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之锚

                           王侠

2025年7月，闻名于世的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被曝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生活奢靡、私德失范等系列丑闻。这位曾以“佛门CEO”形象活跃于国际舞台的“宗教领袖”，其崩塌速度之快、反差之剧烈，远超公众想象。社交媒体上，信徒的哀嚎与围观者的嘲讽交织成一场精神地震——人们突然深切的意识到，那些被供奉在神坛上的“大人物”，不过是肉身凡胎的普通人，他们的光环往往源于信众的集体投射，而非真实的道德完满，而且一个个的连普通人都不如。

这一事件并非孤例。从娱乐圈“国民偶像”的吸毒嫖娼，到学术泰斗的论文造假，再到商业巨擘、私企的偷税漏税，还有一些人根本不读马列毛的著作，致使当代社会正经历一场持续的“权威祛魅”。几十年来，当释永信们用袈裟包裹的贪婪被撕开，当“大师”们的光环被真相灼烧殆尽，国人不得不直面一个残酷命题：若将信仰寄托于具体的某些人，最终将迎来幻灭；唯有将信仰锚定于超越个体的真理，才能够获得永恒的力量，而且要非常坚定与明确的指出：这就是共产主义！。

人们对“大人物”的迷信，是由理想变为向钱看，其本质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心理炼金术。在宗教领域，高僧大德被塑造成“现世佛”，其袈裟成为信徒与超验世界的中介；在商业领域，企业家被包装成“时代先知”，其语录被奉为圭臬；在文化领域，明星被异化为“完美人格”的化身。这种造神运动背后，是三重心理机制的共谋：

1. 认知的懒惰：在信息爆炸时代，人们渴望用简单的符号替代复杂的思辨。将“大师”的只言片语当作真理，省去了自我探索的艰辛。

2. 情感的代偿：当个体在现实中遭遇无力感时，便通过膜拜“强者”获得虚幻的力量转移。释永信的信徒中，不乏将人生困境归因于“福报不够”者，其本质是对结构性矛盾的逃避。实际上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变种。

3. 权力的共谋：某些利益集团刻意制造“神圣性”以为自己为家族攫取资源与财富。少林寺旗下公司曾被曝出通过“开光法器”“祈福法会”等名目敛财，正是利用信徒的敬畏心理完成资本转化。有些级别的人的，从中少不了渔利。这也就是有人多次举报，但结局是查无此人，查无实据。甚至最终是迫害了举报人自己。

这种迷信的代价是惨烈的：当信徒发现“圣人”私生活的糜烂，其精神世界便如多米诺骨牌般崩塌。更危险的是，大人物崇拜会异化为精神鸦片——人们不再追问“真理为何”，而沉溺于“谁掌握着真理”的权威叙事。这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异化”：人创造了偶像，却被偶像所奴役。

释永信事件撕开了宗教世俗化的疮疤，却也为中国社会提供了一次信仰重构的契机。当佛陀的“众生平等”被扭曲为方丈的特权，当“普度众生”沦为商业营销的噱头，人们终于看清：真正的信仰从来不是对某个人的盲从，而是对终极价值的坚守。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信仰展现出其超越性的光芒——它不需要一个“活着的救世主”，而是将“全人类的解放”作为集体实践的终极目标。

共产主义信仰以唯物史观为基石，揭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将人类命运归还于自身的实践。这种彻底的理论清醒，使其天然免疫于个人崇拜的病毒。

从延安窑洞到深圳特区，共产主义信仰始终在与时俱进中保持生命力。它不依赖某个“圣人”的诠释，而是通过“实事求是”的方法论，让每个人都能成为真理的探索者。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命题消解了任何“特殊人”的道德豁免权。当释永信们用“修行”包装特权时，共产主义者早已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判：任何脱离群众的“神圣形象”，终将被历史淘汰。

这种信仰的升维，在焦裕禄、张桂梅等共产党人身上得到完美诠释。他们从未要求群众“崇拜”自己，却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赤诚，成为真理的践行者而非占有者。对比之下，那些靠“开光加持”敛财的“高僧”，显得何其渺小！

当代中国的精神困境，不在于“没有信仰”，而在于“信仰的失焦”。很多很多的地方已经没有红色的革命的书籍与文章。也把革命的言语真理的知识当做敏感话题加以遏制。当消费主义将一切价值标价为“成功学”，当短视频用“仁波切”制造新的精神快餐，共产主义信仰恰似一座灯塔，其光芒穿透迷雾，指向三个维度：

1. 历史的确定性

从南湖红船到脱贫攻坚，中国共产党人用百年实践证明了：共产主义不是乌托邦，而是“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的科学道路。当释永信们沉迷于“少林寺上市”的资本游戏时，共产主义者正在雪域高原铺设铁路，在悬崖村架设天梯——这些具体而微的“人的解放”，比任何“祈福法会”更接近佛陀的“慈悲”本义。

2. 个体的超越性

在共产主义伦理中，个人的价值不在于“被多少人膜拜”，而在于“为多少人服务”。张桂梅身患重病却坚持办学，其力量源泉绝非“圣人光环”，而是“让大山里的女孩走出世代贫困”的信念。这种信仰让个体超越了生物性局限，在“为人民服务”中获得了永恒性。

3. 批判的彻底性

真正的信仰必然包含自我否定的勇气。当某些宗教团体用“因果报应”为不平等辩护时，共产主义者敢于承认：“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种不讳疾忌医的清醒，使其能够不断自我革命，避免沦为新的教条。

释永信的崩塌，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它提醒我们：任何将信仰具象化为某个人的企图，终将在人性的复杂面前溃败。而共产主义信仰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它不需要“人间神”，而是将火种传递给每一个普通人——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在这个意义上，每个坚守共产主义信仰的中国人，都是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者”。我们不必等待“救世主”的降临，因为“人民就是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我们无需恐惧权威崩塌的黑暗，因为真理的光芒早已内化为“实事求是”的实践智慧。当释永信们忙着用黄金打造袈裟时，真正的信仰者正在黄土地里播种春天——这或许是对“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最深刻的诠释。

让崩塌的归于崩塌，让光芒的永远光芒。在共产主义信仰的照耀下，每个平凡人都能成为自己的灯塔，每条崎岖的道路终将通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彼岸。其实，说白了，共产主义及共产党的宗旨很简单：即近的，为人民服务；远的，共产主义！别的，均少不了是挂羊头卖狗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