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情况不断变化 

 

晁喆他们二百来名学员，都是从全军各部队经过考试合格，“政审”通过，被招入军校的。可以说，这些学员都是原部队培养的军官“苗子”，就因为学校“整风”，暂时离开学校。有一些学员去了新疆等地部队，晁喆他们约一百名学员，分乘四辆汽车，经过三天多的山路颠簸，晁喆留下印象较深的是在四川的雅安住了一宿。最后，就被送到大山深处自治州首府那里的四川省某军分区。

晁喆被安排在军分区机关的电影队当放映员兼广播员，他们区队第二十三班的四组副组长小邵被安排到军分区驻布拖县的教导队当文书，还有一个小柳被安排到军分区警通连当战士。也就是说，只有晁喆他们三个人留在了分区机关和直属单位。有二十来人被安排在军分区以汉族战士为主的一个团，其余都安排到军分区的以彝族战士为主的另一个团当战士，仅有几个下士军衔以上的担任了班长或副班长，他们都在离分区机关很远的彝族自治县地区。

事后，这批学员“留”在了大山这里军分区部队，学校再无“过问”。

在大山的军分区部队一年多，就晁喆与几个战友提为国家二十三级干部，当了军官，其他学员意见很大。又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学员们反映非常强烈。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学员感到是受到军校的“迫害”，加之同时被安排到其他部队的学员，来人进行“串联”，在大山的军分区很多学员要回到军校“造反”，以期得到“合理”的安置。

晁喆因为回家探亲，铁路运输中断，刚刚回到部队，看到一些在基层部队的学员陆续向军分区聚集。

有些学员就“鼓动”晁喆来“带头”。还有的学员说“你晁喆在学校就是我们的学员组长，那可是总参谋部某某局任命的，你们几个到军分区后提了干部的，不能不管我们这些还没有‘提干’的学员们呐”等等。

晁喆就跟学员们说“战友们，我不能带这个头。是，我们几个提了干部，我也认为你们都应该‘提干’。可‘提干’是干部科和分区党委来决定，我也管不了啊。再说了，我们离开军校都快三年了，你去‘造反’？据说黄校长和其他领导早就换了，咱们根本不了解学校的情况，你造谁的反？特别是，咱们是军人，现在在部队不是在军校，中央军委明令部队，除军校外不得搞‘串联’，不搞‘大革命’。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们都忘了？”

“那，照你这么说，是这么回事。可是，我们怎么办？”一些学员说。

“好办那，大家有想法、有问题、有要求向组织反映啊”晁喆说。

“那我们向军分区领导反映行不行？”学员们问晁喆。

“战友们那，你们这不是考我吗？我说行。但是，你们一大帮人都去不行，去两三个代表嘛。但是可但是，我事先声明，你们的行动可不是我鼓动的。我前面说的，可以向组织反映，这是组织原则嘛，你们也都清楚的。我不是怕事，这个事没必要把我牵进去吧”晁喆把话说完，正好他的科长叫他，他离开了学员们。

这些学员们一商量，真的就选了代表，找军分区领导反映。军分区领导立即汇报给成都军区，成都军区请示总参谋部后，竟然同意派三至五名学员代表，去成都军区反映情况。

这几个代表又提出非要由晁喆带队，说什么晁喆既是学员组长，又提了干部，他们都是“班长级”的战士，晁喆去更有“代表性”。

军分区首长针对这个情况，就指定晁喆带领四个学员为代表，并且指定由晁喆为主谈代表，到成都军区汇报和反映学员们的要求。

晁喆和四名代表乘三天长途客车到了成都军区，向成都军区干部部反映学员们的意见。

成都军区干部部听完晁喆他们的陈述，表示向总参谋部沟通后答复，让他们先在军区招待所住下，等待答复。

在等候答复的空闲，晁喆同四个战友游览了成都的几处名胜古迹，还留下一个合影记念。这也算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的“旅游”。

第三天，军区干部部的领导召见晁喆他们说，经过请示解放军总参谋部某某局，最后答复四条明确的意见。就是“一、不允许学员再回学校，因为学校早已停课，正在‘闹革命’；二、已经提为干部的，原则上不准离开大山军分区；三、现在还是战士的，本人要求调回原部队的可以允许；四、个人在学校自书的‘历史思想自传’可以从个人档案中撤出”。

晁喆征求其他四个代表的意见，大家表示可以接受。

晁喆他们一行返回部队汇报，并由晁喆传达了上级军区的这四条意见。其实，在他们离开成都军区后，上级的意见已经下达给军分区。

上级这个精神，却给晁喆一个提出调回老部队的机会。

晁喆就向军分区领导提出因为父亲病重、交通极不便利，一旦父亲病危打来电报也赶不回去。尽管说“忠孝不能两全”，有尽孝的条件时，子女应当加以尽孝为调离理由。

军分区的首长先让司令部的参谋长和晁喆的科长找他谈，没有做通晁喆的思想工作。

之后，军分区首长经过研究，又让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后勤部部长司、政、后三个部门的首长共同找晁喆再谈了一次话，就想挽留他，让他留下不走。

首长们说，你小晁已经提了干部，在哪个部队都一样，军分区领导还很看好你。言外之意是要“培养培养”。

可是，晁喆“固执己见”。就跟首长们强调说“三位首长，我理解分区领导的意思，上级说的是提为干部的原则上不准离开分区，并不是‘命令’嘛。再说，我不是因为父亲病重，咱们这里交通不便，我也不想离开分区啊，我赶上有这个调离的机会，回到老部队锦市离家就十来个小时坐火车的时间，从咱们这里坐汽车三天才到成都呢，一次探亲假，光往返的路程就半个多月到二十天。我谢谢首长们对我的关心培养，就同意我调回原部队吧”。

最后，在晁喆的一再要求下，首长们还是同意了他调回到锦市地区驻军的老部队。

并且，首长们对晁喆格外“开恩”，对他因为父亲病重，给予经济补助一百八十元钱，这相当他当时三个多月的工资。此外，还给他提前开了两个月的工资，调转介绍信到原部队的报到的时间，为一九六八年一月。

后来，参谋长还特意跟他说“小晁啊，分区首长原来真是不想让你走。你父亲病重的情况确实存在，领导研究把你的报到时间推迟约两个月，回去带父亲好好看看病吧。回到老部队好好干，你还是很有前途的”。

“谢谢参谋长，也请参谋长代我谢谢分区首长，我回到老部队一定好好干，不辜负分区首长的培养教育”晁喆很激动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