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上中学时，我们为什么那么爱笑。课上课下，常常会见到我们笑成一团，笑得前仰后合，笑得满脸通红。

　　笑的缘由，大抵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有一次是因为林潇。那天上午，第三节课刚上不一会儿，“梆邦梆”有人敲门，林潇撞进门来，只见她半边脸上涂着厚厚的一层黑药膏，柏油似的。前天她脸上长了“黄水疮”，今天早晨去医院了。看着她那小鬼儿似的脸，男生女生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林潇呢，竟也嘿嘿地笑着。老师也笑了，但他敛起笑容，用手势示意打住，可笑声仍然一浪高过一浪。老师只好命令全班齐读课文……

　　这件事的确有点喜剧色彩，以至多年后我写这件事时还是忍俊不禁。但是，在那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里，显示了少男少女的活泼烂漫，有时候，我们的笑声是那样的粗野刺耳，充斥着无知浅薄与偏狭冷漠。

　　一次历时两周的“学农”回来，在奔驰的大卡车上，人高马大的刘明瀚深情地说:“快到家喽！就要见到我亲爱的妈妈了……”

　　他不大的声音却像导火线，引爆了满车笑声。淘气包罗刚尖叫道:“哪儿的醋瓶子倒啦，怎么这么酸呐？”女生王红也咯咯笑着说:“挺大个男生，他怎么那么……”

　　刘明翰红着脸说:“笑什么笑？难道你们就不想念自己的爸爸妈妈吗？”一一笑声止了，身旁几个女生的眼圈红了……

　　那时，连结婚证书上都要印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只讲“阶级情”、“同志情”，而真挚的亲情有时却被扣上“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帽子。每当我回忆起那尖利难听的笑声时，一种人性被扭曲的悲哀便会向我袭来。

　　我最愧疚的是那次大笑。那是在一节政治课上，讲课的是戴着深度近视镜的吴老师。她大学学的是生物，一直讲的也是生物课。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生物、外语、地理课都被砍掉了，学校安排她教政治课。那节课的主要内容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吴老师为说明某个观点而举了个例子，她讲道：有的人大病初癒，特别想吃某种食物，这不是馋，而是身体需要。她正讲着，前排罗刚高举起他那瘦伶伶的胳膊，吴老师只好让他发言。罗刚站起来挤眉弄眼地说:“今天早上我朝我爸要钱买冰糖葫芦，我爸不但不给我钱，还骂我是馋鬼。放学回家我就告诉他，吴老师说了，我这不是馋，而是身体需要！”说完，罗刚脖子一扬，作一本正经状。哄堂大笑。吴老师说了句什么，但瞬间淹没在笑声的狂潮里。忽的，我和同桌的笑容僵在了脸上一一因为吴老师那苍白的脸色、那满眼冰一样的悲凉……罗刚笑得前仰后合。忽听教室后面一个男生瓮声瓮气地叫道:对！我也向我妈要一毛钱买冻梨，吴老师说的，这不是馋，这是身体需要！”在一阵放纵的哈哈声中，吴老师拂袖而去。

　　在我的记忆中，那粗厉粗野无知狂妄的笑声，永远也不会化为一缕轻烟而随风飘散，那笑声化作了一条高悬于头上的皮鞭……

　　柏雁翎：笔名雁翎，大连市中学高级教师，朗诵联盟会员，国际朗联主播。爱好文学和朗诵，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诗歌散文等数十篇。以直面人生，关注底层，我手写我心为创作宗旨。2025年获得华鼎杯十佳朗读者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