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祖父张铎，我是见过的，却只剩模糊影子。1982年4月23日上午，他的追悼会在县人民礼堂举行。听爷爷说，群众敬送的花圈里里外外有上百个，时任地委常委公安处处长冯子英、区中级人民法院同志及全县各单位代表围满会场，葛勋业县长致追悼词，整个会场沉浸在哀痛中。

曾祖父张铎，字增福，1914年5月6日生于神池县东湖乡九姑村。祖父张教新是宁武书院的入院秀才，因慈禧西逃后科举废弛，入仕无门，随父张敏（小名四老万，创立“敏事堂”）回乡种田、倒粮。四老万见二孙喜文好学，取“增福相公”（民间称文财神）之意，为其取名“增福”。

1922年，曾祖父入私塾至三年级辍学。受父亲“学富五车不如实业养家”的影响，他弃文从商，随父学种田、跑生意。祖父担心次子步长子庆福（因吸大烟堕落）后尘，1930年春为他娶了石窝村韩芝兰为妻——这也是我后来被寄养到石窝村的缘由，图个亲上加亲、有口奶吃。曾祖父话少，唯独“闲不住”，正如祖父常说：“多动才能生钱，多动才能把家过好。”

奶奶常讲，婚后那年秋收，曾祖父陪媳妇回娘家，二话不说拿起镰刀割莜麦。老丈人家的亲戚想试探这个新女婿，故意占了两头地畔，让他割中间的垄。众人开割后，曾祖父把“闲不住”的劲头全使了出来：你割三拢，他割五拢，弯腰“一搂二握三镰刀”，转眼到了地头，身后的人还没割到一半。“爱劳动的好女婿”从此成了他的标签。

1937年七七事变后，“鬼子”打着大东亚共荣的旗号入侵，九姑村虽未遭“三光”，却因交不出钱粮半数人被吊打。曾祖父被打后仍坚持地下工作：白天借“巡田”站岗放哨，把鬼子动向记在烟盒纸上；晚上揣着窝窝头钻进玉米地，给群众讲抗日道理，还偷偷往八路军秘密粮仓送自家的莜麦、布匹。有次传情报被伪军盘查，他装成货郎，把情报卷成细条藏在秤杆里，凭一口本地话混过了关。1938年6月，经郑文理、陈继禹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九姑村农救会主任。

一年秋日，十几个鬼子带翻译进村缴粮。曾祖父组织群众上山后，独自留下应付。汉奸翻译和两个鬼子闯进来时，他挡在门前解释，却被鬼子用刺刀架住脖子——血顺着衣领渗进棉袄，他盯着鬼子的军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鬼子逼问粮食和抗日分子的下落，他忍着痛说：“全村都在为皇军收秋，保证提前上交，都是良民……”鬼子扫兴之下，烧光了三间东房才离开。弟弟张琴见他脖颈血痕，执意参军，后编入八路军第一野战军第九师二十六团。

1945年8月神池解放，汉奸逃到未解放的宁武县，唆使伪军暗杀曾祖父和王成业。伪军行至坝堰梁，见神池城内满是八路军，只得灰溜溜返回。

1946年10月，神池启动土地改革试点，曾祖父任行政村组长。他白天扎进雇农家算“穷根账”，晚上围油灯造土地清册，祖父张教新还带头焚烧自家地契。这场改革让百姓翻了身，也让他积累的威望与能力，为后来挑更重的担子埋下伏笔。

1947年9月，晋绥边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建立的重要抗日根据地）颁布《战时公粮条例》，急需熟悉基层的干部。曾祖父因土改表现突出，调任神池县第四区区长。这年西北遇40年大旱，他把家安在烈堡乡窑洞里，跑遍千家万户宣传《土地法大纲》，救灾时与百姓同吃同住，多次用工资为灾民购粮，甚至把家里的农具送出去。我后来扶贫驻村时，总想起他这股劲——一心为民、吃苦耐劳的精神，始终影响着我。

1949年，曾祖父任五寨专署神池一区副区长，离家虽近却极少回去。爷爷说，家里有堵墙，曾祖母用锅底黑灰点满黑点，1947年起每个点都代表他回家的次数，“像游击队的班、排、连”。二姑奶奶秀莲也说，四五岁时竟不认识父亲，开饭时哭闹着不让“生面人”上桌。爷爷还提过，他难得回家，会摸着墙上的黑点叹口气：“今年又欠你们太多。”

1951年任兴县专署神池县司法科科长，次年赴北京政法学院（时址沙滩红楼）参与全国司法改革轮训。331名学员中他年纪最大，笔记却最厚，日记里写：“旧社会断案靠‘官威’，新社会要靠‘法理’。”他追着教授问“如何让百姓看懂法条”，课后还和河北干部模拟调解婆媳纠纷。结业带回的《司法手册》写满批注，后来神池法院第一套“通俗化审判流程”便源于此。1953年7月起，他任忻县专署神池县司法科科长。

1954年神池县人民法院建成后，他历任县委委员、公检法党总支书记、院长。一次下乡，有人反映村里有懒汉：不参加活动，连发放的莜麦都懒得磨，直接炒着吃。他让通讯员把铺盖搬到懒汉家，要同住。懒汉家乱得下不去脚，他收拾干净才上炕。清晨他担水、生火，懒汉说“省得我动手”；第二天照旧；第三天他挑担时，懒汉终于夺过担子，哭着保证好好做人。后来这懒汉当了村官，总说：“张院长教会我咋做人。”

在法院任职的几年里，他跑遍了辖区的山山水水，既用法律条文为百姓断是非，也用泥土里长出的智慧解纠纷。而时光跨入1950年代末，一场更大的考验正悄然来临。

一年冬日，他去忻州开会后，与西八县同志乘火车到宁武，再步行返乡。时已深夜，雪厚一尺，寒风刺骨。他建议住一晚，有人却急着回家。无奈之下，他买了棉花让大家塞在小腹保暖，每人喝碗辣椒水再赶路。行至坝堰梁山，几人冻得掉队。他忍着刺骨寒风回城后，立刻派人带棉衣棉被上山接人——其中一人已昏迷，另一人冻得麻木，嘴里反复念叨：“不听张院的话……”

1958年，神池、五寨、岢岚合并为五寨大县，他任晋北专员公署公安局长、法院院长等职，办公在五寨。张贵叔说，大饥荒时，父亲张明（乳名三白）领面时在路上舔光了，叔伯兄弟张壁叹道：“‘灰小子’（晋北方言，指调皮孩子）把全家口粮舔完了，去五寨找饭吃吧！”二姑秀莲和大伯张显走到五寨，被刘翠英接待时，曾祖父正在北京开会。大伯到五寨后仍顽皮，把法院玉米苗当“兵”操练，搬邻家花盆，惹得人打趣“村猴子”（当地对农村孩子顽皮的戏称）。几日后曾祖父回来，默默带全家在神池县城安家。

从饥荒年月到经济调整时期，他手中的权力始终围着“百姓冷暖”打转，从未向自家倾斜分毫。1961年，他任忻州地区神池县法院院长，工作认真，自奉俭约，从不用权力为子女谋好处。作为行政16级干部（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等级制度，16级属中级干部，对应一定待遇），他本可享受购粮证，却在1962年压缩城镇户口时，带头放弃城市待遇，转成农业户口，让儿女回村种地。他每月寄回工资帮扶村民：张成全父母双亡，他常年送钱送物；张壁的女儿生孩子遇险，他急得在单位打转，最后县武警中队20余名战士献血，才救回张常娥。

1966年8月大串联开始，时代的浪潮骤起，曾祖父的人生也随之卷入漩涡。他将近半年未登家门、未发书信，直到1967年2月才传来消息：刚蹲了禁闭。二姑奶奶说，他大冷天被关了40天，白天和张维业等人拉水浇菜——冻裂的手攥着铁桶柄，血痂与冰碴粘在虎口；晚上学政治、做检讨。一日上厕所时，他咳嗽引发高烧昏迷，被送进医院，革委仍让他打扫卫生。儿孙去看他，见他面黄肌瘦，想帮忙却被拒绝，只能含泪望着他在医院蹒跚的背影。

1973年冬，历经风雨的他因身体透支严重提前退休在家静养。1977年地区中院请他回去，他已力不从心。1980年，他常捂着肚子干活，念叨着想见老朋友，却因家事未能如愿。

1982年2月，他病情加重，二爷爷和父亲陪他去忻州求医，院方迟迟不给病房。父亲想起时任忻州地委组织部部长的郭伦，上门求助后，郭伦怒斥医生：“没有这位老革命保江山，哪有你们的饭吃？”入院后才知，他已是胃癌晚期。

住院时，二奶奶身怀六甲，二爷爷两头跑。他从不叫痛，四爹张德看望时，他只让找护士，问起病情总说“没事”。3月转院回县医院，二爷爷忍不住求他：“您爱民如亲，就不能给我调个好工作、给儿媳转正？”可当领导问他有何家庭要求，他只说：“家里很好，把我的党费补齐就行。”

曾祖父就是这样：爱劳动，爱民如亲，忠党守规。曾祖母总说他忙，不是外出取经，就是下乡济贫，常挂在嘴边的是：“大家好，自己才会好。”

1982年4月20日，他永远离开了我们。2017年4月20日，时隔35年，我踏着他的足迹下乡扶贫。那些年，我和农民同吃同住，一起下地抓产业，不嫌脏累。有次帮贫困户抢收莜麦，老乡笑说：“你割得比当年张院长还快！”我忽然想起他当年跟老丈人比割麦的模样。“大家好，自己才会好。”村里老人总说：“这后生，跟当年张院长一个样——心里装着咱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