人，养老问题应该解决，等我了解研究后，过一段时间，你直接去找人社局！”回家后大约两个多星期时间，我就直接去人社局。办事人员让我去找局长，我遂找到H局长询问结果。结果H局长肯定地说“没有见到政府的通知啊！”我再三说“是县长让我来找你办理的啊！”可他坚持说“没有通知我咋给你办呢？”看他不理我了，我就出了人社局直奔县政府。

进了县政府刚要上二楼找县长，一楼的办公室人员却拦住我不让我上楼。我急吼吼地说“你们别拦我，谁拦我，谁就给我解决养老保险！”一听这话，这些人当场愣住了。我一路小跑上到二楼，政府办公室的W主任，听到一楼的吵嚷声刚好出门时，我已到了县长的办公室门前在敲门，C县长出门问我有什么事，我又重复了我的来意，县长很吃惊：“这事还没解决啊？W主任，打电话问一下人社局咋回事！”主任立马进去打电话。不多时，那位H局长急匆匆地拿着一个文件跑来了。

他一进办公室的门，却抱怨起了我“你这个老惠，我话还没说完你就走了，你咋这样呢？”

嘿！真是岂有此理。我再三地问你，你肯定地说不知道，这会又反说怪我了！W主任赶紧打圆场：“来了就好，赶紧去给他办了吧！”随即，这位H局长虽然虎着脸，但又不敢抗命地带着我去找经贸局，财政局和社保中心，前后不到三个小时，办完了所有手续。虽然后来到手的养老金少得可怜，但毕竟经过一番周折，终于使这个旷日持久、互相扯皮的养老保险画上了句号。

四十二年的工龄，在六十岁的第一个月，终于领到了一千零二十元的养老金！这点钱虽然和同期同职位的人相比，不及人家退休金的五分之一，但在我已经是很满足、很感激的事情了。我不奢望它在一次头疼感冒中能派多大的用场，但它却是实实在在地能为我们老两口的一日三餐，提供看得见、摸得着的可以裹腹的几个白面馒头，就已经很不错了。

养老问题，在新任领导的过问下得以解决，这大概是我此生中唯一为自己的利益化窝囊为神奇的事了。

对于窝囊，我自始至终抱定一个心态：顺其自然。我也相信事在人为。但我更知道不是你的，强拽不来。我虽然因窝囊失去了很多，但也因窝囊受益不少，那就是”“信誉”和“平安”四个字。因为，在我调离原来的煤矿后，由于继任者的无序经营，把企业搞的一塌糊涂，难以为继。这时，无论从领导还是矿上的职工，甚至原来对我心存芥蒂的人，大家都一个心声“这个煤矿，还是要老惠回来才能经营下去”。可覆水难收，我这个窝囊人又能怎样呢？

我始终如一地认为，窝囊其实不是一件坏事。窝囊人，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废物。一个人在私欲方面虽然窝囊，但社会和苍天是充满慷慨和博爱的。它扶助着我这个窝囊人，跨过了不少的人为陷阱和坎坷，平平安安地走到了如今，这就是我的受益。我很感恩，很知足。我很感谢我的窝囊，它让我心无挂碍，心无躁戾，看淡了一切。

这可能是我为自己大半辈子的窝囊找了个聊以慰藉的理由。也算是对于窝囊惯了的人生，做了个歪理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