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你又偷钱！”8岁的李建明举着半截铅笔跑进来，小脸上满是倔强。他刚从里屋出来，正撞见哥哥把几张皱巴巴的角票塞进裤兜。这对相差四岁的兄弟，平日里总凑在一起掏鸟窝、摸鱼虾，可在“规矩”这件事上，弟弟像个小大人，眼睛里容不得沙子。

李建军慌忙把钱往柜里塞，手却被弟弟死死拉住。“放开！”他压低声音，额角青筋跳了跳，“说了别告诉爸妈。”

“就告！”李建明梗着脖子，小拳头攥得发白，“爸爸说偷东西是坏孩子，你再这样，我现在就去找他！”

“你敢？”李建军猛地甩开他，眼里的慌张变成了狠劲，“你要是说了，我就……我就再也不带你去后山摘野枣了！”

李建明被他推得趔趄了一下，却更执拗了：“我不管！偷钱就是不对！”他转身就往门外跑，要去田里找正在干活的爸爸。

李建军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上次偷钱被爸爸发现，皮带抽在背上的疼还没忘。他冲上去抱住弟弟的腰，死死把他拽回来：“别去！我给你买糖吃还不行吗？”

“不要！”李建明挣扎着，声音越来越大。

恐惧像藤蔓一样缠住了李建军的心脏。他看了一眼墙角堆放杂物的地下室入口，那里阴暗潮湿，平时连猫都不愿意进去。一个可怕的念头突然冒了出来：“建明，你看我给你藏了个好东西，在地下室里，比野枣还甜呢。”

李建明果然停住了，眼里闪过一丝好奇。他从小就信哥哥，哥哥说后山有会发光的石头，他就跟着在草丛里刨了一下午。

地下室的门吱呀一声被拉开，一股霉味扑面而来。李建军拉着弟弟的手往下走，楼梯上的灰尘沾了两人一裤脚。“在哪呢？”李建明仰着头问，声音在狭小的空间里回荡。

李建军反手关上门，从墙角摸出一卷透明胶带——那是爸爸上次修农具剩下的。“就在这儿呢。”他按住弟弟的肩膀，不等对方反应，就把胶带往他手上缠。

“哥，你干什么！”李建明吓哭了，手脚乱蹬。胶带越缠越紧，勒得手腕生疼。他的哭声越来越响，李建军慌了神，怕被路过的邻居听见，抓起胶带就往弟弟嘴上糊。

“别叫，千万别叫……”他喃喃着，胶带一层层封住了嘴巴、鼻子，直到那张小脸上再也发不出一点声音。李建明的眼睛瞪得圆圆的，里面还含着没掉下来的泪珠，像两颗浸了水的玻璃珠。

李建军瘫坐在地上，看着一动不动的弟弟，突然觉得浑身发冷。他连滚带爬地冲出地下室，反手锁上门，疯了似的往村外跑。跑到后山时，裤脚被荆棘划破了好几个口子，脚心也被石子硌出了血。

傍晚，李建军的父母扛着锄头回家，发现屋里空无一人。“建军带着建明去哪野了？”妈妈擦着汗问，往灶房里添了把柴。等饭做好了，兄弟俩还没回来，爸爸才有些着急，喊上邻居往村头村尾找。手电筒的光柱在黑暗里晃来晃去，喊“建军”“建明”的声音此起彼伏，却只有山风应和。

第二天一早，警察来了。村里的大喇叭一遍遍喊着两个孩子的名字，警车在狭窄的村道上来回穿梭。李建军躲在深山的岩洞里，听着远处隐约的警笛声，啃着昨天顺手从家里揣的半块干硬的馒头。他不敢回去，可山里的夜太冷了，肚子饿得咕咕叫，树叶上的露水根本解不了渴。

第三天中午，当他看见山下炊烟袅袅，闻到家家户户飘来的饭菜香时，终于撑不住了。他踉踉跄跄地走回村口，正好撞见拿着寻人启事的爸爸。爸爸看到他，手里的纸“啪”地掉在地上，冲上来抱住他：“你去哪了？建明呢？”

李建军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指着地下室的方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当警察撬开地下室的门时，阳光斜斜地照进去，照亮了地上蜷缩的小小身影。胶带被小心地揭开，露出的却是早已失去温度的脸庞。妈妈当场就晕了过去，爸爸抱着头蹲在地上，发出困兽般的呜咽。

李建军被警察带走时，回头看了一眼自家的屋顶。烟囱里还冒着烟，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可他知道，有些东西永远不一样了——那个总跟在他身后喊“哥”的小尾巴，再也不会追着他要野枣了；爸爸宽厚的肩膀，再也不会让他靠着撒娇了；妈妈纳鞋底时哼的小调，他再也听不到了。

审讯室里，警察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李建军低着头，声音细若蚊蝇：“我怕他告诉爸爸……我没想到会这样……”

他想起小时候，弟弟总把舍不得吃的糖塞给他，说“哥比我大，该哥吃”；想起下雨时，两人共撑一把破伞，弟弟的半边肩膀总被淋得湿透；想起昨天在山洞里，他摸黑从口袋里掏出颗糖，那是前几天偷钱买的，本来想分给弟弟一颗。

可现在，什么都来不及了。

红木柜上的铜锁依旧挂在那里，只是再也不会有孩子踮着脚去够它。李家的堂屋从此没了笑声，只有妈妈时常坐在门槛上，望着后山的方向，手里捏着两张一模一样的虎头鞋——那是她连夜给两个儿子做的，还没来得及穿。

村里的老人说，这孩子是被惯坏了。第一次偷钱时，爸爸只是骂了句“下次别这样了”；第一次跟人打架时，妈妈忙着给对方赔礼，回家却给儿子煮了个鸡蛋。他们总说“孩子还小”，却忘了小树苗长歪了不及时扶正，长大了就再也直不了了。

后山的野枣熟了又落，再也没人去摘。只有风穿过树林时，好像还能听见两个孩子的笑声，一个清脆，一个稍显粗哑，缠在一起，消失在空荡荡的山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