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沁，我梦中的军营（5）
丰功伟业（1）
文/铁八师 靖陕零
关于八师医院在科右中旗的第一炮是如何打响的这个话题，战友们在回忆时众说纷纭。
一种说法是，刚到中旗不久，急诊接到一位因土墙倒塌砸伤的牧民。由于压埋时间较长，被救出时双下肢已经发黑发紫，肿胀得像两只橡皮桶，硬邦邦的，足背动脉也摸不到，病人处于休克状态。
挤压综合征！大量肌肉组织坏死后产生的代谢产物导致酸中毒、血容量不足、电解质紊乱、急性肾功能衰竭。病人休克时血管瘪细，静脉不好找，何况当时肢体肿胀得像马上要爆裂的气球。真佩服我们老兵，能在第一时间用最快的速度开通两条静脉通道，为抢救争取最佳时机。乔先立、于秀琴、胡建国、宋晓青还有一下子叫不出名字的老兵，不知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卫生三班在锅炉房前的合影。 右起前排： 李彼得 蔡永亮 第二排：刘俊英 陈运兵 余健康 第三排：蔡其鸿 赵兴龙 游付萱 邓永见 刘正奎
那个年代医院没有血液透析机，各种监护设备也非常简陋，挤压综合征死亡率非常高。科室安排双特护班子：即每班由一名医生和一名卫生员组成，每日三班。中心静脉压测定是因陋就简，将一根输液皮管固定在标注了刻度的小夹板上，小夹板绑在输液架杆上，皮管经三通连接上腔静脉与生理盐水瓶，通过调整夹板高度来调节零位水平点。
化验指标显示：病人出现了弥漫性血管内凝血、多脏器功能衰竭的征兆，病情越加复杂严重，急需大量血浆和酚妥拉明注射液，中旗血站、旗中心医院、医药公司给了我们全力的支持。
保住生命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截肢，但是病人还很年轻，又是一家老小的依靠，下肢高位截肢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医院组织危重症病案会诊，我们都心知肚明，按所长的一贯风格，此时定是不计个人荣辱得失：即保命又保肢！
记得病人双下肢减压术后回到病房，医护人员围在病床前眼巴巴看着导尿管滴下来的尿液，由浓酱油色一点点渐渐变成生抽色、咖啡色、深黄色……那时那刻觉得这尿液就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宝物。经历了无尿期、少尿期、多尿期、恢复期，大家的心情随着病人的病情而起伏，值班人员起初是每15分钟测一次尿量、比重和渗透压并做记录。生命体征平稳后，又历经了几次清创、抗感染、植皮手术，病人终于痊愈出院并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
在科右中旗时简陋的手术室，老战友能看出哪位是我吗？
另一种说法是：中旗正在建电视（一说是广播）转播塔，施工作业时，一位工作人员不慎摔下来，致脑外伤、脊柱、肋骨、肢体多处开放性骨折、血气胸、一侧肩关节撕裂翻转。伤员接来时深度昏迷，生命危笃。医院迅速组织抢救，颅脑手术和骨科手术同时进行。姚所长、李副所长、柳吉明和鲁连城主治医师、荣锦、徐绍浩、余国民、吴信甫等医生，麻醉医生金连成和手术室的同志都参加了抢救。具体谁在台上手术，谁在台下做胸腔闭式引流，谁在做深静脉置管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的场面紧张有序，协同作战配合默契。为了组织血源，部队拉来了一解放牌汽车的战士，在门诊排着队抽血配型，临床也抽人去检验科帮忙。
科右中旗群众回忆当年八师医院抢救地方伤员的情形
老乡介绍四十多年前在帐篷医院接受治疗的经历
按时间顺序，第一种说法可能性比较大，今年夏天黄友忠战友回科右中旗故地重游，与几位群众聊起当年事，他们对铁道兵医院抢救的那位“被土墙砸坏了腰子”的病例至今记忆深刻。而从影响力来说第二种说法也不无道理，毕竟伤员所在单位与媒体有关，报纸电台报道宣传、领导走访慰问，部队医院一时名声大振。突然暴增的门诊量，医院有些应对不暇，只好要求来就诊的老乡，一律出示公社盖章的介绍信，这个权宜之策一直持续到翌年正式病房盖好以后。
根据我自己的记忆倒推，抢救挤压综合征病人后不久，师部给了中旗医院一个去北京瞻仰毛主席纪念堂的名额，领导商量后决定让我去，说是可以顺便回家看望一下生病住院的父亲，同时到北京多跑几家医药公司，采购些酚妥拉明注射液。当时这个药比较紧俏，我担心数量不够，打回电话请示领导又捎带买了一批妥拉苏林。毛主席纪念堂1977年竣工，时间上应该是吻合的。
“抢救了辣么多伤员，好像每天都是在抢救，哪个记得到先后噻！”在微信群讨论时，当时的代理护士长、卫生班班长余健康如是说。
前排左起：边立元、XXX、倪利军、关俊杰 。后排：付兆文、刘成富、兰先图、余健康
余健康对两位重度烧伤病人的救治过程记忆犹新：
1979年4月中旬，内蒙铜矿两位矿工一个是嘎斯车司机，一个是采购员，拉着一车加满汽油的油桶（每桶二三百斤汽油），行驶在草原上。突然车上的汽油着火了，两个人首先想到的是不能弃车而逃，那样会引发草原大火，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将车开到水库边，为了保护国家财产，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爬上车将装满汽油的桶一个一个往水库里推，燃烧着的汽油喷洒在他们身上，形成两个火球。为保护草原，两人全身特重烧伤，其中一个，耳朵鼻子都烧没了。是牧民群众发现后送到了我们医院，伤员意识不清，不知道姓名、单位和住址。入院登记时我们给两位英雄临时取名叫 “山虎 ” 和“黑龙 ” ，全院领导及医护人员投入紧急抢救，十几名医护人员连续三四个星期，每天三班倒。一个星期后发生了绿脓杆菌感染，每天换药一名医生加两名护理人员就得花近一小时。全身从头到脚全部都是纱布裹着，有几个新入伍的女兵吓得嗷嗷叫并剧烈地呕吐，那时79年入伍的新兵还没有受训，就安排她们给患者生活护理，一周后她们才开始卫训。每个病人都是两条输液管道，鼻饲混合奶。记得当时参加的医生有荣锦、徐绍浩、鲁连成、余国民、易炳才等。护理人员可多了，记不得了。大概张选民、张宏就、余健康、谭国梅、宋黎新、陶亚军、游付萱、祁滕永、余秀燕、周志恒等。每天每人用日本进口的羧苄青霉素（每支4元多）三十支左右吧，反正光配药兑药都要花好多时间，用的是一百毫升的注射器（可想用药量之大）。也不知几天后患者单位领导得到消息到医院来，我们才知道两位伤员的真实名字。交押金是一张盖好章的空白支票，花多少填多少。近四十天以后病情稳定了，能自己进食及大小便了，神志也清楚了。我们医院又给病人做了多次植皮手术。那时我才知道原来植皮也可以像贴邮票那样。两位病人痊愈以后，到上海做整容去了。铜矿的领导为了感谢我们医院的领导及医护人员，没有物质感谢，来医院连续放了好几晚上电影，每晚两部片子。我们精神上打牙祭了！
余健康云淡风轻的叙述背后，是医护人员几十个日日夜夜的辛勤付出。伤员入院初期，光是呼吸道烧伤这一项就带来许多困难，鼻子都烧没了，氧气怎么输入？鼻饲管如何插？大面积烧伤，全身没有几处完整的皮肤，翻身怎么翻？换药怎么换？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需要恒温恒湿的无菌病房，简直是异想天开！
“铁道兵面前无险阻”“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大家群策群力，开动脑筋，制作了带烤灯的床架，上面覆盖无菌大单并每班更换无菌床品； 房间定时紫外线消毒，消毒液擦拭；门口放置消毒液浸湿的垫子，医护人员进门前更换无菌隔离服、鞋帽。每次换药，需要几个人抬起无菌床单先将患者放入40多度的消毒液大浴盆中浸泡，待结痂软化后将积脓的软痂剪掉，清洁创面。换一次药得一个多小时，每个人都汗流浃背。
自体植皮，谈何容易！哪有几处完整的皮肤呦，只能第一批邮票状皮瓣成活后，作为供体为第二批提供皮源，这个方法，被我们称之为：农村包围城市！
余健康说：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两个患者，一个少年名叫哈巴斯根，蛛网膜下腔出血，这个小患者抢救成功治愈出院的（当时做了气管切开的）。还有一个女青年叫六月，患风湿性心脏病（胸片看到心脏像个皮球）心衰很重，当时医疗条件有限，治疗用药剂量（像毛花苷C）记得当时靖助理亲自动手做了一个（在输液瓶莫菲式滴管里放了一个小针头）可以控制流量更小保持治疗剂量。
余健康提到的那个叫六月的患者，是位蒙古族姑娘。入院时全身高度浮肿，端坐呼吸，口唇和肢体末端呈紫黑色。胸片上增大的心脏像只排球占据了胸腔的大部分。诊断：风湿性心脏病、主动脉瓣和二尖瓣重度狭窄伴关闭不全、心力衰竭（心功能Ⅳ级）、心房纤颤、腹水、胸腔积液、肺部感染。这个病例的救治确实比较复杂，既要保证用药和输入营养，又要严格控制液体摄入量。当年没有微泵注射器，我们因地制宜，将皮试用的小针头放入墨菲氏滴管内，消毒后再给病人输液，控制滴速流量就容易了。
六月出院以后常来看我，有时带乡亲来就诊，充当蒙语翻译。她告诉我，她是六月出生的，有个姐姐是十月出生的就叫十月。我问：“六月，你们有姓吗？”“当然有啦！”“那你姓什么？”她说：“我说了你也记不住。”她告诉了我，我果然没记住。“哪像你们汉族人，生怕把老祖宗弄丢了似的，整天挂在名字上。”她边说边咯咯咯地笑，笑起来的样子很好看。六月还跟我说了许多蒙古族女孩名字的意思，比如：琪琪格是花朵；娜仁是太阳；雅诺是月亮；高娃是聪明……“这么多美丽的名字，你们姐妹为什么叫六月十月？”我好奇地问。“我阿布和额吉他们懒呗！”她大笑起来。真希望她能远离病魔，永远这么快乐！
我和刘渭娥在中旗医院操场。左后方就是那个“著名的”厕所
余健康回忆：那时，病房是临时帐篷 ，37团派人来帮助修建越冬帐篷，用泥巴和草混合的干打垒墙，里面的工程就我们二所自己做了。用高粱秆搭建顶棚骨架，然后用纸糊上就算保温病房了。每间病房一个地火龙，每班都要专人加煤，有个别同志值班没有及时添煤火熄灭了，病房里病人冷得够呛，第二天早会上，值班人员必须受批评做检讨呢！治疗室的注射器盒里的注射器冻住拧不开，加温后才能使用。
条件之艰苦，地理环境之恶劣，二八月风沙弥漫，必须逆着风弓腰前行，不然眼睛睁不开，满嘴都是沙子。零下二十几度真可谓滴水成冰，冬天去炊事班打饭，还没走到两只碗冻结住了，要用开水烫开才能用。男女厕所是用泥巴垒的，分别十来个蹲位，每天都要用钢筋去敲，或者用蒸完馒头的热水去冲，不然会刺到屁股。还有一件让人大笑的事：第二年夏天澡堂刚建成，分别安排男女的洗澡时间，当地老百姓对这事很稀奇，（那时蒙古人是不洗澡的，也有人说他们一生只洗两次澡，出生时和临终前。）当兵的洗澡是咋样的啊？帮医院洗被服的几个妇女扒着窗户往里面看，弄得我们男兵真不好意思呢！
老兵游付萱的回忆：
我1976年入伍，卫训结束后分在病员灶，1978年到病房工作。有一天上晚班，来了一个新病人 ，给病人测完生命体征，就去库房取病床用品，这时医生的医嘱下达了需要马上执行。有一位截瘫的战士叫谢家林，本来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已经有好转，白天尿壶放在床边，他已经能自己接小便了。那天晚上不知怎么了，一会儿叫我去接尿，一会儿又要喝水，我忙不过来有点烦，就说了几句难听的话，他向护士长告我状，早会上护士长批评了我，让我写检查。我认识到自己错了，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有缘聚在一起，应当互相理解，互相帮助。而另一个和谢家林同病房的七六年广西兵，也是截瘫，生活不能自理。我上班时给他洗脸、擦身，他感动得掉眼泪，觉得很不好意思。我对他说，咱们都是同龄人，只是分工不同，你受了这么重的伤，我帮你是应该的。
游付萱说的这两位瘫痪病人，就是今年夏天黄友忠去科右中旗时路遇的老乡所提及的同病房的病友。这位老乡当时十六岁，因腓骨和脚踝骨折来住院，同帐篷病房里有两位受伤瘫痪的战士。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卫生员不怕累不怕脏，任劳任怨地为军地伤病员服务的情形至今仍让他难以忘怀。他们是卫生员，但是要同时承担护士、护理员的工作，那时医院是没有护工的，也不允许患者家属陪伴。按规定，二级护理病人就需要打洗脸洗脚水、打饭、协助擦身。一级护理更是吃喝拉撒睡全方位照顾。所以我们的卫生员值班时比现在医院的护士要忙累很多，大家都是尽心尽责，默默奉献、从无怨言。
（文中图片部分由余健康战友提供）（写于2023年11月25日，待续）
责编：槛外人 2025-8-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