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计算之变
文／钱塘丐叟 应子根
计算之道，溯源甚远。初时以指为筹，继以绳为记，后乃有算筹列阵。时序流转至今，早已天翻地覆。
幼时习算，先生授以口算。每晨天未亮透，书斋里便飘起九九歌诀，"一一得一，一二得二"，孩童的嗓音脆如碎玉，在晨光里滚来滚去。那先生是瘦长身量，青白面皮，皱纹里总嵌着些粉笔灰，像落了层永远掸不去的霜。背不出口诀时，戒尺便在掌心落下，不重，却足够让孩童们脊背发紧。我不算聪颖，偏能将那些数字串子嚼得烂熟，大约是怕了那尺上的凉意。
进了高小，始学竖式。加减乘除皆要在纸上列队，数字对齐如兵卒站阵，小数点要像界碑般立得笔直。同窗里有个姓赵的，算学尤其好，竖式写得如蝇头小楷，横平竖直，连进位的小数字都像精心点上去的朱砂。先生常举着他的本子在讲堂上晃："看看这阵仗，将来必是个掌账的好材料。"后来听说他去了肉铺，每日挥刀剔骨，白围裙上溅着红血点，那漂亮的竖式，大约早被猪油蒙了，再也见不到光亮。
算盘是见过的。街口杂货铺的掌柜有一架，乌木框子被摩挲得发亮，算珠油润如琥珀，像浸了几十年的月光。掌柜算账时，三指如蝶穿花，算盘珠噼啪作响，时而急促如骤雨，时而轻缓如流泉，账单一报，分毫不差。我曾趴在柜台上看入了迷，他便停了手，指腹蹭过一颗算珠："这物件，要的是手熟，熟了，珠子自会跟你走。"后来铺子关了，门板上贴了泛黄的封条，那架算盘，许是被收进了哪个落尘的木箱，再无人问津。
可是1965年我老爸当生产队实物保管员，晚上分粮食一定要按分配方案占比分给各户，非用算盘不可，我就默默在学，后来1967年后我当了大队会计，算盘就是形影不离的助手。
1972年我们的公社陶书记，有一具长方形计算器，是他女儿几经周折从美国搞回来，是我们三溪公社第一个计算器。我当时算是先进的大队会计，代公社文书汇总年报，还是靠两把19档的算盘连接起来用，目睹此景，真如神器降世。巴掌大的匣子，黑塑料壳泛着冷光，摁下去时"咔嗒"一声，再复杂的数目也能即刻吐出。对我们来说是高不可攀。借来看一眼都是奢望。
那时候学校的老师是拍着讲台反对，说这是要断了学子的思考根脉；未过半年，办公室里却也飘起按键声……
后来几年，连菜市场卖菜的老妪，也有蓝布帕子里裹着个计算器，算账时掏出来，粗笨的手指在按键上慢慢挪，老花镜滑到鼻尖，眼睛几乎要贴上屏幕，像在端详什么稀世珍宝。
电脑来了，才是真的改天换日。先是立在机房里的庞然大物，绿屏幕上跳动的数字像鬼火，后来渐渐缩成桌面大小，如今竟能揣进衣袋。计算成了最轻巧的事，轻得像吹过耳畔的风。人们不再费心记数目，都把记性交给了机器。曾遇个少年，问他七乘八是多少，他眼皮都没抬，摸出手机扫了一眼。我追问为何不自己算，他扬着下巴道："有现成的工具，何必费那个劲？"阳光照在他脸上，稚气未脱的眉眼间，竟有些理直气壮的理所当然。
手机如今成了人的另一双手。计算、记事、通话，无所不能。地铁里、餐桌上，人们低头盯着屏幕，指尖翻飞如捻珠，像对着掌心的方寸天地虔诚朝拜。计算本身早已不是难题，难题是人们渐渐忘了如何计算。
偶有闲时，我仍会铺开稿纸列竖式。笔尖划过纸面，沙沙声里，数字列队而行。并非留恋旧物，只是怕那点与数字周旋的本事，会像杂货铺的算盘、肉铺的账本一样，在时光里慢慢蒙尘，最终连影子都寻不见。
窗外的年轻人正对着手机笑，屏幕的光映在脸上，忽明忽暗，像极了当年书斋里跳动的烛火，只是照的，早已不是同一片天地。
2025年7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