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录自徐佩珩回忆录《逝水留痕》)

文/徐佩珩   图/龙莆尧     编辑/谦坤

(四)

        大概那晚的事令阿龙茅塞顿开，他也时常向我表达了痛心之情，并向我敞开了心扉，他对我说，他本是南洋的华侨，父母已亡故，一直依靠哥哥，祖国抗战爆发后，他随一个爱国团体回国，因年纪小，尚未能为国服务，只能进学校读书。

 

       后来他考入中央军校(即黄埔军校)第17期，军校毕业后进入军令部无线电训练班，结业后在总台工作了一些时候，便被派到桂林会合我们同到敌后工作，他也是本着一腔热情，愿为国家拼死效劳的。他的大哥在南洋新古毛开了一间饼干店，三哥也在星加坡和同乡合股在民用飞机场旁边开了一间酒店，四哥和他一同回祖国参加抗战，海南岛还有一个姐姐及外甥、大嫂、侄儿等。

       经过多次谈心，我们有了不少共同语言，我们都觉得，我们的想法有点天真了，两人都以为袞袞诸公都是爱国的，我们能参加到如火如荼的斗争第一线去，实在是一件令人激奋的事，谁知，那晚看到身负重任的军令部什么上校参谋竟是如此，难怪，以前军令部派往沦陷区工作的几个组都没有成功，他们拿了公款，在边区不思前进，整日花天酒地，什么工作，什么爱国爱民，全是掩眼法。阿龙告诉我，以往对我侦察，写我的小报告，是受了上级所托，不过他的侦察技术太拙劣了，也太过份了，令我生嗔，生恨。待他明白了我的思想及为人后，他便觉得自己太糊涂了。

       在重新认识阿龙后，我便开始考虑今后该何去何从了，我想，既然大家都同出于一颗赤热的爱国之心，我应与阿龙应尽弃前嫌，共同合作，继续向理想事业前进，而不管前边有多大的困难和险阻，我决定，耐心的静候陈守忠以后的动向。

​       中秋节当晚陈守忠即与那位香港退回来的徐娘半老在旅店里双宿双栖了，这位徐娘半老姓王，叫颜如，又叫楚湘，是王汝衡的叔伯姐姐，曾在安南住过一些时候，会说安南话。他们每餐都在大酒楼吃喝，我们去找他，他也绝不谈出发之事，我估计，上级发下来的公款，陈守忠已用得七七八八了。

       总台发给我半年经费、一台收报机、一台发报机，收、发报机都是三个3O真空管的小型机器，用一个小提箱即放好了，另外附带两套A电池及B电池，我自己的行李已精简到无法再简，每天我都进入“整装待发”的状态，只等陈守忠一声令下，便立即起行，向敌占区挺进。在等候期间，香港刚沦陷不久，南京也告失守，许多逃难来的人，经桂林过度去重庆，很多人拿出衣物拍卖，甚至连一本书、一个手电筒都进入拍卖之列，看到破了家的同胞流离失所，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辛酸滋味，也更加坚定了前进的决心。

​        守忠耐不了我们三天五天的催行，总算在1942年深秋离开桂林，向敌后进发了。美丽的桂林，使我吸收了许许多多精神粮食的桂林，有着许许多多同学和朋友的桂林，我真舍不得离开你！(未完待续，欢迎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