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研究型写作的范式重构与文化散文的精神标杆

——以史飞翔的创作实践为例

     作者:薛逸飞  李宇滢

在中国当代散文创作的版图上，陕西作家史飞翔以其独特的“研究型写作”路径和深厚的文化散文实践，构建了一种融合学术深度与文学美感的写作范式。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陕西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史飞翔将学者的严谨、作家的敏感与评论家的洞察熔铸于一体，形成了“厚积薄发、舒缓有致”的鲜明风格，其作品所展现的“强烈的思辨色彩、深邃的道德意识和浓郁的悲悯情怀”，不仅代表了陕西70后新生代散文创作的高度，更以其系统性、学术性和思想性，当之无愧地成为“陕西研究型写作第一人”。

从“青春作赋”到“中年治学”：一位研究型作家的精神成长史

史飞翔的文学之路始于1994年报刊公开发表作品，三十年的创作历程清晰地呈现出“从文学到学问，再从学问回归文学”的螺旋式上升轨迹。这种创作演进绝非简单的循环往复，而是一个写作者在不断自我突破中实现的创造性转化。早期《为灵魂寻找镜子》《红尘心语》等作品尚处于传统抒情散文阶段，但很快他便意识到“小散文”的局限，开始寻求“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与核心竞争力”。这一觉醒促使他的创作在2008年后发生第一次重要转型——从纯文学写作转向文化散文与人物研究，《学问与生命》《历史的面孔》等作品开始显露其思辨特质与研究底色。

真正标志史飞翔研究型写作成熟的，是2012—2020年间的文化研究阶段。深受韩石山“青春作赋、中年治学、晚年修志”观点启发，他将学术视野聚焦于民国学人研究、陕西书院研究、秦岭终南山文化和关中地域文化研究，陆续推出《民国大先生》《追影：真名士自风流》《关学与陕西书院》《关中地域与关中人物》《终南隐士》《终南守望》等兼具学术价值与文学品质的专著。其中《终南隐士》作为“国内第一本系统研究终南山隐士的学术专著”，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空白；《关学与陕西书院》则开创性地探讨了关学思想与书院教育的互动关系，被学者评价为“对‘关学’的普及以及‘陕西书院’的发展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这些作品已超越传统散文的边界，形成一种独特的“学术散文”文体。

2020年至今，史飞翔的创作进入第四阶段——带着丰厚的学术积淀回归文学本体。这种回归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经过“精神的剥离”和“文学的自觉”后的升华，是禅宗“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三重境界中的最高层次。此时的他重读陕西文学经典，以文学评论的形式，将多年积累的地域文化研究成果以更纯粹的文学形式呈现，完成了从“学问”到“文学”的创造性回归。这种螺旋上升的创作轨迹，正是研究型作家区别于一般散文写作者的重要特征。

史飞翔的精神成长与其多元身份密不可分。作为陕西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咸阳师范学院兼职教授、陕西终南学社秘书长，他长期浸润于学术环境；作为陕西省散文学会副会长、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他深谙文学创作规律；作为《陕西终南文化研究》杂志编辑部主任，他掌握了大量一手地域文化资料。这种“学者—作家—评论家 ”三位一体的身份组合，为其研究型写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基础，也造就了其散文“学术为体、文学为用”的独特风貌。

学术筑基与田野调查：研究型写作的方法论创新

史飞翔的研究型写作之所以能在陕西文坛独树一帜，根本在于其构建了一套融合文献研究、田野调查与文学表达的方法论体系。这套体系打破了学术论文与文学散文的界限，创造出一种既有学术深度又有审美价值的新型文体。著名评论家李星先生精准地将其概括为“知识型散文写作的路子，是学理性散文”，这一判断揭示了史飞翔散文的核心特质。

在文献研究方面，史飞翔展现出学者般的严谨态度。为写作《关学与陕西书院》，他历时两年多，“呕心沥血、亲力亲为”，系统梳理了关学发展脉络与陕西书院变迁史。该书不仅厘清了关学的广义与狭义概念，更创新性地提出“关学是指北宋哲学家、理学家张载创立、由其弟子继承和弘扬，历经宋、元、明、清延续至今并仍有一定影响的关中理学学派”，将关学研究的时间轴线拉长至当代，体现出强烈的问题意识与现实关怀。这种基于扎实文献的研究方法，使其散文获得了传统文学作品难以企及的历史纵深感。

田野调查是史飞翔研究型写作的另一重要支柱。为撰写《终南隐士》，他不仅“广泛购读古籍藏书”，还“深入终南山腹地进行实地的考察体验”，记录了大量当代隐士的生活状态与精神世界。这种人类学式的田野工作，使其作品避免了书斋式研究的空泛，获得了鲜活的一手素材。他在终南山下“面山而立”，将个人生命体验与学术思考相结合，使《终南守望》成为一部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生命温度的“心灵之作”。这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研究方法，使其散文既有思想的深度又有生活的质感。

史飞翔的研究型写作还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征。他的阅读范围涵盖“思想史、学术史、传统文化、历史古籍、哲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学人随笔等”，这种广博的知识储备使其散文呈现出开阔的学术视野。《民国大先生》一书便融合了文学、历史学、心理学等多学科视角，对民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进行了立体刻画。该书不仅参展“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更“流通海内外，至今仍是这一领域的代表作”，显示出研究型写作的强大生命力。

尤为可贵的是，史飞翔将艰深的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优美的文学表达。在他看来，“书院不是简单地国学复古，不是礼仪表演，不是喝茶论道，要把它落地生根，演变成为有温度、有生命的学问”。在这一理念指导下的《关学与陕西书院》，既保持了学术著作的严谨性，又通过生动的历史细节和人物故事，使关学思想变得可触可感。这种学术大众化的能力，正是研究型写作的价值所在——它架起了专业知识与普通读者之间的桥梁。

思辨·道德·悲悯：文化散文的精神三维度

史飞翔的散文之所以被李星等评论家誉为“典型的文化散文”，不仅在于其题材的文化属性，更在于其作品所呈现的思辨色彩、道德意识与悲悯情怀这三重精神维度。这三者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其散文独特的思想魅力与美学品格。

强烈的思辨色彩是史飞翔散文最显著的精神特质。与一般抒情散文不同，他的作品往往围绕某个核心命题展开深度思考，呈现出清晰的逻辑脉络。《历史的面孔》通过近代知识分子群像，探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这一宏大主题；《学问与气象》则透过学者个案，反思“学术与生命的关系”。这种思辨性使其散文超越了感性的抒发，达到了理性的高度。正如他所言：“写了整整30年，直到最近才似乎明白了文学是咋回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种对文学本质的持续思考，正是其作品思辨特质的源泉。值得注意的是，史飞翔的思辨绝非枯燥的说理，而是与具体人物、事件紧密结合。《追影：真名士自风流》中，他写吴宓、陈寅恪等学人，不仅记述其生平事迹，更深入剖析其文化选择背后的价值立场，通过个体命运折射时代精神，实现了“具象—抽象”的思辨跃升。

深邃的道德意识构成了史飞翔散文的精神内核。生长于关中大地，长期研究关学传统，史飞翔的创作深深浸润着儒家道德精神。他推崇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担当，认同关学“经世致用”的传统，这种价值取向使其散文始终保持着对道德问题的深切关注。《有一种沉默叫惊醒》从历史事件中提炼出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学问与生命》则探讨了学术研究中的伦理维度。这种道德意识不同于简单的道德说教，而是通过对复杂历史情境中人物选择的呈现，引发读者对道德问题的独立思考。正如他所强调的：“文学艺术拼到最后，拼得都是人格，文道即人道。”这种将文学价值最终归结为人格修养的观点，正是其道德意识的集中体现。

浓郁的悲悯情怀赋予史飞翔散文温暖的人文底色。这位自诩为“农民的孩子，乾州的娃”的作家，始终保持着对普通民众命运的关注与同情。《终南守望》中，他写隐居者的清苦与坚守，笔端饱含敬意与怜惜；《关中地域与关中人物》里，他记录民间艺人的技艺传承，感叹文化延续的艰难。这种悲悯不是居高临下的怜悯，而是建立在深刻理解基础上的共情。他坦言：“我曾经幻想过用手中的笔去讴歌真善美，我也曾经企图想做底层人民的代言人。”虽然意识到个人力量的有限，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与书写。这种悲悯情怀使其散文在理性思辨之外，洋溢着感人至深的情感力量。

史飞翔散文的三重精神维度并非割裂存在，而是相互渗透、有机统一。思辨赋予其作品思想的锐度，道德提供价值的坐标，悲悯则注入情感的温暖。三者共同作用，形成了其散文“厚积薄发、舒缓有致”的整体风格。在浮躁的当代文坛，这种既有思想深度又有情感温度的写作显得尤为珍贵。正如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陕西省散文学会会长陈长吟先生所评价的，史飞翔之文和人具有“传统之气”“清正之气”与“新锐之气”，这三种“气”正对应着其散文的三大精神维度，共同构成了其文化散文的独特气质。

文体跨界与形式创新：研究型散文的艺术探索

史飞翔的研究型写作不仅在内容上融合学术与文学，在文体形式上也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与探索。这种创新不是刻意为之的形式实验，而是内容表达的自然需要，体现出“形式即内容”的艺术自觉。通过对多种文体元素的融合与重构，他创造出一种既不同于传统散文，又区别于学术论文的新型文体——学术散文。

史飞翔的文体创新首先表现为文学叙事与学术论述的交融。在《终南隐士》一书中，他既以优美的文学语言描绘终南山四时景色的变换与隐士的日常生活，又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分析隐士文化的源流与嬗变。这种写法打破了学术著作与文学作品的界限，使知识传递与审美体验同步完成。该书被誉为“偏向深层次的精神思索，堪称是一次引发心灵的‘终南问道’之旅”，正是对其文体创新效果的最佳诠释。同样，《民国大先生》既是一部民国知识分子的群像研究，也是一部文笔生动的人物散文集，学术性与文学性在此达到了完美平衡。

其次，史飞翔的散文呈现出多元文体元素的兼容并蓄。他的作品常常融合散文、随笔、评论、传记等多种文体特征，形成一种“超文体”写作。《陕西当代作家研究》一书既有对作家作品的精到评论，又有对文学现象的深入分析，还包含对创作规律的理论思考，被中国全民阅读联盟誉为“一本带你读懂‘文学陕军’的书”。这种不拘一格的文体融合，极大地拓展了散文的表现空间，使其能够承载更复杂的内容与思想。史飞翔深谙“作家的自我选择与定位问题”，认为“一个作家写什么样的文学作品、走什么样的写作路子，是和这个人的先天禀赋、人生阅历、知识结构、人格修养等诸多因素休戚相关”，这种自觉的文体意识，是其能够成功实现形式创新的思想基础。

在结构安排上，史飞翔的研究型散文突破了传统散文的线性叙事模式，采用更复杂的多维结构。《关学与陕西书院》一书分为“关学概论”“书院概论”“陕西书院”“关学与陕西书院的互动”四大部分，这种学术著作式的框架设计，使作品能够系统地呈现复杂的研究对象。但同时，每一部分内部又采用散文式的自由笔法，避免了学术论文的刻板枯燥。这种“学术骨架+文学血肉”的结构方式，是其研究型写作的重要形式特征。

语言风格上，史飞翔形成了理性与诗性交融的独特文风。他既善于运用准确的概念进行抽象思考，又能够以形象的语言营造诗意的氛围。《终南守望》一书中既有对隐士文化的学理分析，又有“终南山不仅是我学习、生活、工作的地方，同时也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一生中最为青春的岁月都留在了这里”这样饱含深情的抒怀。这种语言的双重性，使其散文既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又不失文学感染力。著名散文家朱鸿先生评价其作品“属于深刻一路”，“常现妙语”，正是对其语言风格的精准把握。

史飞翔的文体创新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在中国散文发展历程中，学术与文学的关系一直是一个核心命题。从周作人的“美文”到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散文的知性传统不断得到强化。史飞翔的研究型写作将这一传统推向新高度，使散文真正成为“知识的诗学”。他的实践表明，散文不仅可以抒情言志，还可以承载严肃的学术思考；不仅可以表现个人情感，还可以探讨重大文化命题。这种文体观念的拓展，为当代散文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地域文化的深度书写：研究型写作的范式意义

史飞翔作为“陕西研究型写作第一人”的文学史地位，不仅体现在其个人创作成就上，更体现在他为地域文化书写所提供的一种全新范式。这种范式打破了“地方写作”常见的民俗展示或风情猎奇，将地域文化提升至学术研究和人文思考的高度，为“文学如何表现地方”这一命题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答案。

史飞翔的地域文化书写具有鲜明的学术自觉性。与一般作家凭直觉和经验书写地方不同，他以研究者的态度系统梳理地域文化的脉络与内涵。《关中地域与关中人物》不是零散的地方人物志，而是基于对关中文化特质的深刻理解，构建起人物与地域的有机联系。他提出“关学与陕西书院是陕西的文化名片，它对陕西人精神的塑造、人格的塑造、建立文化自信、提高人文素质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种明确的文化自觉，使其地域书写超越了简单的怀旧或颂扬，具有了文化反思的深度。

在地域文化的选择上，史飞翔聚焦于具有全国意义的地方命题。终南文化不仅是陕西的地方特色，更是中国隐逸传统的象征；关学不仅是地域学派，更是宋明理学的重要一脉。这种选题策略使其地域书写获得了超越地方的普遍价值。《终南隐士》研究终南山隐逸文化，但探讨的实际上是“市场经济下的终南山文化对现代人的精神启示”；《关学与陕西书院》梳理地方学术史，但思考的却是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正如他所言：“文化是有个性的。文化的个性首先基于它所赖以生存的地域的差异。”这种将地方特色与普遍价值相结合的思路，使其地域书写既扎根泥土，又仰望星空。

史飞翔的地域文化研究采用了跨地域比较的视野。他虽深耕陕西文化，但并不固步自封，而是将关中文化置于全国乃至全球语境中考量。《关中地域与关中人物》研究陕西学人，但将其置于近代中西文化碰撞的大背景下；《终南隐士》书写终南山，但引入了对世界隐士文化的参照。这种开阔的视野，使其避免了地域写作常见的封闭性，呈现出“立足陕西，放眼中国”的气度。正如他所强调的：“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学问之路与人生之路”，这种寻找既是地方性的，也是普遍性的。

尤为重要的是，史飞翔将地域文化研究与当代价值重构紧密结合。他研究终南山隐逸文化，意在为现代人提供精神栖居的参照；梳理关学传统，旨在为当代道德建设提供资源。在他看来，“复兴关学精神”是为了“关照当下人生”，这种强烈的现实关怀，使其学术研究具有了鲜明的时代意义。他创办太一书院，就是试图将传统文化研究转化为当代教育实践，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使其地域文化书写不仅具有学术价值，更具有社会实践意义。

史飞翔的地域文化书写范式对当代文学创作具有重要启示。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既保持文化根性又避免地方局限，是每个作家面临的挑战。史飞翔的研究型写作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答案：以学术研究深化地域认知，以人文思考提升地方经验，以全球视野观照本土文化。这种写作范式不仅适用于陕西作家，也对全国各地的地域写作具有借鉴价值。正如陈祖武先生所预言：“在未来5到10年，陕西乃至中国学术界一定会出现一批以关学为依据的优秀研究者。”史飞翔的创作实践，正引领着这一研究型写作的新趋势。

结语：研究型写作的文学史价值

在中国当代散文发展脉络中，史飞翔的研究型写作具有独特的文学史价值。他不仅继承了陕西作家厚重的文化传统，更通过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的有机融合，开创了一种新型的散文范式。这种范式打破了文学与学术的二元对立，为散文创作开辟了新的可能性。正如李星先生所指出的，史飞翔的创作实践“对于我省年轻一代作家实现自我选择和定位具有重要的启发和示范意义。”

史飞翔的文学史意义首先体现在他对散文功能的拓展上。传统散文多以抒情、叙事为主，而他将散文的触角延伸至学术研究领域，使散文成为知识生产与传播的载体。这种功能拓展不是对散文本质的背离，而是对其潜能的开发。在他看来，“作家应该写他自己最擅长的东西，而不是生搬硬套”，正是基于对自身学者—作家双重身份的清醒认知，他找到了研究型写作这一最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这种个性化的创作选择，实际上重新定义了散文的可能性。

其次，史飞翔的研究型写作提供了一种知识分子的写作范式。在专业分工日益细化的今天，知识分子常常面临专业知识与公共表达的矛盾。史飞翔的实践表明，严肃的学术研究可以通过文学形式走向大众，专业知识可以与人文关怀完美结合。他的《民国大先生》《终南隐士》《关学与陕西书院》《陕西当代作家研究》等作品，既保持了专业水准，又具有可读性，实现了学术研究的“科普化”与散文创作的“知识化”的双向突破。这种写作范式对于重建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具有重要启示。

再者，史飞翔的创作体现了地域文学的现代转型。在全球化语境下，地域文学如何既保持地方特色又具备现代品格，是一个普遍性难题。史飞翔通过研究型写作，将陕西地域文化置于现代学术视野中重新诠释，使其既不失地方本色，又具有现代意义。他笔下的终南山、关学传统、陕西作家群，既是地方性的，又是全国性的，甚至是世界性的。这种处理方式，为地域文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成功范例。

当然，史飞翔的研究型写作也面临一些挑战与局限。学术性与文学性的平衡永远是一个难题，过度强调研究性可能削弱文学感染力，过分追求文学性又可能损害学术严谨性。此外，地域文化书写如何避免自我重复，保持创新活力，也是需要持续思考的问题。史飞翔近年尝试回归纯文学创作，或许正是对这种挑战的回应。

纵观史飞翔的创作历程，从早期抒情散文到成熟期文化研究，再到近期回归文学本体，他始终在探索散文的边界与可能。这种探索精神，正是研究型写作最宝贵的品质。正如他所言：“文学是一辈子的事，要耐得住寂寞，要慢慢修，慢慢熬。”这种沉潜往复的写作态度，使其作品如陈年佳酿，历久弥香。

在当代文学创作日益浮躁的背景下，史飞翔的研究型写作犹如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文学应有的深度与厚度。他的实践表明，真正的文学创新不是形式的花样翻新，而是内容的深耕细作；不是语言的标新立异，而是思想的独到深刻。这种以思想为魂、以学术为基、以文学为体的写作范式，或许正是中国散文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史飞翔作为“陕西研究型写作第一人”的文学史地位，也将随着时间推移而愈加清晰。

作者简介：

薛逸飞，男，2002年生，陕西长安人，现就读于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中国史专业，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先秦秦汉思想史。

李宇滢，女，2004年生，山西太原人，现就读于西安翻译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