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胡冰……

文/郁三阳

初次与《天津日报》农村部记者胡冰相识，是在我插队落户的北郊区小淀公社刘安庄大队大队部。

刘安庄地处宜兴埠北8里处，交通不便，全村4000余人，是北郊区有名的贫困村，社员们劳动一天仅能挣到七八毛钱。那时，村里家家户户养猪，大伙儿常拉着板车去红桥区的天津白酒厂拉酒糟，一点点攒钱，把猪养肥了再出售。1970年6月，我下乡到这个村，被分到条件稍好的第四生产队。我每天坚持下地劳动，下工后就帮大队写黑板报、写各类汇报材料，不知不觉成了村里小有名气的"秀才"。一天，村头的大喇叭突然喊我去大队部，进门后，大队刘书记指着一个陌生人介绍道："这位是《天津日报》社的胡冰记者，来咱们村报道普及大寨县的情况。你们也看到了，自从去年年初天津市委派工作队进驻咱村，大力开展基本路线教育，全村农业学大寨的工作有了很大进展。从今天起，你就不用下地了，陪着胡记者采访，一定要协助完成好这次新闻报道任务。"

为全面了解村里一年来的变化，我们一起召开了各种座谈会，详细记录全村开展基本路线教育、推动农副业生产发展的事迹；还深入田间地头和副业厂，实地探访一年来村里发生的巨大变迁，每一个细节我都仔细记下，生怕有丝毫遗漏。采访的间隙，我得知胡老师原籍是北郊区宜兴埠公社一大队，是66年以前河北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毕业后分配到《天津日报》农村部工作，作为报社驻北郊区的特派记者，他常采写这里的新闻事件。

采访结束后，胡老师和我一起研究写作提纲。他让我先谈谈想法，可我这辈子头一回接触新闻报道，哪能马上列出提纲呢？胡冰见我面露难色，点上一支烟，耐心地娓娓道来，我则低着头一个劲地记录，生怕漏掉任何一个重要节点。只用了半小时，提纲就列好了，我拿给胡冰审阅，他看后说："列得还挺全，你看看还有什么需要修改补充的？要是没有，就照这个提纲写吧，写好后送到报社给我，我看看怎么样。"我一听连连摇头，推辞道："我可写不了，还是您自己来吧。"胡冰笑着鼓励我："万事开头难，你是老高中毕业生，又出身文化家庭，我相信你一定能写好，我在报社等你的好消息。"

胡冰走后，我仅用一天就写完了报道。转天，我骑车到和平区鞍山道的《天津日报》社——那是一座气势恢宏的五层欧式老建筑。在农村部宽敞的办公室里见到胡冰后，我递上稿子，不好意思地说："您可真敢打鸭子上架，我费劲巴力才写完，要是写得不好，您就大删大改，实在不行就推倒重来吧。"胡冰给我倒了杯茶，接过我的"处女作"仔细看完，笑着说："真是难为你了，没想到你字写得这么好，文字表达能力也挺强。放这儿吧，我回头改改，过几天见报。"胡老师这般爽快的性格，让我打心底里喜欢。

大约过了五天，意想不到的是，我俩共同撰写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好，北郊区刘安庄学大寨见成效》一文，竟刊登在了《天津日报》的显著位置。经过他的修改润色，文章主题突出、情节生动，我打心底里佩服胡老师的文字功底。村里的干部社员看到报道后，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劳动积极性也空前高涨。大队刘书记特意让我给胡冰老师打了个电话，代表村大队部向他和报社农村部的领导表示感谢与敬意，并欢迎他常来村里采访。正因刘安庄渐渐有了名气，又是天津市委关注的热点，从那以后，胡老师时常来村里采访，村里的新闻也屡屡见报。一天，胡冰对我说："你再写两篇新闻报道，写好后送到北郊区广播站，找编辑刘万友，让他在全区广播一下，岂不更好？"

于是我立刻动手写了两篇稿件，送到北郊区广播站。找到刘万友编辑说明来意后，他热情地说："欢迎欢迎，胡冰同志已经跟我提过你了。你是老高中毕业的知青，有一定写作基础，我们区广播站正发展通讯员队伍，下期通讯报道员培训班，你就准备参加吧。"不久后，我接到了区广播站的通知，脱产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通讯员学习班。在这宝贵的一个月里，刘老师系统地给我们讲解新闻写作知识，还带领我们深入基层采访先进事迹。他还让我把重点稿件寄给胡冰，当我再次在《天津日报》上看到自己的稿件时，心里真是美滋滋的。

1975年，因工作需要，我被调到北郊区广播站担任记者，和刘万友老师一起承担全区的通讯报道任务。从那以后，见到胡冰老师来北郊区采访的机会就更多了。1980年11月11日，胡冰和刘万友一起到小淀公社采访，突然跑来一位交警，说附近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6人受伤。胡冰和刘万友立刻带着公社广播员王文艾赶到现场采访，还打电话让报社留出版面。稿件由胡老师带回报社后，仅隔一天就刊登在了《天津日报》头版，这般速度真令人叹服。

听说我们要举办通讯报道员培训班，他不怕路远，坐一个多小时公交车赶来为通讯员讲课，还帮大家修改文章，推荐到报社发表。期间，要是有通讯员得了小病小痛，他会主动为其把脉用药、解除病痛——因为他家是传统中医世家。通讯员王文艾的姐姐住在甘肃兰州，因病需要一味当地难买的中药，胡老师费了不少劲找到药源，给寄了过去。他向来秉承亲民爱民之心，对北郊区人有着赤子般的火热情怀，所以走到哪里都深受欢迎，上至区委书记，下到平民百姓，他都能聊到一块儿去。有一次，为了完成天穆公社一篇长篇通讯的写作，他和时任天穆公社党委书记的郭醒民彻夜长谈，转天工作人员来清理卫生时，发现两个烟碟里都塞满了烟头……

我和刘万友老师除了自己采写的新闻报道常登《天津日报》外，还发动全区的通讯员给报社投稿。有时通讯员写好了稿件，跑到报社请胡冰修改，他从不嫌麻烦，一字一句审查修改，很快就能见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北郊区在《天津日报》的上稿量、采用量每年都名列全市各区县前茅，多次受到报社和北郊区委、区政府的表彰。

后来，胡冰同志因积劳成疾，53岁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我们不仅失去了一位好老师，也痛失了一位志同道合的老大哥。胡冰去世前，曾不舍地对家人说："这些年来，我与三阳感情很深，真不乐意这么早就离开他，我和他还没呆够呀！"听着这些发自肺腑的话语，我不禁喉咙哽咽，潸然泪下……想起胡冰……

文/郁三阳

初次与《天津日报》农村部记者胡冰相识，是在我插队落户的北郊区小淀公社刘安庄大队大队部。

刘安庄地处宜兴埠北8里处，交通不便，全村4000余人，是北郊区有名的贫困村，社员们劳动一天仅能挣到七八毛钱。那时，村里家家户户养猪，大伙儿常拉着板车去红桥区的天津白酒厂拉酒糟，一点点攒钱，把猪养肥了再出售。1970年6月，我下乡到这个村，被分到条件稍好的第四生产队。我每天坚持下地劳动，下工后就帮大队写黑板报、写各类汇报材料，不知不觉成了村里小有名气的"秀才"。一天，村头的大喇叭突然喊我去大队部，进门后，大队刘书记指着一个陌生人介绍道："这位是《天津日报》社的胡冰记者，来咱们村报道普及大寨县的情况。你们也看到了，自从去年年初天津市委派工作队进驻咱村，大力开展基本路线教育，全村农业学大寨的工作有了很大进展。从今天起，你就不用下地了，陪着胡记者采访，一定要协助完成好这次新闻报道任务。"

为全面了解村里一年来的变化，我们一起召开了各种座谈会，详细记录全村开展基本路线教育、推动农副业生产发展的事迹；还深入田间地头和副业厂，实地探访一年来村里发生的巨大变迁，每一个细节我都仔细记下，生怕有丝毫遗漏。采访的间隙，我得知胡老师原籍是北郊区宜兴埠公社一大队，是文革前河北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毕业后分配到《天津日报》农村部工作，作为报社驻北郊区的特派记者，他常采写这里的新闻事件。

采访结束后，胡老师和我一起研究写作提纲。他让我先谈谈想法，可我这辈子头一回接触新闻报道，哪能马上列出提纲呢？胡冰见我面露难色，点上一支烟，耐心地娓娓道来，我则低着头一个劲地记录，生怕漏掉任何一个重要节点。只用了半小时，提纲就列好了，我拿给胡冰审阅，他看后说："列得还挺全，你看看还有什么需要修改补充的？要是没有，就照这个提纲写吧，写好后送到报社给我，我看看怎么样。"我一听连连摇头，推辞道："我可写不了，还是您自己来吧。"胡冰笑着鼓励我："万事开头难，你是老高中毕业生，又出身文化家庭，我相信你一定能写好，我在报社等你的好消息。"

胡冰走后，我仅用一天就写完了报道。转天，我骑车到和平区鞍山道的《天津日报》社——那是一座气势恢宏的五层欧式老建筑。在农村部宽敞的办公室里见到胡冰后，我递上稿子，不好意思地说："您可真敢打鸭子上架，我费劲巴力才写完，要是写得不好，您就大删大改，实在不行就推倒重来吧。"胡冰给我倒了杯茶，接过我的"处女作"仔细看完，笑着说："真是难为你了，没想到你字写得这么好，文字表达能力也挺强。放这儿吧，我回头改改，过几天见报。"胡老师这般爽快的性格，让我打心底里喜欢。

大约过了五天，意想不到的是，我俩共同撰写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好，北郊区刘安庄学大寨见成效》一文，竟刊登在了《天津日报》的显著位置。经过他的修改润色，文章主题突出、情节生动，我打心底里佩服胡老师的文字功底。村里的干部社员看到报道后，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劳动积极性也空前高涨。大队刘书记特意让我给胡冰老师打了个电话，代表村大队部向他和报社农村部的领导表示感谢与敬意，并欢迎他常来村里采访。正因刘安庄渐渐有了名气，又是天津市委关注的热点，从那以后，胡老师时常来村里采访，村里的新闻也屡屡见报。一天，胡冰对我说："你再写两篇新闻报道，写好后送到北郊区广播站，找编辑刘万友，让他在全区广播一下，岂不更好？"

于是我立刻动手写了两篇稿件，送到北郊区广播站。找到刘万友编辑说明来意后，他热情地说："欢迎欢迎，胡冰同志已经跟我提过你了。你是老高中毕业的知青，有一定写作基础，我们区广播站正发展通讯员队伍，下期通讯报道员培训班，你就准备参加吧。"不久后，我接到了区广播站的通知，脱产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通讯员学习班。在这宝贵的一个月里，刘老师系统地给我们讲解新闻写作知识，还带领我们深入基层采访先进事迹。他还让我把重点稿件寄给胡冰，当我再次在《天津日报》上看到自己的稿件时，心里真是美滋滋的。

1975年，因工作需要，我被调到北郊区广播站担任记者，和刘万友老师一起承担全区的通讯报道任务。从那以后，见到胡冰老师来北郊区采访的机会就更多了。1980年11月11日，胡冰和刘万友一起到小淀公社采访，突然跑来一位交警，说附近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6人受伤。胡冰和刘万友立刻带着公社广播员王文艾赶到现场采访，还打电话让报社留出版面。稿件由胡老师带回报社后，仅隔一天就刊登在了《天津日报》头版，这般速度真令人叹服。

听说我们要举办通讯报道员培训班，他不怕路远，坐一个多小时公交车赶来为通讯员讲课，还帮大家修改文章，推荐到报社发表。期间，要是有通讯员得了小病小痛，他会主动为其把脉用药、解除病痛——因为他家是传统中医世家。通讯员王文艾的姐姐住在甘肃兰州，因病需要一味当地难买的中药，胡老师费了不少劲找到药源，给寄了过去。他向来秉承亲民爱民之心，对北郊/区人有着赤子般的火热情怀，所以走到哪里都深受欢迎，上至区委书记，下到平民百姓，他都能聊到一块儿去。有一次，为了完成天穆公社一篇长篇通讯的写作，他和时任天穆公社党委书记的郭醒民彻夜长谈，转天工作人员来清理卫生时，发现两个烟碟里都塞满了烟头……

我和刘万友老师除了自己采写的新闻报道常登《天津日报》外，还发动全区的通讯员给报社投稿。有时通讯员写好了稿件，跑到报社请胡冰修改，他从不嫌麻烦，一字一句审查修改，很快就能见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北郊区在《天津日报》的上稿量、采用量每年都名列全市各区县前茅，多次受到报社和北郊区委、区政府的表彰。

后来，胡冰同志因积劳成疾，53岁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我们不仅失去了一位好老师，也痛失了一位志同道合的老大哥。胡冰去世前，曾不舍地对家人说："这些年来，我与三阳感情很深，真不乐意这么早就离开他，我和他还没呆够呀！"听着这些发自肺腑的话语，我不禁喉咙哽咽，潸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