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仲哲著长篇小说《回眸春秋》连载之
第一章 到了恋爱年龄
一九六六年夏初,部队在取消军衔前,晁喆是一名中士军衔的班长级。取消了军衔制后,全军上下从元帅到列兵,一律是红五星帽徽和两个红领章。干部与战士的区分,只是干部军装上衣多了两个衣兜,布料及颜色完全一样。说起来,晁喆自一九六二年六月入伍后到一九六四年进入军校只穿了两年战士军装。他自进入军校后就开始领取上衣四个兜的干部军装。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周岁的晁喆,从战士被提升为国家二十三级干部,并被任命为四川省某军分区司令部管理科书记,还兼任着共青团四川省某军分区工委副书记。由战士时的每月10元津贴,变成每月的薪金52元,加上3元钱的地区粮食补贴,可以领到55元。
晁喆已经在部队服役近四年,一直没有回过家。
当干部以后,在没有结婚成家前,每年可以有十五天的探亲假。
六月份,在离开家乡四年的时候,晁喆才请了探亲假,回到了家乡。
晁喆当兵前,在一所学校念书时,好像与一个女同学彼此有些好感。由于年龄小,就是互相看着时,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不像与别的女同学交往那样自然。
当兵后,晁喆与这个女同学有通信联系。互相写过几封信,虽然没有明确的涉及是否相恋相爱,言语中总是有着一些朦朦胧胧的意思。
晁喆已经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了。心想,这次回家要找到这个女同学,好好交谈交谈,增进感情,拨开朦胧的面纱,进而发展成为“恋人”。
回到家后,在一个同学的帮助下,晁喆找到了这个女同学。相互见面后,交谈了分别四年来各自的情况,一个来小时的交谈还是比较融洽的。分别时约好了第二次相见的时间。
然而,第二次的相见仅仅二十分钟,这个女同学却告诉晁喆说,她的家里不同意她与“当兵”的人相处,如同是棒打“鸳鸯”各自飞,自此再无往来。晁喆面对这种情况,觉得也没有什么,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没有缘分嘛!
当时,晁喆的父亲还出现一种罕见的疾病,虽然症状初显,也使他很是忧虑。加之十五天的假期很快到了,只好悻悻地返回部队。
回到部队后,尽管部队的首长和同志们,也不时的想给晁喆介绍“对象”;因为工作原因他与地方上的同志有些联系,有两个女青年也有意向他“靠拢”,他都是婉言谢绝,不去理会。
晁喆觉得西南地区人们的生活习惯,与北方人的生活习惯是截然不同的。
特别是,南北方的交通还极不便利。晁喆这次回家探亲的单程,是比较顺利的,还用了八天多。一个往返,就半个多月。
《论语》中《里仁》篇里说,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从某种意义上讲,晁喆也认为自己是远离故土的“游子”。尽管这个“游”,是神圣的,是为了保家卫国。
晁喆想,一旦有一天,自己完成了使命离开部队,恐怕还是要“落叶归根”的。
所以,晁喆很明确地表露出,只想在家乡找“对象”。这就自然而然地,阻却了一些人向他发起的“爱的攻势”。
一个“风华正茂”的解放军军官,在部队多年,也没有交往过一个女朋友,更谈不上有个合适的“对象”相处,往往是会被一些人“耻笑”的,晁喆则安然处之。
一九六七年夏,晁喆从四川省某军分区第二次回家探亲。
这次在途经北京时,他到一个大学里找到了在那里念书的二表姐。这个二表姐,是他大姑妈的二女儿,她比他大几个月。
晁喆与表姐已经有十多年没有见面了,他们分别时还都不满十岁。当二表姐看见这个穿着军装的解放军找到她时,很是惊讶。
“请问,解放军同志,你是找我吗?”
“请问,你是彦华姐吗?”
“是啊,请问,你是谁?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彦华姐,我是晁喆啊。一是想来看看你,二是我想到天津去看看我大姑和姑父她们”。
“你是晁喆吗?哎呀,十多年没见了,我都不敢认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个学校呢?”
“去年我回家探亲时,我父亲告诉的,说我姑父写的信中提到你考上了北京这所大学,我就找来了,没想到还真找到你了”。
“是嘛,啊,晁喆,他是我的好朋友,姓白,你叫白哥吧”彦华姐向晁喆介绍她身旁的一个男同学。
“白哥,你好!”晁喆与白哥握手问候。
“你好,晁喆”。
“那,晁喆,我和你白哥带你在北京玩两天吧?”
“彦华姐,我探亲假时间不多,我想下午就去天津看姑姑和姑父,你告诉我怎么能找到就行。谢谢彦华姐和白哥。我入军校那年和去年探亲,已经来回北京三次了,这次就不想在北京逗留了”。
“那这样,咱们先到食堂吃饭,然后,我与你一起回天津”。
“彦华姐,你们现在在‘闹革命’,你离开行吗?”
“现在也不上课,我们学生知道啥呀,瞎闹,没事。老白,谁问就说我头疼看病去了”。
“没问题,你和晁喆吃了饭就回家吧,一两点钟有趟车,四五点钟就到天津了”。
后来,彦华姐和白哥大学毕业,她们结婚组成了家庭。五十多年后,晁喆与老伴带女儿女婿及外孙在北京拜访了她们。
在列车上,彦华姐跟晁喆说了不少学生“闹革命”的事情和北京的见闻,姐弟俩也各自谈了一些家庭与亲属的情况。
到天津姑姑家后,姑姑和姑父,表哥啓维、弟弟正维和妹妹曼笛、小笛对晁喆的到来非常高兴,还把已经结婚的凤华大表姐和晁喆大姑父的弟弟满堂叔也找了回来。亲热地交流了一段家常之后,全家人一起请晁喆去吃了一顿“狗不理包子”。
饭后,在回家途中,街道上出现了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几十个方队,每个方队都有一百多人。他们身穿工作服,头戴柳条帽,手拿钢钎,嘴里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八二五”等口号。
“晁喆,天津分为天派和地派,这是要武斗啊”。啓维哥跟晁喆说。
“啓维哥,你是哪派的呀?”
“我嘛,哪派也不参加,我是逍遥自在派”啓维哥笑着说。
晁喆这个啓维表哥是刚从空军地勤部队退伍不久的军人,一九六四年八月,晁喆去重庆军校报到途经北京时,还到他所在的部队看过他。
第二天,告别了姑姑一家,晁喆乘火车返回英平市。
回到家后,晁喆看到父亲的病情有所加重。
过了两天,晁喆带父亲洗个澡。然后,就带着父亲去沈阳,到沈阳军区总医院给父亲看病。医生看完后,告诉晁喆说,“你父亲的病在国内没有特殊的治疗方法,只能慢慢疗养”。
父亲的病情使晁喆更加忧虑,但是,他却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