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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传
文 /易介南
一
我们家三代祖传中医眼科，在我手里失传了，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我父亲易孟良是株洲的名老中医，曾是株洲县第二届人大代表、株洲市第一届政协委员。《株洲县志》是这样记载的：解放后，眼科医生易孟良，先后治好数名双目失明病人。株洲作家聂鑫森在《斯文渌口》里有一段记述：在探访渌口老街时，我想起一件往事。1984 年春，我与叶之蓁到北京去读中国作协名下的中央文学讲习所第八期，有位来自西藏的同学是名小说家，叫范向东，因眼病屡屡求医，十分烦恼。叶之蓁想起当时的渌口本土青年作家易介南，其父易孟良为著名中医，尤有家传治眼病的奇药奇技，乃让范向东暑假来渌口老街的易府就医。范向东下榻于县总工会招待所，隔几天便去易府问诊，捡好药再回招待所。易老的仁者之心和精湛医术，令我们感动。
聂鑫森和叶之蓁是我文学上的老师。尤其是之蓁，写小说很有成就，影响很大。我当时也主要学习写小说，与之蓁走得比较近，经常登门讨教。他是第一个到我家就诊的作家。有一次，他两只眼睛又红又肿，难受得要死。一进门父亲就给他点了自制的眼药，要母亲马上熬上一副药。再张罗几个菜，拿出好酒，把之蓁做贵客接待。之蓁说，酒怕是不能喝吧？父亲说，酒一定要喝，好得快！于是主客畅饮，谈笑风生。点了几次眼药，吃了一剂中药，酒力推动，果然见效很快。下午离开，肿也消了，红也退得差不多了。之蓁是我的文友，又是父亲的病友，他常常到我渌口家中做客，特别喜欢跟我老父亲聊天，经常被父亲的风趣幽默逗得仰头大笑。
叶之蓁第一个介绍到我家看病的是叶蔚林。那时我还在株洲县一中教书，在我的记忆里，叶蔚林是来看病最多的作家。因为叶蔚林的眼病是慢性病，眼病有“眼百剂”的说法，吃药比较多，也不用经常登门就诊，写信给我告知病情，我再回家让父亲转一张单子，再寄给他。叶蔚林老师写作比较忙，经常也不在家，我给他夫人寄单子和眼药的时候比较多。最近清理旧物，居然找到一封叶蔚林老师当年的信。
易老师：你好。寄来令尊所处第二次药方收到，连吃八付之后，果然见效。现在我的眼睛已基本恢复原状，可以阅读、写作了。当然，还是不能过分疲劳，这是正常的。谢谢你的热情帮助，谢谢令尊高明的医术。本当登门道谢，但我急于去西安，且容后补行吧。请代我向令尊致意。另外，今后眼睛的保护，不知还可以服点什么药，也请令尊再予指明。你如来长沙，务请到舍下一叙。我住在省花鼓戏剧院(窑岭)离火车站颇近。再次表示感谢。
握手
叶蔚林
1982 年 5 月 16 日
文学名家和中医世家通过我曾经有过这样一段交集，在岁月的长河中，我还能够打捞出这么一点记忆的碎片。生长在中医世家，以我具备的文化素养，理应学医成为我们家第四代传人。站在父亲的肩膀上，经过多年的历练，或许还能够成为中医眼科名家。但是没有，易孟良中医眼科在我手里失传了。
二
把祖传的医术传给我是父亲的心愿。父亲是株洲县人民医院的医生，1974 年母亲因病退休，我顶职进了卫生系统。父亲认为是个机会，找卫生局领导要求我跟他学医。我记得那天晚上，父亲去领导家回来时极度失望的眼神。当时“极左”思潮盛行，领导告诉他不能让医术再在家族传承。于是，我被分配到株洲县八斗医院当会计，那年我十六岁。在偏僻的八斗乡里，我开始了我的文学创作，有了当作家的梦想。1978 年，父亲成了县人大代表和市政协委员，他可能是在提案中提出了要我学医的要求，我被从八斗医院临时调到县人民医院跟我父亲学医，也穿着白大褂坐在父亲的对面。那天是父亲最高兴的一天，他高兴时喜欢架着二郎腿抖腿，我看他抖了一天。那天我们聊得很多，父亲把他积攒的厚厚的一沓病历拿给我看，他准备出一本《易孟良中医眼科医案》。他连封面设计都想好了，下面写着易介南整理。我们家有祖传的眼药，一个水剂一个粉剂，由父亲亲自制作。病人在医院药房拿了药，还必须回到诊室领眼药，父亲会详细说明点眼药的方法和注意事项。父亲还拿出那小小的药钵，平时没事的时候他就是捧着这药钵，一边碾药一边与人聊天。带我坐门诊的头一天，他便开始教我怎么力量均匀地碾压眼药粉。知子莫若父，我当时发表的习作他不管懂不懂，都拿来认真地看。他知道我的梦想是当作家，他说，学医和当作家不矛盾，当医生可以接触各种各样的人。既当医生又可以写作当作家。直到今天，退休赋闲在家，才明白父亲给我的人生规划是多么正确！开个诊所，一边看病一边写作，是多么惬意的晚年生活啊！可惜，我当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父亲的安排。我准备考大学，父亲找人给我找了许多复习资料，要我考湖南中医学院。考中医学院也要考理科，他给我的复习资料都是理科的。我瞒着他私下里准备的是文科考试，进文科大学。直到我的大学通知书来了，他才知道我考的文科。虽然有些失望，但毕竟考上了大学，上个专科在那个年代也是莫大的幸运，因此高兴很快就压过了失望。跟父亲穿着白大褂相对而坐，跟着他抄处方学医，大约就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人生几十年，那几个月的生活几乎没有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什么印象。我完全按自己的设计开始了我的人生旅程。但是，辜负了父亲的期望还是有一些负疚。我曾经试图弥补，参加中医自学考试，医古文和中医诊断学都考过了。我还试图把祖传的两种眼药申报药准字，请书法家李立用篆体书写了药名“点滴明”。后来因为行政事务繁忙，这一切都彻底放弃了。看到我成家立业，父亲似乎对家学后继无人也没有多少遗憾了。
三
父亲退休后，在渌口老街开了一个眼科诊所。叶蔚林、范向东大约是那个时候去我家看病的。家里没有人学医，我和我哥哥是一文一武。哥哥介白从小就会装收音机，在工厂装汽车，玩鸟枪，玩摩托车。一头鬈发、高鼻梁、八字胡，是渌口老街最酷的“白爷”，他不是学医的料。嫂子下岗在家，文化不高，人却聪明贤惠，跟着父亲打下手学医，制药捡药都是她的事。诊所的事务就靠她撑着，诊所就开在哥嫂家。父亲住在县医院的宿舍，诊所在老街上。他每天从家里去诊所要经过长长的老街，两边是卖菜的市场，做生意的都是渌口街上的熟人。吊诡的是，父亲是著名的眼科医生，自己眼睛视力却只有零点几。戴着眼镜都看不清，街坊私下里叫他“易嘛子”。（“嘛子”是渌口话，看不清楚的意思）但父亲头发很好，一头乌亮的头发，他又爱整洁，每天梳得整整齐齐。穿着中山装，背着手，从菜市场走过。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人也看不见，但个个是熟人。街边都在喊：易医生，早啊！也会有人喊孟公！上班了！甚至有无聊的还会喊易嘛子！父亲都会一一客气作答！有一天，有人喊：孟公咧，路上小心，莫绊哒，把你脑壳上一碗扣肉倒掉了！满街的人都笑了。父亲回来跟母亲说：他们笑什么？母亲说道：你头发好，乌黑的，像一碗扣肉罩在头上！
那时来就诊的人都叫病友，病友是医生与病人之间一种真挚的特殊的友谊，这种友谊甚至可以维持一辈子。父亲跟每一个病友都要说个长篇，一定要把病人说得面带愉色，他才摊开处方开药。母亲有次给我们讲笑话说，一个乡下妇女脸晒得墨黑的来看病，你父亲不断地夸她长得雪白素净！他其实是很懂心理学，知道什么人喜欢听什么话，总捡病人喜欢听的话说。“看病不能像审官司一样！”这是父亲的原话。
如果你能听懂他的方言，父亲的语言是极富表现力的。我们兄弟姐妹五人，有四个下乡，每一个人的着落，他都操碎了心，经常为我们的事去找人。回家后我们一家人围着他，听他讲登门求人的经过。怎么进门，怎么落座，怎么起身，怎么出门。平淡的叙述，我们都能感受到主人的傲慢无礼，父亲的卑微尴尬。父亲叙述中传达的令人窒息的气氛压得我们心里隐隐作痛。但是，不管什么样的生存环境，父亲都掩饰不住他风趣幽默的天性。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父亲接受劳动改造，每天拖板车，中山装的上衣口袋上要挂一个白布做的标签，上面写着“地主分子易孟良”，这当然是一个耻辱的标记。他回家给我们描述，他如何把牌子别在中山装的口袋盖上，平时塞进口袋里，掩饰这个标签不让人看见。见了纠察队的人就悄悄摸出来。父亲给我们演示，脸上露出狡黠的笑容。
父亲一辈子生活在渌口，几乎没有出过远门。只有一南一北两次出门，南边是去广州，北边是去北京，都是他一生中刻骨铭心的经历。
母亲48岁就退休了，因为得了癌症。那是家里最困难的时期，父母都在单位受管制，每人每月只发十八块钱的生活费，一大家子要生活。母亲的咽喉部位有肿瘤，打听到广州的医院可以治。家里经济困难，父亲从没有出过远门，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他还是勇敢地带母亲去了广州治病。一个多月的治疗效果不错。母亲活到八十多岁，广州的那家医院一直坚持了几十年的患者回访。广州的经历成为了父亲的历险记，他一辈子不断地做笑话跟人描述跟广东人说话的笑料。几乎是不能语言交流，他都是用笔写条子问路、问事情。见人就伸手递一个纸条：同志，请问某某路怎么走？也不等人回话，就递过一支笔，因为别人回话，他也听不懂。广州同志就接过笔在纸条上写好再交给父亲。父亲说广州人说话像骂人，其实问什么都很热情，不嫌麻烦，还跟他笔谈。他带回来一大堆纸条，上面是他用柳体字工整地写下的问话，下面是千奇百怪的回答的字体，还画了许多图画。
父亲说在广州住宿很难找，他都是带着母亲住在旅馆的大通铺里。白天牵着母亲去医院治疗，母亲额头上扎着手巾，两人走在广州的大街上，一个人不认识，一个地方都不熟。父亲笑着问母亲，婆婆子，这些人看我们两个，像不像讨饭的？母亲叹一口气说，哪里是讨饭的，我们是来讨命的。
改革开放后，日子过得很好了，看父母身体还好，行动也方便，我要带他们出去旅游。做了很多工作父亲才同意出门。问他想去哪里？父亲说，别的地方没得看头，北京还是要看看！我们做了详细的北京旅游攻略，征求他的意见，他只说要看毛主席纪念堂，其他都没有要求。到了北京，我们直奔毛主席纪念堂。记得那天我们上公交车，父亲步履轻快，车上的人还没有下他就往车里钻。下车的是一位北京老大爷，身体肥胖，拄着拐杖，对急于上车的父亲说，劳驾！劳驾！父亲赶紧让开让他下车。车上坐下，父亲闷闷不乐。我问什么事？父亲不高兴地说，他骂我老家伙！他自己就是个老家伙！我说他不是骂你老家伙，北京人客气，说的是劳驾，请你让一下。父亲听了才转怒为喜。
父亲很认真地瞻仰了毛主席纪念堂，他看得很仔细，回来路上也没有多说话。去时激动，回时安静。只有看毛主席纪念堂时是情绪高涨的，看北京其他地方都激不起他的情绪。就是进了故宫，他也没有表现出惊讶，面对这金碧辉煌的宫殿，他就像故地重游一般平和。他重人不重物！何况那人是神一般的存在，父亲一辈子命运都与他息息相关。“我就要看看他。”父亲来北京的路上几次跟我念叨。那是他的命运之神！
四
父亲抽烟，也爱喝点酒，七十三岁就患肺癌去世了。他生病住院期间，我已经调长沙工作，回渌口不便，主要照顾他的是我的哥哥和嫂子。我只是星期五赶回渌口，星期天回长沙。平时夜里都是老兄守着。
父亲最后念叨最多的就是我们没有小孩。我兄弟姐妹五人，哥哥姐姐都有子女，父亲的孙辈四男三女，七个，就差我们再生一个就可以凑齐一桌了。父亲说，你们生一个吧，生个妹子也行，扎个小辫子，多好！我们帮你们带呀！我和老婆不生，我们当时是决定做丁克夫妇的。父亲是视我这个儿子为骄傲的，他认为我什么都强于他，家里什么都由我做主，但我们不要小孩这件事，他不在乎我所谓的主见，不断地念叨，好像这是他至死都不能放下的事。我没有能够给父亲送终，每次说不行了，我赶回家待几天，他又好转了。送终的是我老兄，他一直守护着父亲，夜深人静的时候，默默地在病房的走廊里抽烟，然后把烟盒纸折成仙鹤。哥哥心灵手巧，他会折各种姿态的仙鹤。父亲的遗体离开了病房，我发现病房的抽屉里床铺上到处都是仙鹤，一包烟的纸盒只能折一只仙鹤，沉默的老兄，经历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啊！
神奇的是父亲走了，我妻子怀孕了。并且一切顺利，生下了一个女儿。协助接生的，是株洲最有名的妇产科专家郭益逊，我出生是他接生的，四十年后又看着我的女儿出生。他是我岳父母的朋友，四川人，文雅，说话有点磕巴。他下来提前给我报信道喜，弄……弄瓦之喜！我知道是个女儿，这一代四男四女凑齐一桌，这是父亲的愿望。我女儿距她年龄最近的一个表姐差了十八岁，她是八个孙辈中唯一一个没有见过爷爷的孙女。当护士第一次把她抱出来给我看，我与她四目相对，那眼神太熟悉了，是爷爷的眼神！女儿的性情也像爷爷，两岁时发烧，半夜我们带她去医院打吊针，出门时她难受得眼泪巴巴，还不忘提醒我，爸爸，电关了没有？水关了没有？操心管事啊！爷爷的孙女，家族的基因遗传确实神奇！
自己有了女儿，才理解感受了父辈对儿女那种牵肠挂肚的痛感。没有陪伴儿女成长的经历，没有做父母的快乐和忧愁，人性也是不完整的。
五
父母虽然不在了，渌口老街上“易孟良眼科诊所”的牌子还挂着。老嫂子支撑着诊所，跟父亲学医多年，一般的眼病她还是能诊治。侄儿侄女都有别的工作，都不学医，诊所后继无人。我也退休了，其实一辈子努力，两个目标都没有实现。既没有成为医生，也没有当成作家。人生还是有些遗憾。想起父亲给我的人生规划：开个诊所，一边看病一边写作，这种美妙的晚年生活的情景唤起了我的激情。虽然六十岁了，何不从头开始？渌口的诊所还在呢。
于是，我又一次参加高考，报考了专升本的函授考试，考入湖南中医药大学中医学专业学习。通过两年的艰苦学习，2022 年获得了国家承认的湖南中医药大学中医学的本科学历。湖南中医药大学就是当年我父亲心目中了不起的湖南中医学院，我有生之年终于实现了父亲的心愿，他儿子考上了湖南中医学院，拿到了本科学历。我想父亲在天之灵也会欣慰的。原打算拿到文凭后就去考执业医师证书，但是，通过两年的学习，在中医的门口往里面打量，窥见中医学问的广博宏大，胆子就没有那么大了。中医也和艺术一样，是以经验为中心的，更在乎口传心授。这时候我才理解了父亲曾经说过的话，“看书郎中看不得病”。郎中是在长期的诊疗实践中练就出来的，还必须有师傅领进门。我这张文凭迟了四十年，父亲已经不在了，我也没有了实践的机会。我怎么能凭一张文凭，凭跟父亲几个月的坐诊经历，就敢独自在渌口“易孟良眼科诊所”坐堂开诊！我没有去考执业医师证，也彻底失去了传承易孟良中医眼科的信心。红彤彤的中医学文凭只能成为我老年生活的健康指导。
中医眼科在易家失传已经不重要了，科技的发展，现代的眼科学术水平是四十年前的中医眼科不可同日而语的。天堂里的父亲看到我的文凭，他应该没有遗憾了。虽然学医，我没有遵从父命，但生女儿我还是听从了父亲的意见。我也理解了父亲念念不忘的并不是我不学医，而是必须生一个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在我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医眼科在我手里失传了，但易家的人脉后代没有在我这一支失传，这可能是父亲最在乎的事。
‘“传宗接代”这是人类最基本的职责和人生最基本的意义，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中怎么就变成了封建落后的观念？
我们糊涂，而父亲是明白人。
(此文刊于《湘江文艺》202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