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径文学社作品】（夕阳浅唱）

（山径文学社是1985年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一群少数民族青年自发组建的群众性业余文学组织。）

 “国运”新论

【邹琦新】

（一）

　　“国运”，近年来，似乎在报刊上和网络中，成为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词汇，议论热度较大的一个概念。比如2001年本•拉登制造的美国纽约恐怖事件和美国接着入侵和推翻阿富汗和伊拉克政权的军事行动。又如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欧债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再如2017年特朗普刚就任美国总统立即退出前任奥巴马完全针对中国的TPP。还如2019年底看似始于中国武汉，实则源于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引发全球新冠肺炎的泛滥。此外2022年爆发的俄乌战争，2023年爆发的巴以冲突等等“黑天鹅”及“灰犀牛”事件。

　　一些著名学者和杰出专家认为，这些都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征途中，“天老爷”给我国恩赐的“良机”，是对我国高速发展的“神助”。所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对我国的崛起“大意了”，或者对我国的围追堵截“转移了”。从而给我国的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遇和极为可贵的条件，即“国运”。凡此种种说法，似乎有理有据，有源有迹，无可厚非，不可辩驳。

　　我绝不否认，而且充分肯定，在全球化的“地球村”里，某个地方的蝴蝶引发的“风吹草动”，确实可能造成其他地方的“地动山摇”。然而，伟人说：“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仔，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化为鸡仔，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当然，没有“适当的温度”，鸡蛋也不可能变化为鸡仔。不过，“外因条件”和“内因根据”在事物变化中的轻重主次一清二楚，彰明昭著。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中国在现代化的征途中，曾经多次出现过虽有“外因条件”，却无“内因根据”而丧失“良机”，丢掉“国运”的实例。

　　例一：1640年英国开始资产阶级革命，1776年美国独立，1785年瓦特改良蒸汽机，1789年法国爆发大革命……在世界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和工业革命激流勇进的时代，1644年的中国明朝灭亡，清朝建立，游牧文明战胜农业文明，中断了明末萌芽的资本主义经济。1793年，当已经初步工业化的英国，派遣的使臣马嘎尔尼来到北京，耄耋乾隆竟然以保守封闭、僵化短视的姿态对待新兴的工业文明。后来的继任者嘉庆，更对英国新遣使臣拒不接见。当时的清朝统治者若能以开放的姿态，同英国等正在进行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展贸易往来和人员交流，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国家统一、经济总量占世界三分之一的中国，汇入正如火如荼的世界工业化洪流，中国很有可能在工业文明时代的前期就夺取了世界冠军。可惜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因为当时尽管具有工业化的良好“外因条件”，然而当时中国不具备工业化的“内因根据”，只能徒唤奈何！

　　例二：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标志“明治维新”的发端，从此“脱亚入欧”，逐步走向工业化。早在1861年清朝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标志中国“洋务运动”的开始，逐渐开办了一些新式工业，并购买了一批军舰，建成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九的北洋舰队。然而，由于以慈禧和李鸿章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的腐朽，在1894年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时，战略上没有积极应战，战役上又消极避战，致使黄海中的北洋舰队全军覆灭，朝鲜和辽东的陆战全线崩溃，被逼签订《马关条约》，赔款白银2亿两，割让台湾、澎湖等岛屿，朝鲜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利用中国的赔款等迅速工业化，为20世纪30年代大规模全面侵华奠定了基础。中国则进一步坠入半殖民地的深渊。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洋务运动”，同时向西方学习，“外因条件”基本相同，“内因根据”大不相同，所以结局迥然不同。庞大的中国败于蕞尔的日本。

　　例三：1943年1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中国委员长蒋介石，在埃及开罗协商对日本作战和战后处理日本的会议。《开罗宣言》确定，日本强占中国的东北、台湾、澎湖等归还中国。会议期间，罗斯福在两次同蒋介石单独会谈时，提出将日本强占的琉球群岛在战后交由中国管理。蒋介石竟然没有明确接受这一有利于中国的意见。日本投降后，原本由美国托管的的琉球群岛，于1972年被美国单方面将施政权移交给日本，并将本属于中国的钓鱼岛也一并移交给日本。历史虽然是不能假设的，然而在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如果明确接受罗斯福将琉球群岛在战后交由中国管理的意见，并载入《开罗宣言》，在日本投降后就立即派遣军队进驻琉球群岛，中国实现统一后，将具有多么宽广的海疆面向浩瀚的太平洋！当时的中国具有良好的“外因条件”，却由于蒋介石的私心和愚蠢，没有“内因根据”，致使中国丢掉了收回琉球群岛的绝佳时机。

(二）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国运”真是“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迁，人民五亿不团圆”。中国的仁人义士，勇往直前，前赴后继，进行了多个方面和多个阶段的救亡图存实验。先有林则徐、魏源的开眼看世界，后有洪秀全的农民起义和曾国藩的洋务运动，还有康有为、谭嗣同的变法维新，更有孙中山、黄兴的辛亥革命等等。他们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和革命，虽然都取得了一些成就，然而，如伟人所说，“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觉悟过来了。”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中国的“国运”根本性、关键性、决定性的转折，是1893年“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1921年“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是1949年“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中国共产党首先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扫清了几千年的污泥浊水，洗刷了百余年的奇耻大辱，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新中国诞生后的前期，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穿过“山重水复”，迎来“柳暗花明”的实例不胜枚举，仅举几例，简要说明。

　　例一：新中国诞生，“国运”似应亨通，前路似能顺畅。然而，斯大林为了苏联的利益，同北朝鲜的金日成合谋，于1950年6月25日发动对南朝鲜的统一战争。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苏联代表借故缺席，没有行使否决权，致使美国得以组建“联合国军”出兵朝鲜。而且美国出兵我国台湾，阻止我国统一。9月15日以美国为首的16国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接着伙同南朝鲜军队将战火烧到鸭绿江上。新中国刚刚诞生一年，就面临生死存亡的局面。在经历百年战乱的废墟上建立的新中国，一穷二白，千疮百孔。当时西藏尚未解放，土匪尚未消灭，土改尚需开展，生产尚需恢复……美国在“二战”后的经济总量占世界一半，为中国的21倍，人均收入为中国的90倍，一天的钢铁产量等于中国一年的产量。中美对比，真是天悬地远。因此我们党的大多数领导人开始并不同意出兵抗美援朝。毛主席以雄伟的胆略和无畏的勇气，既在战略上高瞻远瞩，又在战术上精研细究，既看到敌人钢多气少、失道寡助的一面，又看到我们钢少气多，得道多助的一面，深知“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辩证关系。毛主席于1950年10月8日命令久经战火锤炼的人民军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19日，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经过爬冰卧雪、浴血奋战，终于打败美国野心狼，将以美国为首的17国联军从鸭绿江打回三八线。美国最后的联军总司令克拉克哀叹：“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一雪百年国耻的纪念塔，为新中国70余年和平建设奠定了基础，为收回旅顺、大连、中长铁路显示了力量，为苏联援建156个大型工程打开了通道，还为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树立了胜利榜样。这是一场“外因条件”极为不利，但是我们党极度发掘和发挥“内因根据”优势而创造的伟大胜利和光辉范例。

　　例二：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国的“国运”又处于极为不利的局面。在北边，苏联先是撤退专家、撕毁合同、逼迫我们偿还抗美援朝时期的借债，还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不断挑起边境冲突，甚至扬言动用核武器对我国实行“外科手术”。在南边，美国对越南发动了长达10多年的侵略战争，总兵力曾经达到54万之多。并对我国广西、云南、海南进行飞机轰炸和导弹袭击。在西南，印度扩张主义者，在美苏两霸支持下，不断进攻和蚕食我国新疆和西藏地区。在东南，窃据台湾省的蒋介石集团，在美国支持下，制定了所谓“国光计划”，成立了所谓“反攻行动委员会”，曾经派遣多股匪特从空中和海上，不断对福建、浙江、广东、海南进行袭击。我们国内也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国民经济严重受挫，人民生活极为困难。这一时期的“国运”，正如毛主席诗词所描绘：“高天滚滚寒流急”，“万花纷谢一时稀”。尽管“外因条件”，“已是悬崖百丈冰”，然而“内因根据”是“犹有花枝俏”。因为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独有英雄驱虎豹，岂无豪杰怕熊罴”。在国际领域，毛主席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极大地团结了亚非拉国家，极大地孤立了美苏两霸。对美国，我们通过乒乓外交，以小球转动大球，邀请基辛格、尼克松访华，发表了“上海公报”，标志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开始。接着不但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且先后同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也同很多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既打破了美苏两霸对我国的封锁和孤立，又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打开了新的局面。并实行了缓解我国人民吃饭穿衣困难的“四三方案”，引进了一批先进的化肥和化纤生产线。我国还制定和贯彻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加强了“三线建设”等，从而度过了艰难岁月。当时总体上看似“外因条件”极为不利，然而，我们党既在战略上总揽全局，又在战术上有的放矢，从而将不利的“国运”，转化为有利的“国运”。

　　例三：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苏联天翻，东欧地覆，红旗落地，白旗升天，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南斯拉夫一分为六，苏联一分为十五。俄罗斯的经济被腰斩，卢布变废纸。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政要弹冠相庆、手舞足蹈，高呼社会主义已经“历史终结”，资本主义完全独霸世界，并从1989年开始，再次对我国实行严厉制裁和全面封锁。我国经济增长率由1988年的11.2%，陡降至1990年的3.9%，经济总量仅为美国的1/6。当时的“国运”，无论“外因条件”，还是“内因根据”，似乎困难重重，前路漫漫。然而，我们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总体方针。其实，我们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早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并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立国之本。此时进一步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因而保障中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弦易辙的邪路，而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苏共解散，似乎黑云压城城欲摧。邓小平立即于1992年1月18日在南巡讲话中坚定自豪地说：“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还昂扬自信地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在党的英明领导下，对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既努力发展同周边邻国的关系，又迅速同苏联分裂后独立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还陆续修复了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到1992年8月底，就有154个国家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对内，邓小平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由于能够辩证地认识和处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并逐步建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以经济增速就由1990年的3.9%，超越1988年的11.2%，至1992年达到14.3%。这些无不说明，尽管当时的“外因条件”极为不利，但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化不利为有利，破巨浪而前行，终于在20世纪末整体进入小康社会。

（三）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跨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如飞驰的高铁，如劈波的大驱，如腾飞的火箭，其速度风驰电掣，其成就日新月异。如果要列举我国飞速发展中，“外因条件”和“内因根据”辩证地相互激发的实例，更是只能挂一漏万了。

　　例一：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并成为全球最大、最强、最全的工业制造国以来，美国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再到拜登，又到特朗普，都将中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生怕中国夺其霸主宝座，所以对中国的制裁、打压、封锁、围攻，甚至绑架、实行紧急状态，可谓殚精竭虑、歇斯底里。我们中国在战略上的总方针是“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在策略上是“打，奉陪到底；谈，大门敞开”。其志气之宏大，其骨气之刚强，其底气之坚韧，其傲气之昂扬，是因为我国早已将“内因根据”同“外因条件”建构成为一个多重的和多面的有机体系。笔者既囿于见闻，又限于能力，暂且不谈“内因根据”，仅仅列举在“外因条件”方面，如何应对、化解和抗击的时间表，以作简要说明。比如早在1986年7月，中国就正式向关贸总协定（1995年转为世界贸易组织）提出恢复中国创始国地位的申请。历经15年漫长谈判，同57个成员国完成双边协议。其中最关键的是同美国进行了25轮谈判，到1999年4月才达成协议，接着同欧盟于5月达成协议，只是到2001年11月11日，才在多哈完成签订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书而已。又如早在1999年，中国就提议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成立，2025年5月20日完成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的谈判。还如2020年11月15日中国与东盟10国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同签署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RCEP。东盟自2020年开始，就一直超越美国、欧盟成为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再如早在2013年我国就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倡议，并将“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以造福沿线国家和人民。2023年倡议提出十周年，已经成为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的“一带一路”大家庭。与此同步，我国为首于2014年12月建立了丝路基金，2015年7月建立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2015年12月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2011年开通了中欧班列，2024年12月1日起对43个最不发达国家实行零关税，还不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此外，2000年建立了中国和非洲53国及非盟合作论坛，2004年建立了中国和阿拉伯22国合作论坛，2012年建立了中国和中亚5国合作论坛，2015年建立了中国和拉美33国合作论坛。现在中国是130来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国，是70来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二大贸易国。2025年5月30日，33国还在我国香港成立了国际调解院。正因为我们党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一直在多个方面，采取多种策略，既努力强化“内因根据”，又不断主动创造和改善“外因条件”，所以当“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我们的“国运”，不是偶然碰到的，不是别人恩赐的，而是登高望远、运筹帷幄、未雨绸缪、坚持不懈，凭自己的智慧获取的，凭自己的力量博取的。

　　例二：当今世界，中国经济总量，按汇率计算，似乎屈居第二位。但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连续十年位居榜首。这一伟大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头脑里臆造的，而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创造出来的。“内因根据”不可尽数，只能蜻蜓点水。比如我国今天之所以能够顺畅地实行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西气东输、东数西算和八纵八横的高速铁路网及七射十一纵十八横的高速公路网……重要原因之一，早在新中国成立时，我们党设计的国家政体的一个重要方面，既不是模仿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联邦制，又不是借鉴所谓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的联邦制，也不是照抄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联盟制，即中央同地方的分权制，而是中国“百代都行秦政法”，继承和发扬秦汉以来郡县制的传统，实行中央集中领导下的省县制。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实行美国、印度等国的土地私有制，而是先通过土地改革彻底摧毁封建土地制度，后通过合作化将城市土地收归国有，将农村土地授予集体所有。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始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凡是具有战略性、整体性、基础性、前瞻性、国安性等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生活建设，大都由国有企业掌控和运行。正因为我们的国有企业承担了耗费巨大人力、巨额资金、巨量物资，完成了最艰难、最困苦、最危险的大型基础工程，从而能够将水、电、路、气、网，送到全国高山深谷的每个角落，送进大漠远海的每个家庭。而且国有企业为非公企业的蓬勃发展，撑起了下有坚实立足之架构，上有充分施展之时空，从而共同创造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奇迹。我估计，当今世界，除了欧洲的卢森堡和亚洲的新加坡等发达小国之外，其他实行私有制、联邦制、多党制、三权分立制的大国，不可能像我们中国这样消除绝对贫困，随之消除乞丐流浪汉。更不可能当汶川地震和武汉疫情等巨大灾害突发时，党中央一声号令，东西南北中、工农兵学商，从水陆空极速驰援，甚至由其他省市分县包干复建，分区包干治疗。这样的“内因根据”，是我们国家历史上空前的，是当今世界上仅有的。这就是我们党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的优越性。

　　例三：世界近代史上，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实现了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三次工业革命。旧中国对于根本改变世界面貌的工业革命，先是闭目塞听，继是买椟还珠，后是刻舟求剑。然而，新中国的70余年，竟然将前三次工业革命，由跟跑，到并跑，再到部分领跑。现在竞争白热化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无论新材料、新能源，还是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等，只有中美两国处于奋力冲线的关键时刻。新中国之所以取得如此伟大成就，“内因根据”必定是多种要素构建的复杂系统。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中国教育事业的量的迅猛发展和质的飞速提升。新中国建立时，全国文盲率超过80%，农村文盲率达到95%。工业化的高楼不可能建立在文盲充斥的沙滩之上，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必须依赖教育提供优质人才，注入创新动力。新中国建立初期，我们党就开展了扫盲运动，接着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简化了汉字，推广了普通话。当第一个五年计划如火如荼开展时，就能够源源不断地充实有文化的青壮年劳动力。不可否认，当时华罗庚、钱三强、邓稼先、钱学森等海归科技工作者发挥了先锋作用。但是不能忽视新中国自己培养的于敏、黄旭华、袁隆平、屠呦呦等一大批先进科技工作者的骨干作用。而且从普通工人中成长的张百发、倪志福、郝建秀、包起帆等科技工作者也发挥了重要的模范作用。改革开放后，我们党不仅重新肯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强调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既在1977年恢复了高考，又派遣大批青年学子出国留学，1986年开始实行九年义务教育，1999年逐步推动高校扩招。全国高校1999年录取新生108万，2024年录取新生1068.9万，其中理工医农录取率占60%，为美国理工医农录取新生数量的10倍。现在中国劳动人口平均接受教育达到10.6年，新增劳动人口平均接受教育达到13.6年，其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超过48%。20世纪末，涌现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北斗三号卫星系统总设计师林宝军、福建号航母总建造师王硕威、复兴号高铁总设计师梁建英等一大批优秀科技人才。新世纪又涌现出了大疆无人机创始人汪滔、deepseek创始人梁文锋、宇树科技创始人王兴兴、北大青年数学教授韦东奕等一大批优秀科技精英。现在我国航天、航空、航海、火箭、高铁、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骨干力量，平均年龄大多在35岁左右。我们党在“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方针指引下，终将人口红利转化和提升为人才红利。这就是中国不但在短期内弥补了前三次工业革命的不足，而且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提供了数量巨大、素质高超的人才，是全球任何人口大国都不可企及的人力资源宝库，是我国实现建国百年民族复兴宏伟目标的丰厚而强大“内因根据”。

　　我们党在不断改革、推进、提高、完善“内因根据”方面，尚可从多个角度进行论证。比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部署了东部率先，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的发展战略；一直将“三农”问题作为头等大事紧抓不放；统筹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总体格局；拟定了以内循环为主，国内和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策略；还提出了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概念等等。又如国防建设方面，既在新中国的头30年，通过对美、对苏、对印、对越的自卫反击战，既打败了美、苏两个世界大霸，也打败了印、越两个地区小霸，还创建了大国重器“两弹一星”，为新中国打造了70余年的和平建设环境。新世纪以来，我国因为具备世界上最大、最全、最强的现代工业支撑，因此天上有歼20战机，陆上有东风41导弹，海上有055大驱等先进装备，完全可以保障我们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的安宁。我甚至畅想，帝国主义狂人胆敢侵略，我国进行自卫反击战时，必定天上有铺天的机器鹰，地上有盖地的机器狼，水上有浩荡的机器鲨冲锋在前，将敌人碾压之后，解放军战士只需最后打扫战场而已。

　　我用举例方式说明新中国的“国运”，“外因条件”固然重要，“内因根据”最为重要。在历史长河中，旧中国同样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但是近代遭受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土沦丧、山河破碎、民族危亡、民不聊生。为什么新中国却绽放出由改天换地、到战天斗地、到顶天立地、到欢天喜地的跃进和升华？！在世界范围内，比如南亚的印度，耕地面积，无论总量还是人均，都优于我国。中印同时期建国，当时钢铁产量印度为中国的7.3倍，铁路长度印度为中国的2.5倍，现在人口数量也已经超过中国。而且印度既是西方大树特树的所谓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又是美苏两霸用来围堵打压中国的马仔。又如南美的巴西，国土面积为中国的89%，人口也超过2亿。水力资源和森林面积都居世界首位，既拥有广袤的优质耕地，又在铁矿及石油等矿藏的数量和质量方面都优于我国。而且巴西自1889年建立合众国后，既没有外敌入侵，也没有爆发内战，而中国自1840年起，内忧外患，此起彼伏。但是至2024年经济的总量，中国为印度的5倍，为巴西的8.6倍。笔者在拙作伊始列举的新世纪以来，全球冒出来的一系列“黑天鹅”和“灰犀牛”，难道只给中国送来美好的“国运”，而没有给印度、巴西等其他国家送去美好的“国运”吗？古人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今人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还有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总之，机遇只留给有准备者即“自身硬”者，机遇只留给勇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者，机遇只留给善于“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者。新中国之所以在“二战”以后，从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异军突起、独树一帜，是因为既能在具备“外因条件”时敢于和善于把握“国运”，趁势而为；更能在“外因条件”极为复杂艰难时，通过奋力发掘、改造、提高、完善“内因根据”，从而不断满足中国人民的美好愿望，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四海翻腾”、“五洲震荡”的百年变局中，率领“红军不怕远征难”，创造出“风景这边独好”的崭新格局，是因为我们党具有多个独特优势。首先是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由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辈辈传承，代代接力，历久弥新，发扬光大。其次是因为我们“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百余年来，我们党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在万里长征的各个阶段，又分别制定了具体纲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分步推进至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实现小康、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建国一百周年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再次是我们党始终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因为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权为人民所用，情为人民所系，利为人民所谋，为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还有就是我们党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一组织原则。既高屋建瓴、统筹兼顾，又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从上到下，从低到高，从内到外，从小到大，全民动员，全民奋斗，从而创造出前无古人，现无可比的伟大成就。

　　我这篇《“国运”新论》，其实不新，仅是学习伟人关于“内因根据”和“外因条件”的辩证关系之后的一些心得，以抛砖引玉、求教方家。

2025年5月15日起笔；7月1日四稿；7月15日改定

　　【作者简介】邹琦新，男， 1938年生于湖南长沙，1962年毕业于湖南师院中文系，1970年调到湖南邵阳师专中文科任教，1995年晋升为教授，2007年在湖南邵阳学院中文系退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新文学学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文艺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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