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铜文明的辉煌与影响

王佩良 张若彤 柏莲花 高莎莉 宋雨萱

湖南工商大学数字媒体工程与人文学院

19世纪中叶，丹麦学者C.J. 汤姆森提出将人类早期文明分为以石器、铜器（或青铜器）以及铁器为代表的三个时代。1877年，意大利学者G. 基耶里克提出在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之间增加过渡性的“铜石并用时期”。中国考古学界采纳了青铜时代这一概念。历史学者韩建业指出：“青铜时代是历史上以青铜器为主要使用工具的时代，处于石器时代与铁器时代之间。这个时代的核心特征是青铜器在人类生活中占据显著地位。确切地说，只有当青铜器在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时，才能被认定为青铜时代。这种持续的、广泛的使用，而非偶然的制造和使用，是界定青铜时代的关键。”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各地博物馆现存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文物140余万件，如果加上民间私人藏品以及流失海外的藏品，其数目更为庞大。中国出土青铜器数量之巨大、种类之丰富、工艺之精湛，在全球独一无二，从铜矿遗址、冶炼炉埚、模范制作、冶炼配料、铸造方法、装饰工艺等方面可找到丰富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中国确实有过漫长而辉煌的青铜时代。

一、中国青铜文明之勃兴

中国青铜古称“金”或“吉金”，其化学成分是锡青铜和铅锡青铜。纯铜是一种稳定的有色金属，自然界中的铜常与赤铜矿、孔雀石等共生。铜熔点低，是最早被人类发现和利用的金属。《汉书·律历志》记载: “铜为物之至精，不为燥湿寒暑变其节，不为风雨暴露改其形”。在许多地方，铜矿石露在地表，当古人无意间在这里燃起火堆，将这种金属从矿石中还原出来。在好奇心驱使下，他们开始接触并琢磨这些特殊的石头，从最初利用露于地表的自然铜，到有意识地开采铜矿石，再到用高温锻烧冶炼铜，人类迈出了科技探索的重要步伐。

在长期的实践中，人们发现纯红铜熔液粘性大，很难铸造成型，且做成的器物不够坚硬，如果掺杂锡、铅等金属，形成青铜溶液，易铸造成型，且器物性能更优。青铜凭借其独特优势成为重要的文明载体，标志着人类进入了青铜时代。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发现距今6000多年的黄铜片，这是一种铜锌合金。后来又在甘肃东乡林马家窑文化遗址发掘了距今5000多年的青铜刀。青铜金属的冶炼和金属工具的制作使用，是人类从蒙昧到文明的转折点。这两处遗址地处中国腹地与西亚之间，古代游牧民族曾在这里不断往来迁徙，国外学者竟提出中国早期铜器源自西亚的谰言。实际上，中国自公元前21世纪进入青铜时代，经过夏代初始阶段、商早期发展阶段、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鼎盛阶段、西周后期至春秋衰落阶段，到战国初期被铁器时代逐渐代替，持续1500多年。

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华夏已产生了成熟的农业和制陶业，陶器普遍应用于炊具、食具和容器，如鼎、爵、斝等三足器，豆、簋等圈足器，鬲、盉、鬶等袋足器。制陶业为青铜冶炼准备了充分条件。青铜文明是陶器文明的延续和继承。这也证明了中国青铜文化具有本土的独创性。

河南堰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属于公元前1900至公元前1600年的夏代。二里头晚期出土大批青铜器，大多是小件工具和矢、镞、戈、戚等兵器，也出土了青铜爵礼器，体现了青铜铸造技术的飞跃。爵的体型较扁，有长体束腰式、长体分段式和短体束模式三种。爵的流小，尾短，无柱。爵底部平坦，三足，长足为三角尖锥形，短足为三角段形。有些爵杯体正面有一二排圆钉状纹饰。有些爵腹部有圆饼状突起。传说夏铸九鼎，已能准明确区分锡青铜和铅青铜。夏代是青铜冶铸工业的成形期。

商代青铜铸造业经历了早、中、晚三个时期，不断发展，达到鼎盛。商代早期（公元前16-前15世纪中叶），即二里冈文化期，出土了鼎、鬲、瓿、簋、爵、觚、斝、卣、盘等简单青铜器物，已流行由爵、觚、斝组合的酒器套装。前期器壁薄，后期器壁厚。受陶器纹饰和造形的影响，青铜器大多有变形的兽面纹，线条粗犷，勾曲回旋。商代中期（公元前15-前13世纪），各地出土的青铜器呈现过渡状态。爵、觚、斝等器型接近早期。爵的流已变宽，出现新的圆体爵、丁字形足。早期的宽肩大口的尊已变成造型厚重雄伟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藁城出土的兽面纹瓿是创新造型。早期高罍已变为肩部宽阔的底罍，故宫博物院藏有这种巨型兽面纹罍。圈足器上的“+”形和方形孔比早期小。鼎、鬲不再是一耳与一足对立，而是三足与两耳对称，成为此后鼎的固定样式。这时，中空的鼎足与器腹相通。青铜纹饰有变形的动物纹，线条由粗犷变得细密，还有用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的兽面纹，线条清晰，轮廓浑圆。青铜器不铸铭文，个别铸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记。商代晚期（从公元前13 世纪至前11世纪），以殷墟五号墓、小屯村北18号墓、武官村大墓、西北岗1040大墓以及殷墟西区墓葬群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该时期是青铜器的巅峰期，青铜器体型厚重，纹饰繁复，端正规范，神秘森严，体现了当时青铜铸造的卓越技术和宏大规模。商代的青铜冶铸已发展出一整套从配料、熔炼、造型到雕刻、浇注、修整的完整工艺流程，能组织大规模的协作生产。北至辽宁，南至湖南、江西，东至滨海，西至甘肃的广大疆域，都使用青铜器物。边远地区的青铜器虽各有特色，但仍属于华夏青铜文化体系。

小屯时期到西周早期是青铜冶铸业的鼎盛期。西周中期以后，青铜冶铸业的规模和分布继续扩大。器形、纹饰、铸型、铭文出现新的内容，发展出陶范铸造技术。兵器和乐器的铸造达到很高水平。周族重农务实，规矩素朴，缺乏想象与浪漫，导致青铜文化主题由“崇神”转为“重礼”，青铜器由深厚转为轻薄，纹饰较少，趋于写实。

春秋时期，冶铁工业开端，对青铜冶铸产生深刻影响。青铜铸造从单一的范铸转变为综合冶铸，出现一系列新的表面装饰工艺，创造出新的器形和纹饰。青铜器精巧玲珑，用泥范铸成的编钟是在声学、律学上的创造性突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4000余件青铜器，其中有64件错金铭文的编钟，每件都可发两音，还出土两只大罍以及用失蜡法铸造的尊和盘，充分展示了当时青铜铸造工艺的卓越成就。

战国时期，青铜铸造工艺主要体现在度量衡器和兵器上。秦始皇陪葬坑出土结构复杂的铜车马，车盖华丽，车舆镂空雕饰，鞍髻金银相错，通体彩绘，云气缭绕，气派非凡。战国后期发展出印模、叠铸等批量生产的青铜铸造技术。

秦汉时期，随着冶铁和陶瓷产业的兴起，后来居上，冶铜产业逐渐退居其次，人类文明由青铜时代转入铁器时代，人类社会由奴隶时代转入封建时代。

二、古铜矿遗址星罗棋布

华夏青铜冶炼技术的进步与铜矿资源的分布息息相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丰富的铜矿资源，为早期青铜冶铸业提供了物质基础。古代青铜冶铸遗址的发掘，有助于了解和复原青铜冶炼的工具、原料、生产流程与工艺。古人常用“烧爆法”开采铜矿，先用火炙烤矿脉，再浇冷水，通过热胀冷缩，使矿层酥脆开裂，再用工具凿撬，事半功倍。明代陆容《寂园杂记》记载：“采铜法，先用大片柴不计其数，装叠有矿之地，发火烧一夜，令矿脉柔脆，次日火气稍歇，作匠方可入身，用锤尖采打。”这种剥离矿石的方法也叫“火烧水漓法”，效率高，在没有火药的古代，这是矿工们了不起的创举。

在江西瑞昌市西北有铜岭矿冶遗址。这是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矿冶遗址，从商代中期开采到战国早期，采冶区20万平方米，保存较好，有露天采坑、工棚、选矿场、竖井、平巷等，早期为露采与浅井短巷联合开拓，晚期为深井与长巷联合开拓，遗存木溜槽、尾矽池、晒矿台等，出土铜质斧、凿、锛、木柄等复合工具以及木滑车等提升工具。

在湖北黄石市大冶县有铜绿山矿冶遗址。这是已知先秦时期规模最大、开采最久、遗存最丰富的铜矿采冶遗址，出土自西周、春秋、战国、西汉至宋代的矿井、采矿工具及用具。井巷纵横交错，层层叠压，表明已成功解决了采掘过程中的通风、排水、提升、照明等难题。炼铜竖炉附近有石砧、木炭、矿石和炉渣。经模拟实验，这种竖炉可用木炭还原法进行熔炼，可连续加料、排渣和放铜。炉渣堆积厚，渣铜分离效果好。

在安徽铜陵县新桥乡有凤凰山矿冶遗址，出土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铁质采矿工具。冶炼区约16.5万平方米。开采时从地表开掘立井直到矿体适当部位，再沿矿体进行平行采掘，形成一道水平巷，再由下至上逐层开采，上层废石可送至下层，不必送运地面。水平分层采掘是一项省力又充分利用开采面的采矿新技术。

在湖南湘西麻阳也有战国时代的采矿遗址。工匠用铁契开凿矿石。在倾斜矿井的顶部留有几十公分厚的矿层作为天然护顶，可防止矿井破顶倒塌。西部地区青铜器遗存最多的，仅甘肃地区就有20 余处矿床。在新疆尼勒克县天山北麓有奴拉赛矿冶遗址，有春秋时期的露天采场2 处，1号采场长100米、深50米，规模宏大，为国内外古采铜场所罕见。

随着开采铜矿经验的不断丰富，《管子》记载了寻铜开矿的窍门：“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鈆（铅）、锡、赤铜。”“慈石”指磁铁矿。古人发现磁铁矿有独特“吸力”，认为它具备母性的仁慈，故称其为慈石。斑岩型铜矿在发育晚期会有磁铁矿出现。“陵石”指孔雀石。铅锌铜多金属矿床以及赤铜矿，因富含铜离子、硫化物和氯化物，表层风化时会形成孔雀石。这都是对前代采矿经验的总结。

三、青铜冶炼炉埚不断演进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青铜冶炼，少不了熔炉、坩埚等设备。古代的熔铜炼炉主要有土壁炉、陶缸炉、将军盔炉三种。原始社会末期已出现简单的土壁式熔炉。矿石冶炼，炉渣较多，铜和炉渣的分离很难，古人只能破炉取铜。河南临汝县龙山文化晚期煤山二期冶铜遗址发现炼炉的底部残块，炉壁内侧凝结铜液痕迹。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遗址三期文化层也出土泥质熔炉残块。

商代早期，窑室开始高于地面，由草茎拌泥土构筑而成，内径达1.5-1.8米。地面以上部分呈方形或圆形，顶端向内收缩，保留一定弧度，上端留有排烟孔，既便于添加燃料，也可控制进入火膛的空气流量，提高窑室温度。从商代中期以后，常在矿山附近就地冶炼，以节省运输成本。商代中晚期盛行陶缸炉，炉口较直，内层覆有4 厘米厚的草拌泥。这种炼炉有大口尊炉、陶缸炉两种。郑州南关外商代早期炼铜作坊遗址出土很多大口尊陶炉，口径36.8厘米，壁厚2厘米，残高55.4厘米，是用宽3-5厘米的泥条盘筑而成。陶缸炉在安阳殷墟、石门皂市商代遗址、洛阳西周遗址和侯马东周遗址都有发现。

商代晚期开始采用竖式炼炉，包括炉基、炉缸和炉身。炉基一般是在地势较高的平整面掘一圆坑，内面用粘土和石块分层构筑夯实，底部设T形风沟，亦称“火沟”。炉缸架在风沟之上，截面多为椭圆形或方形，长轴70厘米，短轴40厘米，缸深30厘米。炉缸自上而下分别用红粘土层、高岭土与粗砂粒混合料层、高岭土层等耐火材料夯筑而成。炉缸下部用砂粒较粗的耐火材料，避免缸底开裂变形，增加透气性，提高缸体耐热度。上部用质地细腻致密的耐火材料，防止铜液渗入裂缝渗漏。炉缸短轴前壁端炉壁设有金门，长轴上端设有风口。内壁、金门用高岭土与硅化火成岩砂粒混合料涂抹，可耐1700℃高温。炉身在炉缸上，圆锥形，高约1.5米，炉身内倾，使炉内气体分布均匀，与炉料充分接触，加强矿石的换热和还原，既节省燃料，也减少炉料下降时对炉壁的磨擦，可延长炉墙使用寿命。这种炉壁内倾的设计是冶炉技术的重要创新。这种竖炉热效率高，炉龄长，炉料处理量大，检修简单方便，是我国先秦时代青铜冶炼水平的代表。

周代，青铜冶炼设备继续发展。洛阳北窑西周冶炼遗址出土大量原始竖炉的炉圈壁块，炉底呈圆饼形，中部略下凹，直径为80厘米，底厚约35厘米，内壁已烧成青灰色，附着铜液。炉体由若干节炉圈组成，炉圈是用石英、莫来石、粘土及稻草秸的混和料搓成条状，盘砌成节，烘干拼合而成。炉圈每节高30厘米，圈内径88-170厘米，厚3-5.5厘米。炉壁均匀地涂抹着由石英砂和莫来石构成的护衬，防止铜液粘壁和炉壁破裂。在炉身中圈处每90度设一只风口，共设4只风口。由此可见，西周时期已有多管道强力鼓风的竖式熔炉。洛阳遗址山西侯马出土春秋时期的熔炉平面呈圆形，底径70厘米，在高于炉底35厘米处有一层炉箅。

坩埚是青铜熔炼的必备器具。早期坩埚是红陶质或灰陶质的大口缸。器壁内外厚涂草拌泥，使其坚固不易破裂。商代后期流行“将军盔”，陶胎很厚，胎内夹有砂粒，能经受高温而不破裂；大口尖底，便于插立和倾倒。安阳苗圃铸铜遗址出土红黄色“将军盔”熔铜坩埚。殷墟出土一件高32.5厘米、口径22.6 厘米、壁厚3厘米的将军盔，熔铜量可达12 .7公斤。可见当时冶铜业的规模。

五、青铜铸造模范不断改进

在青铜器物成型上，铸为大冶，锻为小冶。铸造青铜器皿少不了模和范。东汉王充《论衡·物势篇》记载: “今夫陶冶者，初埏埴作器，必模范为形。”用来构成铸件外廓的铸型组成部分称为“范”，有石范、泥范、陶范、铜范和铁范之分。用来制范的模型称为“模”，有木模、泥模、陶模、铜模、锡模、蜡模。

从原始时代末期至商周时代，人们常用质地松软的砂岩或片麻岩凿成石范，用石范浇铸出矢镞、鱼钩及其他生活用品。石范坚固耐用，但琢磨费时费力，遇到金属熔液容易崩裂脱落，只限于制造简单的工具和兵器。甘肃玉门火烧沟齐家文化遗址发现了最早的石范，属泥质砂岩，已经过多次浇注。江西樟树吴城商代遗址出土的石范最。江西德安县陈家墩遗址出土商代石范，范内为双戈，全长33厘米，是目前国内发现最大的石范。

商周时代，匠人用泥范铸造青铜器物。为提高泥范的强度，将其烘烤成陶范。中国制陶历史悠久，制陶工匠经验丰富，在此基础上发明了组合陶模范铸造工艺体系。制作模范需要技巧。泥范的主要原料是粘土和细砂，或掺入植物，以减少其收缩，有利于通气。泥范中加入细砂，可避免粘土在干燥及焙烧时剧烈收缩，导致变形开裂。细砂的主要成分是石英，熔点为1713℃，使泥料更加耐高温，使脱范、磨砺和修整更容易。泥料的制作也有讲究，原土经晾晒、破碎、筛分、混匀等步骤处理，加入适量的水，搅和均匀，反复拌打、揉搓，直到定性。铸造新器物，要用泥土塑成器物形状，这种泥模称为母型。模的好坏直接影响铸件质量。如果铜器上有花纹，制模时先在模上画好花纹，凹入部分用刀雕刻出来，凸起部分用泥塑好后贴上去。小型铸件及器物附件多用全模，鼎腔等主体部分则做分块模。

模做好后，就要翻范。外范就是等贴在泥模上的泥片干透后，划下来后再合拢，铸在一起，作为器物的外腔。具体做法是，将制好的泥料拍打成平片，按接在陶模外部，压泥需要一定手法，掌握好力度和方向，泥料不能在模上推移，两者紧密贴合，确保将模上花纹完整清晰地转印到外范上。根据器物的具体情况，将外范分成数块。待其干燥后，小心地分块取下，相邻两块之间留有三角形榫卯，再将这些分块的范坯吻合成整体，放在阴凉通风处自然干燥，或用微火慢慢烘干，增加范的强度。再将泥坯体放入窑内烧制成陶范，这就是外范。铸造器物还需要内范。内范通常是将先前制好的泥模均匀地刮去表层，刮去的厚度就是成品器物的壁厚。外范与内范中间的空隙可注入青铜熔液，两者之间的距离就是器物的厚度。为使器壁厚薄均匀，常在内范与外范间设置土支钉或子母榫眼相扣，加固泥芯，减少浇铸时间，加速冷却。

此外，还有铜范。最初铜范是直接浇铸，后来铜范多为阳文母范。铜范是制范技术的一大进步，适合了大规模生产的需要。

六、青铜冶炼原料配比精准

古代冶铜有“火冶”和“湿冶”两种方式。火冶是利用铜与矿脉石受高温后物理化学性能不同而使之分离。湿冶是利用铜与脉石的溶解度不同而使之分离。先秦时代，青铜冶炼大都采用火冶法，包括初炼、提纯、配比等流程。

将选好的矿石破碎，与木炭一起放入坩埚或炼炉内，用吹管鼓风，提高炉温，使铜矿石在高温下熔化，舍弃炼渣，熔液凝固后成为粗铜。再将粗铜倒入坩埚或熔炉内熔化，祛除杂质，得到纯铜。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人们认识到不同的矿石可冶得不同性能的合金铜，从而催生按不同原料比例冶炼合金的工艺。合金就是把两种以上的金属熔合在一起，使其具备新的性能，这是人类在发明陶之后应用非天然材料的重大创新。青铜是纯铜与锡的合金，是人类最早利用的合金。纯铜加入锡后熔点降低，铸造出来的器物表面更有光泽，硬度更强。含锡量越高，青铜熔点越低，硬度越大。含锡量越低，青铜熔点较高，硬度越低。锡超过一定比例，合金脆性变大，可塑性变差。古代青铜器还含有少量铅，在铸造时，铅以颗粒状均匀漂浮在铜液中，降低了熔点，增加了青铜熔液的流动性，提高合金的铸造性能，保证纹饰的清晰和器形的规整。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人作《周礼·考工记》，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青铜冶炼的技术专著，对铸造各类青铜器所用合金成分的比例有详细记载。“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齐即“剂”，是“调剂、配合”的意思，齐也是“合金”的意思。《吕氏春秋·别类篇》记载: “金柔则锡柔，合两柔则刚。”“六齐”的核心就是铸造钟鼎、斧斤、戈戟、铜镜等器物要采用合适的铜锡比例，有“最佳”成分和“极限”成分。根据锡铅含量的多少，“六齐”分为上、下两齐，上齐含锡少，分为钟鼎、斧斤、戈戟三等；下齐含锡多，分为大刃、削杀矢、鉴燧三等。《考工记》还记载了青铜熔炼中火焰的变化规律。“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然后可铸也。”在青铜冶炼时，原料中含有碳氢化合物，开始加热时会冒烟。随着温度升高，氧化物、硫化物挥发出发，形成不同颜色的烟气。当杂质祛除，火炉内物质变纯，就表明青铜熔液已可铸器了。

在河南洛阳偃师区二里头三四期早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中，铜爵中的锡占7%。商代中期，含锡、铅的青铜器增多。山西运城市夏县东下冯遗存出土的铜镞，含中等量的铅和锡，属于铅锡青铜。郑州张寨南街出土的方鼎也属铅锡青铜。湖北盘龙城出土8件商代中期的铜器，有7件为锡铅青铜。商代晚期青铜器的锡、铅含量更高。殷商时期，青铜器制作水平提高，司（后）母戊鼎形制大，器形复杂，外观精美，合金成分配制定型。妇好墓出土400余件铜器，91件为锡青铜，占72%，大多为高锡青铜。25件为铅锡青铜。殷墟西区墓葬群中出土1600件铜器，其中43件青铜礼器中有6件为铅青铜，平均含铅量为22.89%。24件兵器中有12件为铅青铜，平均含铅14.2 %。5件日常用具中有l件属铅青铜，含铅7.94%，3件为铅锡青铜，平均含铅5.82%。该墓区被测的43件铜器中铅青铜近45%，铅锡青铜占14 %，两者共占66%。由此可见，当时熔铸的重要器物都是以纯铜、纯锡和纯铅按照一定比例精准配制而成，锡、铅已作为两种不同的物质区别开来。其时铅多锡少，锡是贵重金属。铅器及铅青铜器集中于社会地位偏低的小贵族平民墓中，锡青铜则出现于王室的妇好墓。湖南宁乡出土一件戈卣，其器身与提梁呈现出不同的锈色，就是在铸造时不同部位采用不同成分的青铜合金。

周代以后，含锡、铅的青铜制品更为普遍。春秋战国时期，含锡、铅的青铜器品类更丰富，不仅有礼器、兵器，还有生活用具、车马器、冥币以及锡饼、铅饼。与西亚、欧洲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含砷、镍不同，中国工匠能精准地按比例将锡、铅融入青铜冶铸，从而制作不同功能的器具，表明中国古代青铜冶金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七、青铜铸造工艺繁多

中国青铜铸造工艺有一条独特的演进路径。早期的青铜冶铸工艺源自冶陶制陶工艺。从二里头时期开始直至商代，青铜器都是以陶质的复合范来浇铸。合范法可铸造形制简单的器物，如复杂的大器形就要用分铸法，两者都是范铸法。古代工匠在长期生产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发明了浑铸法、分铸法、叠铸法、焊铸法、失蜡法等多种青铜铸造方法。

浑铸法就是将多块范以及芯紧密套合后，一次性浇铸成青铜器具。因器物的形制大小、复杂程度，范的选用与铸造工艺略有不同。工具、车马器或兵器构件的铸造多用石质双面范，工艺简单。复杂的大容器则是合范浑铸法，从口、腹、足的中轴线至器底，常有3条铸缝交汇于底部中心。郑州二里岗商代中期青铜器大都一次浑铸而成。器体较大的方鼎和造型复杂的提梁卣，也是先铸好耳、足等附件，再嵌入器体范内，一次浑铸而成。

商代晚期，复杂的青铜器常以分铸法铸造，先将主体铸出，再浇铸其他部分或附件。或先将其他部分或附饰铸好，再将附饰嵌入主体铸型中浇铸成全器，从而简化流程。1939年，殷墟西北岗武官村墓出土司（后）母戊鼎，重871公斤，这是古代最重的青铜器，集中体现了商代高超的青铜冶铸技术。该鼎是用陶土型模倒扣在芯和底范上翻范。鼎腹部每面有1块整范嵌6块分范。各块分范在分模上翻制后再嵌入整范中，鼎腹和鼎足用1块范铸出。纹饰部分采用分范形式，便于制模、翻范和修整。鼎耳是在鼎身铸好后再在上面安模、翻范、浇注而成，鼎身、足是浑铸而成，鼎耳则采用分铸法。湖南宁乡出土的晚商四羊方尊造型奇特，花纹复杂，肩、腹及圈足部位设计成4足卷角羊形，肩部为4条蟠龙，通体以精细的雷纹为地，颈部和羊身分别饰以蕉叶、饕餮、鳞、夔、鸟等纹饰。它是用复合陶范及分铸法铸成，尊体铸型以扉棱为界，分成颈、腹、圈足3段，加上尊腔、圈足、泥芯和盖范各1块，总计24块。羊角和龙头都是事先铸好，再嵌入范中，浇铸时和尊体铸接。四羊方尊证明了商代范铸技术的精湛。

春秋晚期至战国，常以分铸造法铸造青铜剑。湖北江陵出土“越王鸩浅自作剑”，分为两步铸造，先铸剑柄和剑背，后铸剑刃和脊的柄部。剑背含铜较多，质地坚韧，不易折断；刃部含锡高，无比锋利。剑格上镶嵌蓝色玻璃和绿松石，构成美丽图案，剑身满布菱形花纹。剑茎和剑上菱形暗纹是黑色的硫化铜，具有防锈作用，使剑历经二千年仍锋刃锐利。

春秋时期还有叠铸法。将多个泥范逐层套合起来，组装成套，从共用的浇口杯和浇道中注入熔液，一次得到多个铸件。山西侯马春秋冶铜遗址出土一种有多个浇口的叠铸型式泥范，可减少范的数量，提高工效。立式叠铸的熔液压头高，适合浇注小型和薄型铸件。战国时期开始用立式叠铸范铸造刀币。齐国都城临淄出土了铜质刀币范盒，中心线处有明显的铸缝，是半合翻铸时所用两片泥范接缝的遗痕，中间的圆柱设置是为形成自浇口，4条分叉翻范时形成内浇道，每刀两条。盒的背面是平的，两侧的榫卯能定位。社会对某种器具大量需求，催生了青铜叠铸法。春秋战国时期，齐、楚两国商业发达，冶铸业发展，先进高效的立式叠铸技术应用而生。

西周末至东周初年兴起了铸焊工艺。河南三门峡市北部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的壶和匜是最早的铸焊实例，壶耳和匜鋬就是分铸焊接的。春秋中期至战国时期，普遍使用低熔点的铸焊和铜焊。曾侯乙墓出土的建鼓鼓座是铸焊而成，用青铜铸成8对主龙穿插缠绕在座体上，主龙的头部、身部和尾部各有小龙攀附其上。龙群由22个铸件和14件接头通过铸接和焊接相互联结，和座体结合。这表明当时的工匠既会铜焊也会锻焊。

春秋战国时期兴起失蜡法，也称“熔模法”，即用蜂蜡做成铸件模型，再用耐火材料填充泥芯，敷成外范。经加热烘烤，蜡模熔化流失，整个铸件模型变成空壳，再往内浇灌熔液，便铸成器物。宋代赵希鹄《洞天清禄集》最早叙述失蜡法工艺。宋应星《天工开物》记载万钧钟失蜡铸造工艺，附有蜡料配方和铜、蜡的比例。模具是以在室温下呈固态、温度较高时熔化的物质，如动物油脂、竹木类可燃物，经高温熔烧除去灰烬就得到有复杂腹腔的整体铸型。失蜡法所用壳型材料主要是澄泥、焦泥等。澄泥是粘土在水中多次过滤，除去水中飘浮物，最后沉淀于底的泥细。焦泥又称熟泥，是将很细的粘土和以稻芒，烧透待冷后捣如粉。用这种细腻的泥制作模范铸造出来的铜器表面晶莹光亮。蜡模材料有黄蜡(蜜蜡)、白蜡(虫蜡)、牛蜡(硬蜡)、松蜡(松香)、菜油等。对蜡料的处理有捏蜡和水蜡两种。捏蜡由60%的蜂蜡和40%的牛油调成，在自然环境中不熔不脆，用手捏便可随意赋形，故称捏蜡。水蜡以松香为主要成分，掺入10%的蜂蜡和少量植物油，在常温下硬而脆，放入温水中则柔软可塑，故称水蜡。黄蜡熔点约65-80℃，是将取出蜂蜜后的蜂巢入水中熬化，冷却所得黄色块状物，软化点比较高，是蜡料的主要成份。松香熔点为89-95℃，为非晶体固态物，热膨胀率小而均匀，室温下粘性大，硬而脆，流动性和可塑性差，可根据季节等实际情况加入菜油来调节。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战国早期的舆尊、盘、建鼓座、编钟虡座附件就是典型的失蜡法铸件。尊体上有双身龙4条，龙身、龙头接于尊颈豹形兽的尾部，豹身镂空。尊颈上部镂空，玲珑剔透，节奏分明，极其华丽多姿。大多数部件用组合陶范铸造，只有颈部透空部分必须使用熔模。在当时技术条件下，模料用蜂蜡制成。蜡模制成后，于表层涂抹极细粘土浆，边干燥边加厚，尽量减少变形与气孔、空洞等瑕疵。制成的铸型经干燥、脱蜡、烘烤、浇注、修整等工序得到成品。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春秋时期以失蜡法铸造的青铜器。中国用失蜡法铸造铜器，特色鲜明，领先世界，影响周边地区。公元4世纪，日本仁德天皇从中国引进失蜡法仿铸汉镜。

八、青铜装饰工艺发达

中国古代青铜铸造工艺高超，器型典雅，表面装饰也非常讲究。镀膜、鎏金、镶嵌、线刻等装饰技术流传至今。镀膜，是古人为保护铜器在其表面镀锡或铬的工艺。镀锡有热镀和铸渗两种方法。热镀法是将青铜器物加热后在表面涂抹锡液。安阳殷墟出土一具“虎面铜盔”，头盔材质为红铜，质地软，便于加工，但容易氧化，于是在外镀一层锡，出土时仍熠熠生辉。云南古滇族墓葬出土贮贝器、 臂甲、 扣饰和刀剑等青铜器大多采用了铸渗法镀锡工艺。此外，为防止剑、戈、矛等青铜武器生锈，工匠也在武器表面镀铬。有些宝剑在地下埋藏2000多年，出土后仍能切开成叠的纸张。

鎏金是一种以黄金与汞为原料配制成合金涂剂涂饰青铜器表的工艺。东汉炼丹家魏伯阳在《周易·参周契》中记载了金汞齐工艺。将金箔剪成碎片，制成金汞齐，涂抹在器物表面，再加热使汞挥发掉，金层紧贴于器表。山西长治县分水岭战国墓出土鎏金车马饰器。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鎏金带钩。浙江、安徽、湖北等地出土小型的战国鎏金器物。汉代鎏金技术提高，河北满城汉墓出土许多精美的鎏金器物，长信宫灯是早期的鎏金珍品。鎏金有抹金、烘烤、清洗、找色、压亮五个环节。抹金，指用硝酸水溶液将镀件表面刷洗干净，用特制的扁头铜棍或棕刷将金泥均匀地抹在镀件表面，边抹边推边压。烘烤，指筑砌炭炉，将抹好金泥的器件放置炭火上烘烤。炭炉设有鼓风和抽风装置，排除汞蒸汽，器物表面颜色由银白色渐变成全黄金。清洗，指用酸梅水、杏干水等弱性溶液清洗器物，再用铜刷沾皂角水涮洗，使其表面光亮。找色，因各炉火候不同，抹金厚薄不均匀，镀件各部件颜色深浅不一，要从中选定一种标准色，再局部抹金泥和烘烤，使器物整体颜色一致。压亮，即用玛瑙压子磨压表面，使金层致密，金光发亮。

镶嵌是在器物表面镶嵌各种物料，使之更加精美的工艺，主要有金错、金银错、红铜镶嵌、错石、漆错等工艺。金错即用金装饰青铜器，这是春秋战国时期创造的新技术，用金丝或金片在铜器上镶嵌成各种纹饰或文字，再用错石磨平。金银错是在铜器表面嵌金银丝和薄片形成精美图案的工艺。春秋中期，晋厉公权臣栾书为祭祀而铸造青铜缶，洛阳中州路墓葬出土的青铜带钩，都是金银错工艺的最早实例。战国时期，错金银铜器很多，不仅容器、带钩、兵器错金银，车器、符书、镜和漆器的铜口、铜耳也有精细的错金银纹饰。铜器镶嵌金银，也叫“商金”“商银”。商字本作“鸧”。郑笺: “鸧，金饰多用。”明代称“商嵌”。 红铜错是在青铜器表铸出浅凹花纹，再嵌入红铜薄片，利用两者色泽对比，构成图案。故宫收藏的安阳商戈、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商代铜钺都有红铜错工艺。石错则是在青铜器的錾槽里用漆液粘嵌绿松石的工艺。二里头早商遗址出土1件镶嵌绿松石的青铜盘，工艺精湛，四边用61块长方形绿松石镶嵌，状如钟表盘。石错工艺由来已久。商代晚期，青铜器普遍镶嵌绿松石，甚至用绿松石嵌出铭文。青铜器镶嵌玉的式样繁多，如嵌玉援的戈、镶玉叶的矛、嵌玉刃的斧钺，大多是出自殷墟的商王室礼器。铁错，就是在青铜兵器上嵌上铁刃的工艺，扬长避短，使兵器锋利无比，物美价廉。1931年，河南浚县辛村出土西周初年的嵌铁刃青铜钺和嵌铁援青铜戈，铁刃是用陨铁锻制而成。后在河北藁城台西和北京平谷刘家河出土两件商代的铁刃青铜钺。漆错就是在青铜器上镶嵌漆的工艺。江陵望山楚墓出土的变形龙纹陶尊，腹部及盖面均有錾刻变形龙纹，刻线内全部填漆。

铜器刻线，是用一种锐利的铁质刻刀在铸好的铜器上刻划细如发丝的线条，以装饰盘、鉴、匜、奁和杯等青铜器具的工艺。该工艺始自春秋晚期，成熟于战国前期。早期刻线花纹多由点组成，以鉴凿为主；后期刻线花纹纤细流畅，系分段刻划而成。刻纹图案以人物、禽兽、花园、建筑、车马为主。用写实的手法表现该时期的征战、宴饮、交通、狩猎等社会生活情景。战国“燕射画像杯”、河南辉县赵固村出土的战国“宴乐狩猎纹奁”，都是刻线纹饰的杰作。

九、中国青铜文明引领全球

夏、商、周时期，青铜器大多是上层社会的礼器，青铜兵器也得以普遍使用，符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华夏文明特征。中国青铜文物种类繁多，按其用途可分为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工具、农具及杂器等。食器有鼎、鬲、甗、簋、簠、盨、敦、豆、俎、镳、铺、鍑、匕等，用于餐饮和食品储存。酒器有爵、角、斝、罍、卣、觚、觥、壶、觯、尊、盉、彝等，用于酒的盛放与饮用。水器有罍、壶、盘、匜、瓿、盂、缾等，用于水的储存和日常使用。乐器有铙、钟、镈、铎、鑃、钲、铃、钩、镦于、錞、鼓等，在古代音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兵器有钺、戈、矛、戟、刀、剑、匕首、殳、弩机、矢镞、胄等，在古代战争中决定胜负。工具有斧、斤、凿、锯等，农具有耒、耜、铲、锛、锸、耨、镰等，在古代生产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杂器有灯、炉、熏炉、杖首、梳、笄、线盒、带钩、金铫、熏器、滤斗、铜镜、建筑饰件等，出现在战国以后，体现青铜器的功能向多样化转变。带钩、玺印、货币等数量众多，独具特色。三峡库区出土的摇钱树就是这类青铜器的典型代表。

相比之下，其他国家出土的古代青铜器寥寥可数，相形见绌。有人曾戏言“西方出土的所有青铜器重量之和，不及中国一件鼎”，这一说法虽有夸张之嫌，也反映了中国与西方在青铜器出土数量上的显著差异。追溯历史，古埃及文明所在地区铜矿资源匮乏。在下埃及的马阿底文化中，出土了公元前4000年至3500年间的刮刀、鱼钩、别针和锛子等简易铜质工具。在上埃及的涅伽达文化II期中，发现了公元前3500年至3200年间的鱼叉、短剑、刀和针等实用铜质工具。古埃及本土出土的青铜器文物多为工具模型、发簪、挖耳勺、戒指和勺子等小型物品，总重量不超过3公斤。许多古埃及文物分散于大英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法国卢浮宫博物馆等，青铜器以小型雕像和工具为主，鲜见大型青铜器物。据统计，欧美各国博物馆现存古埃及青铜器4000多件，约为中国现存青铜器数量的0.3%。这说明在古埃及文明的生产生活中青铜器未占主导地位。

据西方著作记载，两河流域在公元前六千年晚期进入铜石并用时代，5000至4000年前进入锡青铜使用阶段，即青铜时代。该地区既无铜矿也无锡矿资源，出土的青铜器数量少，体积小，类型简单。在铜石并用时代的遗址中也未见坩埚残片、熔炉、炉渣等冶炼遗迹。西亚地区也未发现古锡矿。西方学者推测，西亚的锡矿石可能来源于阿富汗、英国、西班牙等地。然而，在车辆和畜力尚未普及的古代，人力运送数千公里以外的矿石显然不可能，而5000年前的长距离商业贸易更是难以想象。伊拉克的铜器文物同样稀少，欧美博物馆中的伊拉克文物多以泥板、浮雕、陶器为主，青铜器不多见。一个缺乏铜冶炼技术和资源的地区，自然难以将青铜器作为生产生活的主要器具。

经考察，在里海、黑海沿岸以及中亚地区所谓“青铜时代”的青铜器局限于武器和饰物等小型物件。这些青铜器在民众生产中未占核心地位，在上层社会生活中也不具备主导性。众所周知，西方出土的青铜器主要集中在武器、装饰品以及少量人像和动物雕塑上，而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类青铜器少见。由此可见，在西方古文明中并不存在一个青铜器在生产生活中占重要地位的时期，西方从未有过“青铜时代”。即使有一些小型零散的青铜器，也可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或者是西方模仿借鉴中国青铜冶炼工艺，而不是其原生发明。根据王佩良创立的“糯文糯语”英汉同文原理，“冶炼”的英文“SMELT”可解读为“铄、铭、冶、炼、陶”五个音、意相通的汉字。“青铜”的英文“BRONZE”可解读为“镈、镕、镛、铙、钟、彝”六种表“青铜器具”的汉字。由此可见，西方青铜冶炼工艺和青铜文化源自中国，西方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青铜时代”。

总之，中国青铜器以其数量之众、种类之丰、工艺之精、品质之好、历史之久、地位之高、影响之广，在全球范围内独一无二，辉煌灿烂，西方青铜器相形见绌，黯然失色。在青铜文化进程中，中国无疑走在前列，独领风骚，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外国学者由衷惊叹: “只有一种青铜时代的文明——那就是中国可以被确定无疑地认为不曾轻易中断而持续至今的漫长文化过程中的第一阶段。” 我们有理由坚信，中国不仅拥有辉煌的青铜时代，更是青铜文化的引领者。中国青铜文化在世界史上独树一帜，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深刻影响，作出杰出贡献。我们应珍视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守正创新，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传承，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作者简介：王佩良，男，湖南工商大学数字媒体工程与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湖南省伏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省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糯文糯语英汉同文馆创始人；世界智慧科学院院士。

张若彤、柏莲花、黎钰琳，高莎莉，女，湖南工商大学数字媒体工程与人文学院新闻与传播23、24、25级专业硕士研究生。宋雨萱，湖南工商大学数字媒体工程与人文学院图书情报25级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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