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飞在铁路线上
——我在《人民铁道》的日子
朱海燕
一
1984年2月2日，是春节。春节过后，正月初三，我向《铁道工程报》（铁道兵报改名为《铁道工程报》）副社长陈远谋请求到兖石线采访，他同意了。这是我调报社后，第一次以记者身份下去采访。我从兖州出发直至石臼所，历时20天，写下10篇连续报道《这里通向大海》。在石臼所，我接到李雪安打来的电话，他说：“你赶快回京，调铁道部工作的同志都到位了，就缺你一个。”兵改工后，铁道部从铁道工程指挥部调20人去，我与雪安到《人民铁道》报社。这样我便匆匆结束采访，转道青岛返京。
那时，《人民铁道》报记者部主任是万智先，副主任是康志强，两位都是老报人，万主任1946年就办《哈尔滨铁道报》，报社称他“万大刀”，砍杀稿件十分厉害。著名诗人，原《诗刊》作品组组长时永福在《人民铁道》任记者时，稿件常被万主任大卸八块，几千字的稿子砍得不到千字，时永福心疼地叽哇乱叫。
万主任带我到报社各部室认门。所到之处，都说我“年轻！年轻！”是的，那时记者中除魏永明外，数我最年轻。年轻是气血相通，文脉生涯，扬清育秀，隽思深悟一个重要的生理条件。一个人成功与否，都要从年轻出发。
我与雪安被派回铁道工程指挥部做记者。三、四月间，我们去了一次太原，去了一次大同，发了几篇新闻，算是在《人民铁道》小试牛刀。5月1日，青藏铁路一期工程通车运营，我俩从青藏线而来，无需到现场采访，便写了长篇通讯《振兴大西北的壮举》，发表后赢得一片叫好声。通讯中的细节，被我的老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刘海贵先生写进他的新闻采访与写作的专著。
5月1日过后，总编辑徐增麟找我，让我报考苏州铁道师范学院的新闻干部班。我不想考。心想，写新闻还要学历吗？许多大作家、大记者没上过大学，但他们的文章却享誉天下。徐总编坚持让我考，他说的决绝：“你要不考，一天写3篇稿我也不高兴；你若去考，三年写1篇稿我也高兴。有学历的记者和没学历的记者相比，前3年，没学历的凭经验，可能高过有学历的；后半辈子，有学历的肯定高过没学历的。这是知识所决定的。”报社3人报考，只有我1人被录取。
两年的大学生活，使我大开眼界，新闻专业课由方汉奇、胡文龙、李良荣、刘海贵、张俊德、周胜林等人大、复旦两校名师授课，中文等学科，由铁师院钟元凯、杨军等名师授课。毕业实习，由著名记者《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的作者、新华社《瞭望》海外版主编徐民和老师亲自指导。新闻与文学的流水曲觞、茂林修竹、古今学养、落英缤纷，美不胜收，让我多了几分精炼传神的沧桑感慨。感觉自己多了一些笔下春秋，腕底波澜的激情。我又是率意随心，舒卷自如，追求新意的人，长年累月，到大学图书馆借一摞又一摞对自己有用的书来读。课堂、课外，这些撷英萃华之于我，可谓天之涯，地之角，泰山鸿毛，灵魂深处，神经未梢，无所不在。那时，我读完大学图书馆所藏的中外名记者的所有作品，自然不是篇篇珠玑，有些也瑕瑜互见，但有相当篇章，堪称绝唱，在才学、胆识、情理、德操方面给我以独具的启示。
一次假期返京，吕希杉找我聊天，我吐露出真情实感，真意真话，没有一丝虚假、矫饰、欺诓。我说，我想当“大记者”。希杉到淮舟老师那里说：“你要好好管管海燕啊，他开口闭口要当大记者，眼里还有人吗？”淮舟大笑：“他敢说真话，说明有文骨、风骨，有骨气、骨劲；他要当大记者，追求以真为骨，追求笔力的凌厉，崚嶒的风骨，我们应该祝贺他才是啊。”我感谢淮舟，认识我那一天起，他就不想改变我的个性，希望我做一只昂首大海的海燕，展翅飞翔在海洋与天空之间。
两年的大学毕业了，徐增麟总编找我谈话，希望我到《中国青年报》去，他与中青报的总编辑徐祝庆是中央党校的同学，他把我推荐给徐总，认为我到中青报更能发挥特长，像中青报一大批青年人一样，会成为名记者的。由于我住京西，中青报在京东，每天上下班路上要跑近3个小时，那时还没有分到房子，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不久，吕正操办公室通过军委办公厅给《人民铁道》报发信，借我到吕正操处工作，与淮舟老师一道协助将军撰写《吕正操回忆录》。这一借又是两年多。这期间除协助将军撰写回忆录外，还协助河北省人大副主任韩启民大姐完成《年轻的时候》，协助天津市人大副主任许明大姐完成《离乱与安宁》，协助天津市顾委常委罗云大姐、北京市人大常委齐岩大姐、北京炮兵司令员李健等回忆录的写作，总字数约150万字。由于撰写将军的回忆录，我与淮舟七次到将军的故乡——辽宁海城，深深被那里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所感染，我们又殚心罄力以赴地投入长篇报告文学《灿烂与迷茫》与《兴邦大业》的写作。这200多万字的著作均得以出版。虽是借调在外，但在写作上，我仍锲而不舍，力竭而仆，没敢有半点懈怠。
二
1988年6、7月间，我回到报社，正逢北京东站“电冰箱事件”3周年，副总编严介生派我和赵志敏去采访报道。1985年6月1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发了当时《经济日报》消息：“北京东郊火车站装卸1500台电冰箱，损坏的竟达356台。人们不禁要问：野蛮装卸何时能了……”次日，新华社发了通稿，报刊纷纷转载，舆论大潮将铁路推向全社会。
之后的3年，是东站知耻而后勇的3年，是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突飞猛进的3年。通过几日的采访，我以《告别了昨天》为题，写下万字的长篇通讯。
在第一个小标题：“事件冲击波”之下，有两个“小题”。一是：请抬起头，走一条“多难兴邦”的路；二是：扪心自问一句话：怨怨自己有好处。
在第二个小标题：“铁路是人民的”之下，有三个“小题”。一是：一个相互关照环境的诞生；二是：货主就是上帝；三是：铁路是人民的，他为此倾尽一片心血。
在第三个小标题：“走向大东的人物长廊”之下，有五个小题。一是：“拔橛者”，东站人物之一；二是：“偷驴者”，东站人物之二；三是：“表决者”，东站人物之三；四是：八路夫妇和儿子，东站人物之四；五是：个被儿子“背叛”的人，东站人物之五；六是：企业精神和一个“土定义”，东站人物之六。
在第三个小标题：“不轻松的思考”之下，有写下“思考之一；思考之二；思考之三。
从这些标题看，文章是从多角度切入的一篇启示性、反思性文章，不单单是表扬，它揭示了深刻的矛盾，包孕着丰富而深邃的哲理，在新闻作品中大有独领风骚之势。文章见报后，引起报社一片叫好。一位部主任对我说：“这样的文章不求多，《人民铁道》报每月有一篇，报纸就会在读者心里扎根。”此文，算是我到《人民铁道》报4年多来，第一次闪亮登场。
之后不久，严介生副总编又派我去衡广复线采访。不同时段，报社有几位记者去了工地，但一直没拿出让严总编满意的文章。采访归来，准备动笔时，一位去衡广复线工地采访的老记者对我说：“此稿你就别参与了，由我和赵中庸来写。”我说：“好！”当时我正写一部长篇报告文学，的确不想让突如其来的稿子打断我的凝神静思。几天后，严总编打电话要我到报社去。在他办公室对面的小会议室里，他喊来李丹副总编、赵中庸和那位老记者与我共5人。严总编说话直来直去：“衡广复线的稿子不能用，由朱海燕执笔重写。后天交稿。”原来的稿子他没给我，也不知为何不能用。会议就这么结束了。临走时，李丹副总编交代我：“大作家李国文写了衡广，大作家金敬迈、赵寰也写了衡广，我们不能落在他们的后面啊。”这要求不是不高矣！李国文、金敬迈是国内人人皆知的大作家，赵寰是著名军旅剧作家，其创作的《董存瑞》《南海长城》等作品影响深远，作品多次获国家级奖项，包括文化部优秀影片奖、总政治部优秀剧本奖。
第二天，稿子写到7000字时，赵中庸跑来看稿子。看了前半部分，一拍桌子：“成了！”吃过中午饭，中庸走了。
第三天早晨，我把题为《留给苍茫大地》的稿子送给严总编，他读了一遍，立即签批“头条转二版发表。”文章见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报社收到的评介文章多达200多篇。但这篇文章并未报送1988年中国铁路新闻奖的参评。评比会议是在太原中铁十二局召开的。众多评委一致反映：“去年《人民铁道》发表的《留给苍茫大地》在全路引起很大反响，为什么没有报来？”他们在十二局宣传部的旧报纸里找出此文，评委传阅一遍。这篇通讯便以这种超凡脱俗、与众不同的形式，获得中国铁路新闻一等奖。
之后，严总编又派我去了大同，采写丰台——沙城——大同煤炭专用线的长篇通讯。此前，我曾专项调查中国铁路如何走出困境的问题，想写一篇《五厘米的思考》的文章。当时全国10亿人口，5万公里铁路，人均铁路长度仅为5厘米，不及一根香烟的长度。这么多人口，这么少的铁路，运能怎么能不紧张？当我在华东地区采访时，正逢上海、杭州一带甲肝大流行。返京后，经检查，我转氨酶升高，怀疑患了甲肝，送我去了302医院。第二天虽然一切恢复正常，但还是关了一个月。这期间，《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本报记者孙亚明采写的《中国铁路悲歌》。就题材而言与我要写的《五厘米的思考》同属一类题材。文字生涯，冷暖甜酸，休咎得失，际遇万千。一个“转氨酶的误会”，使我失去了一次撞响新闻的机遇。而严总编派我去采访丰沙大煤炭专用线，使我原来采访的材料，有了一个点墨成金的机会。我到大同后，跟着分局长常国治整整转了半个月，他到那里我到那里，他有多少酸甜苦辣，我就有多少酸甜苦辣的感受。我从一条线、一个分局解剖了整个中国的铁路困境，向共和国高层呼吁，要走出“布里丹效应”的误区，不能叫毛驴拉磨，又不给毛驴吃草。中国铁路若走出困境的低谷，必须加大投资，多修铁路。这篇题为《咽喉的忧患》的万字通讯发表以后，在全路再次引起巨大反响。大同分局将此文以文件形式下发到每个班组学习，分局党政工团组织分别致信向《人民铁道》表示感谢。
再后，是关于陈善珉的报道。1989年11月27日早晨8点20分，45次特快列车抵达福州。共和国一级英雄民警陈善珉在出站口查贩毒的，被毒贩子用枪击伤。福州站劳动服务公司经理刘希强在追赶毒贩子时，被子弹击中，壮烈牺牲。众多媒体报道了此事。李丹副总编派我去福州，对陈善珉进行深入采访，作重点报道。李丹说：“此次报道我们下手晚了，但晚有晚的好处，《人民铁道》要以晚而后发制人，给前面媒体所有报道盖帽，要超越他们。”那时，赵中庸没有其他报道任务，提出与我一道去福州。一路上，我们和软卧包厢里另外两名旅客围绕着“雷锋叔叔不在了”这个问题，从社会、哲学、人性、道德各个层面进行探讨，由点到面，从浅到深，一路畅谈。思想的互相碰撞，使对陈善珉的报道主题不断深化。到福州后，我们从上到下，方方面面采访了100多人，我深感陈善珉这个英雄人物，就是瞭望这个社会的窥视孔，正义的非正义的，道德的非道德，人性的非人性的，以及花花绿绿的人间世界，真真假假的弊病浮沉，甚如当时世态。作为报道事实的新闻，应该敢于披露真相。我知道这有一定的风险，但有风险也要勇而往之。以笔墨为矢石，才不愧为人民的记者。回京之后，我写下16000字长篇通讯《同在苍天下》，再次在全路引起巨大反响，好评如潮，报社收到评价文章多达500多篇，这在报社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但是，福州分局整厚厚的一本我的“十大罪状”，把我告到铁道部。原因是我在文章中披露：陈善珉负伤之后，奄奄一息之际，他旁边停着一位分局领导的小车，人们要用这车把陈善珉送医院去，却遭到车主的拒绝。后来由分局之外的一辆车把陈善珉送到医院。
铁道部部长李森茂收到告我的“十大罪状”后，叫我以书面的形式向他报告。我在汇报中逐一驳斥了子虚乌有的十条罪状。将事实来源根据、证人证言、时间地点，写的清清楚楚。汇报呈上后，李部长又专门听取了我的汇报。后来，他向福州分局说了一句话：“好好作自我批评吧。”此事就此画上了句号。
几篇文章的打响，常常使我处于亢奋之中，总想下一篇打响的文章在哪里。在读书方面也有了更清晰的选择，文学书读的少了，更多地是读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方面的书籍，我深知写好重大题材的反思性报道，没有理论支撑，自己可能会处于被动地位，权力会击倒你的清白。
李丹常常问我：“有什么大文章没有？要写下去啊。”显然爆响的文章也使他处于激动之中。1990年初，我向李丹汇报：“还有一篇文章可以打响。”他问：“什么文章？”我说：“写党义。”他认为可以。其实，我真实的意图并未向他透露，因为从我的报道意图出发，此文风险甚大。1988年，北京一家大报一版头条位置发表《党义，你在哪里？》一文。说的是长春机车厂职工郭希有的老伴疯了24年，她生下6个孩子，皆有不同程度的残疾。郭希有的困难被一位厂领导在大会上说了出来。几天后，一张20元的汇款单便飞到郭希有的手里。汇款人：党义。汇款人地址：长春市凯旋路29号。这是郭希有工作了30年的单位。之后，每隔一两个月，党义就给郭希有寄一次钱，先后12次，共寄330元。从1988年报道“党义”的文章出现以来，一直未寻找到“党义”是谁。厂领导全国作巡回报告，说工厂是雷锋的故乡，共产主义之花盛开的十分灿烂，人人都是“党义”云云。
这引起我的思考：其一，十二笔汇款，一人的笔迹，不能代表全厂共产党员都是党义。一人做好事，也不能把他所处之地说成是雷锋的故乡，更不能说明共产主义之花开得十分灿烂。其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一个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徘徊。”说的是共产党初创时期。如今，在共产党执政几十年的国家，一个共产党人干了一点好事，成为一种“稀有现象”，一种“新闻”，这本身就不正常。这个组织的使命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成为“稀有现象”，说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已被稀释，被淡化。其三，一个干好事的人寻不到，如果是一个干坏事的人，这个案件可能早就破了。种种疑问背后，肯定大有文章。
那年大年初七，我顶着鹅毛大雪，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寒冷赶到长春机车厂，经过近10天的调查访问，事实浮出水面。这个厂1958年建厂。厂领导说，32年留下的问题，需要40年才能解决。那么以后40年留下的问题，是不是需要50年才能解决呢？社会主义国企是为国家与职工创造财富与幸福的，不是制造苦难的。在这个厂里，四世同堂之家，房子仅10平米左右的比比皆是。这就是人们所追求的雷锋的故乡吗？这就是盛开的共产主义精神文明之花吗？我向那些老工人询问谁是“党义”？他们说：“是一位握有重权的中层领导，因为手中有权，搞不正之风，厂里大多数人都知道。”啧！啧！奇怪就奇怪在这里！一个贯于搞不正之风的人居然成了“党义”。人啊，人！到底有多少面孔？一面干着坏事，一面又干着好事。坏事没受到严惩，好事却大肆宣扬。在我采访之日，一家大报居然在头条位置发出《某省88万共产党员学党义》的消息。在这个工厂，我曾与没有披露身份的“党义”进行了交谈。他说：“工厂里分房，若是闹得分不下去的时候，学一学党义，立即化解了矛盾。奖金分配若有了矛盾，学一学党义，马上春风化雨。”他的话遭到工会主席的反驳。她说：“净胡扯，哪怕是从战场上下来的英雄，若是分房不公，他都敢跟你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没有物质基础作保障，精神文明的大厦是建立不起来的，尤其是在和平年代，在家家户户奔小康的时候。”
这篇长达14000字的通讯，写了近1个月，费神费心。原题是《也说党义》，为了不产生疑义，交稿时改为《再说党义》。3月5日发表，因为那是学雷锋的纪念日。李丹想必未看全文，一看是宣传党义的，立即签批上版。见报后，副总编严介生越读越不是味，他说：“捅漏子了！捅漏子了！”不一会铁道部打电话来：“快把这个记者撤了！”报社回答：“他没有职务，就是一个记者。”赵中庸对我说：“你所有文章，《再说党义》写得最深刻，可以洞见你的理论功底，如果没有坚实的理论作支撑，你会被这篇文章击倒。”他又说：“其他文章像奔腾呼啸的大江，而这篇文章像深邃无垠的大海，它的力量与涌浪都埋在了平静表面之下。”
从那以后，这个弥天大谎被我戳穿了，党义两个字再也没有出现在报端。1993年，“党义”到铁道部告我，说我根本不是去宣传党义的，而是去埋葬党义的。部领导让人捎话给他：“你能不能经得起查？不然就查查你怎么搞不正之风的。”从此，他再也没来找麻烦。
我感谢《人民铁道》对我的理解与宽容，一次一次“捅漏子”，从没批评过我，这无疑是对道义的支持，对新闻真实的坚守！
1991年，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西藏自治区40年大庆办公室，邀请《人民铁道》派记者采访。报社认为我有青藏铁路工作的经历，派我赴藏采访。我代表报社，也代表铁路，受到西藏领导的热烈欢迎。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丹增、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李维伦亲自向我介绍西藏的情况，呼吁铁路尽快进藏。我在西藏调研采访月余，采访了交通部门、自治区社科院，去了日喀则，亚东等地，写了万字长篇通讯《在没有铁路的地方》。此文又引起一波巨大的反响。丹增同志代表自治区党委赶赴报社表示感谢。在中央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上，铁道部部长将此文作为他大会发言的文本。
三
镜头回到1990年，铁道部政治部领导派铁道部组织部长刘殿文赴贵阳车辆厂调研，随行人员有工业总公司的徐绍奎、《人民铁道》的我和游军雄。《贵阳的阳光》这篇长篇通讯是由我执笔的，得到刘殿文部长的高度认可。刘殿文说：“我要把你推荐给政治部主任，让你有更大的新闻平台。”两年后，政治部主任升任铁道部部长。党的十四大会议期间，他让秘书通知我，到国谊宾馆去，他要接受采访。部长谈了两个多小时，我根据他的谈话写了近万字的《十四大与铁路的历史重任》一稿，同时还写了《十四年与十四大》《铁路向十四大的奉献》《十四大与铁路的明天》等等。铁道部党校将这些文章编成单行本，作为铁路干部学习党的十四大文件的辅助材料。从十四大开始，我与这位领导的接触便多了起来，受其教育与教诲长达30多年，他成为我人生中最尊敬的领导与师长。
1993年年初，他又一次接受我的采访，我写了15000字的《铁路面临的挑战与发展问题》的访谈录，铁道部政治部以文件形式下发全路，供全路干部职工学习。老部长刘建章读到此文后说：“我搞了一辈子铁路，没搞懂它。读了记者的这篇访谈我才明白了许多东西。”我想，这才是一个内行人的真实评价。
从那时开始，我的这支笔跟随他浩荡宽宏的事业，书写着铁路的发展与辉煌。《京九万里行》《再度京九行》《京九走向胜利》《京九：中国铁路建设的伟大创举》《铁道部长纵论“京九”建设》《为了大西北》《造福西北人民》《启开大西南之门》《铁路运输要保“国家队”》《心系亿万旅客》《为了两千名旅客的安全》《千里万里总关情》《宁为安全操碎心，不让事故害人民》《千里踏看铁路线，心系安全为人民》……他当部长5年，我跟随他在列车上过了4个春节，在工地上过了5个中秋节……5年，火热的生活激励着我，我的笔端没有觉得沉重，我的感情没有日渐麻木。他是那样信任我，大型会议的讲话在起草之前，常常征求我的意见，而我的意见又常常推翻那些起草人的意见，他居然认可并采纳我的意见。我难忘，关于京九铁路向中央最高领导的汇报材料，他没让办公厅去写，没让宣传部去写，没让京九办去写，居然点名由我来执笔起草。我难忘，在重大活动并人员受限制的现场，他身边没有部里的其他官员、没有秘书，只有我一人在他的身边，由我这支笔来完成重大的政治任务。我跟随他走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走遍当时中国的铁路，成为那个时期全国重大铁路新闻的在场者、目击者、报道者。
在《人民铁道》报的日子，我曾为报社现场短新闻的攻关，做出一个记者应有的贡献；我曾受铁道部部长的指派，冒着生命危险，对列车贩卖香烟问题进行专题调查；我曾受政治部的委托，独立完成《党中央三代领导人情注西南铁路》重大课题的写作；我曾24次走完京九，12次走完南昆，用脚步与作品把记者证擦得闪亮。
有人说，文字中有象牙塔，有青云路。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只知道这一层纸上有我的理想，有我的追求。笔能写出我的命运与心声。铁路、工地、开山炮声、劳动号子声，有时在惨红的落日之际，或在深更夜雨之时，想起这些，眼睛里总噙着一包泪水，在笔耕的灯下，忽闪忽闪，喷着火焰。接着这泪水便夺眶而出，打湿我的一页又一页稿纸。我更清楚，当我的笔走在铁路线上的时候，就是追随前进祖国的脚印。我丝毫不敢懈怠，那是追随母亲的脚印啊……
朱海燕，安徽利辛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战士、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
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
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奖者，中国新闻出版界领军人物，中央直接掌握和联系的高级专家。八次就中国新闻奖，九十多次获省部级新闻一、二等奖，长篇报告文学《北方有战火》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出版各类作品集四十部，总字数2000万字。享受国务院津贴待遇，系中国作协会员。
槛外人2025-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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