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讯：“词语的非常逻辑——余怒、李海鹏的诗歌创作” 研讨会在北京举行精华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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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8月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当代文艺思潮研究所、《作家》杂志社联合主办的“词语的非常逻辑——第五届中国当代优秀诗人专题研讨：余怒、李海鹏的诗歌创作”在北京嘉禾国信大厦华致酒行总部举行。本次会议由贵州珍酒集团赞助。

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光炜主持，著名评论家、诗人宗仁发、张清华、西渡、姜涛、张桃洲、敬文东、杨庆祥、冯晏、夏可君、周瓒、冷霜、张德明、张光昕、吴丹凤、邹瑜等，分别对本届入选的两位诗人余怒和李海鹏的诗歌创作进行了深入研讨。

程光炜教授主持会议

张清华教授发言

张清华认为，余怒是一个在国内外诗人里找不到类比原型的写作者，有趣的是，他既是独属于汉语的诗人，又是汉语当中秩序的出逃者和批判者，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创设了某种新的汉语。具体而言，他的写作首先展现出站在感性和偶然一边，综合了叔本华、维特根斯坦和佛家智慧的自我主体意识和自画像意味，其次具有后现代主义式的批判性，此外还往往以情色性揭示世界的荒诞，表现出浓郁的反讽态度。最后，张清华认为余怒是一个语言本体论者，在形式上语义上成功实现了与传统诗歌经验之间既切割又返回的辩证关系。

诗人西渡发言

西渡认为，余怒的写作为非非主义的诗学理论找到了一个可能的实践方式，由此实现了对非非的“文化虚无主义”的创造性转化。生活中的经验、细节与事物进入余怒的诗中都被抽象化了，因而呈现出拒绝意义、拒绝深度的特征，由此生成一种拒绝诗意的诗意，其部分诗作在与现实的关系上表现出某种“绝缘性”。在2014年出版的诗集《蜗牛》之后，余怒的写作变得较为具体了了，使得经验在诗中更为亲近可感，纠正了此前过于被理性所限制的状态，这是非常重要的变化。余怒的写作在当代诗中是独特的存在，但也存在方法和实践上的自我重复，导致其部分诗作缺少感性的魅力，诗变成了方法的仆从。这是余怒反理性姿态的一个悖论性结果。这或许是余怒的写作需要突破之处。余怒将世界指认为不完整状态，其诗歌也由此走向碎片、非完成与不完整。在西渡看来，世界的不完整未必一定导向诗的不完整，这是余怒的写作需要反思之处。

杨庆祥教授发言

杨庆祥首先整体性地对九零后诗人写作中出现的“宋诗化”现象提出了批评，认为年轻诗人普遍存在的自我阐释过度、词语密度过大、知识化等缺陷。关于余怒的写作，杨庆祥认为他的短诗写作与简洁风格成功克服了当代诗中长期存在的长诗焦虑中的“黑格尔幽灵”，即执迷于绝对精神展开的辩证过程。此外，余怒的很多诗歌溢出了他的诗学理念，这其实是颇具创作活力之处。余怒的诗善于制造有效的空间感，他的词语简洁、恰到好处，富于留白的艺术。

姜涛教授发言

姜涛认为，余怒的写作背后具有很强的观念性自觉，但是依靠观念去写作与解构，写作也会成为观念的反题。与杨庆祥的看法相似，姜涛认为余怒的写作实践和理论并不完全一致，这恰是其写作的活力所在。余怒的诗中往往言之有物，能够触及到生存中未被充分类型化的“物”和经验，有某种生存的真实触及感和悲欣交集的触动感，这背后有存在主义的意味。从余怒的诗中，我们可以学到某种放松、松弛但又言之有物、触及痛感的能力，某种能量集中的能力与态度，这些或可纠正当下写作的某些问题，如写作的主体性太明确，主客之间的关系太明确等。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邹瑜发言

邹瑜认为，余怒诗中存在着“顾左右而言它”的语言本体论观念，突破了现代汉语中因启蒙工程而来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言工具论思维，因而抵达了鲁迅《野草》中的语言自反性状态，也呼应着乔治·斯坦纳《语言与沉默》中的沉默意义，以及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的语言本体论思想。

诗人冯晏发言

冯晏认为，余怒诗歌的实验性极具特色，突破了很多当代诗实验性的窠臼，抵达了很高的艺术境界。余怒的诗在追求语言的后现代状态时，始终带入情感的强度，这是重要的值得肯定之处。

夏可君教授发言

夏可君认为，余怒的诗一直保持了语言的先锋性、文体的复多性以及诗意的反思性，这些恰好是浪漫主义所开启的现代性写作精髓，杂说与绝对的悖论结合。余怒的诗歌文体具有多样性和实验的开放性，获得了语言狂欢的自由感，同时也避免了非非主义经验贫乏导致的枯燥寂灭。余怒由对于语言的自觉形成了自己的元诗写作，把语词翻转出各种奇妙变化，让万物都可以入诗，形成一个奇妙的混杂体。余怒的复杂文体与修辞机锋，回到了前语言的侏儒化混沌感知，形成了一种杂七杂八，繁杂多样，支离漫延，但又活泼机智的诗意语言，激发了汉语迷人的感知空间。余怒过去几十年的诗歌写作呈现了一种如此贴近生活但却又语词如此诡异的断开之间的美妙张力。

诗人周瓒发言

周瓒认为，余怒的诗极具语言实验性，将语言意识运用到极致，以无意识将新诗语言的可能性放大，背后的语言观念更偏向于一种物质化和材料化，但在写作中又努力寻求形式上的整体感或者诗性的完整性，从而就创造了一种独属于他的一种文体类型。余怒的语言实验已形成了个人风格与整体感，形成了以现代汉语所构成的抽象世界，拥有某种装饰感，形成一种以混沌为美学路径的抽象诗风。

诗人冷霜发言

冷霜认为，余怒的诗歌写作与30多年来当代诗的不同脉系均保持了距离，他的写作面貌既是一意孤行的，也是深思熟虑的。在作为一种写作潮流的“先锋诗歌”已经风流云散之后，余怒的诗始终保持着一种先锋性的姿态和立场，如怀疑主义、对宏大叙事的反抗等，余怒诗中的先锋性还体现为与安庆这一“小旮旯”的地方性经验之间的辩证关系。从《个人史》（2007）开始，可以看到余怒诗中的变化，经验性的因素开始闪现，但仍保留着其先锋的姿态与内核，呈现出狂狷与幽默的色彩，这与其诗论之间产生了缝隙与疏离，这恰好是余怒诗歌极具创造力的地方。

张德明教授发言

张德明认为，余怒的诗极具辨识度，充满了实验性，呈现的是一种碎片化的表达，充满了挑战性与风险性，可以说是在现代汉语的实验、探险上玩得最刺激、走得最远的一位诗人。余怒的诗富有禅机，要求读者的妙悟才能进入他的艺术世界，实现了古典禅机与当代实验性的有趣结合。

吴丹凤副教授发言

吴丹凤认为，余怒和李海鹏都是兼具诗人身份与理论自觉的创作者，他们的作品都兼具知性穿透与情绪感染。余怒的作品横跨两个世纪，不仅展现了语言实验的多样路径，也体现出一种深沉的自我反思机制。而诗人的持续反思不仅表现在他的文本的风格的演变上，也体现在他对语言功能、写作伦理与诗歌本体的持续的质询上。余怒始终具有一种问题意识与方法警觉，在文本中不断推动，诗的语言在自我毁损中重构自身，在不断变得不可能的状态中，始终维持着一种深沉的张力。余怒多年的写作中存在着一个清晰可辨的内在演化路径。

与会评论家同时对李海鹏的诗展开了深入研讨。西渡认为李海鹏近几年写作数量相对较少，但语调统一，个人风格清晰，辨识度高，在年轻诗人中非常突出。在主题探索上，李海鹏也颇具想法，但现有创作实践还并未充分完成这些想法，一些诗在细节的精确性上也可进一步提高。有时候过于密集的意象反而会阻碍诗意的传达，这方面可以向余怒的简洁诗风取经。

姜涛认为，李海鹏早期的诗中不乏主体的灵动与词语的精准，也更富于灵动的表达与节奏感，但是近几年的诗中反而存在着某种太过稳定的主体性状态与位置感，呼应他这几年生活的不稳定。过于稳定的气息和节奏，对不同空间一致的观看方式，使得早期诗中无拘无束的能量被分散掉了，这是李海鹏需要注意和调整之处。更重要的是，李海鹏在诗中不应该安于一个游历者、怀旧者和生存者，而是应该呈现出一个热烈的生活者。不过李海鹏诗歌中特别值得肯定的是，他要写的诗是主体康健的诗，不是现代主义的颓废的诗，这也是90后一代诗人跟上一代诗人不同的地方。

敬文东教授发言

敬文东认为，李海鹏的诗写出了当代人乡愁的可靠模式，突破了当代诗中泛滥、虚假的田园式乡愁模式。李海鹏诗中多有对“位移”的书写，其中充满对自我与人类整体性命运与历史的观感和思考。李海鹏较早的《果园手记》中的童真意味是一种优异的诗歌品质，其中的能力需要在以后的写作中延续与重新激活。

夏可君认为，李海鹏的《王独清》等诗中具有一种元诗的历史深度，这也是现代汉诗写作必须具有的历史责任，即消解汉语的暴力以及承担诗性正义的重新纠正。李海鹏的诗对于位置、空间极具敏感性，并以“位移”而伴随对于自己年岁相应的敏感，具有一种记录生活空间转换中的诗意速度，并在年轻的记忆中显示出反思的深度。《新厨师》等诗中呈现出年轻诗人自我反省的准确与深度，充满生活的细节、幻象的激发与亲密的记忆。

周瓒认为，李海鹏正处在创作力旺盛的阶段，诗句的气息都很绵长，句式比较沉稳，内在的节奏也很丰富。李海鹏写诗的十几年始终处在一种感性丰沛、精力和体力都比较旺盛，而且专注从容的状态，诗歌呈现一种稳定感。李海鹏兼具诗人、批评家、译者三重身份，因此极具写作的自觉与诗歌理想，但需要注意的是，对这种自觉也需要反思。

张桃洲教授发言

张桃洲认为，李海鹏诗中的长句式中微妙的讽喻体现着“90年代”诗风的影响，对“90年代诗歌”资源进行了有意识的汲取。张桃洲高度评价李海鹏近几年的诗歌写作，尤其是《王独清》，认为这组诗体现了李海鹏近几年慢慢心智走向成熟、沉稳，并不断丰厚的状态。李海鹏近几年的诗充满时感，也体现了年轻一代诗人对复杂历史资源、诗歌资源理解的深度与转化的能力。

冷霜认为，李海鹏的已经形成清晰的个人风格，虽然修辞非常细密，但是诗中充满实感和生活的经验，而非修辞的空转，可以看到技艺的锤炼带来的表现上的力量，如《王独清》等诗就是如此。需要反思的是，如何从日益稳定的风格中有所突破，这不是为新而新、为变而变的问题，不能仅仅留于语言和风格的表层，重要的是要在认识上有所拓展和深入，不仅仅是对诗歌的认识，更是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在热烈地生活的同时，也要热烈地认识。节奏的更新，风格的变化，根本上来自于认识上痛苦的蜕变和决断。

张德明认为，李海鹏在90后里面是特别优秀的一位，他在智性写作、身体书写等方面表现非常突出，特别是在智性表达方面达到了比较高的境界。李海鹏的长句子与其说接近“90年代诗歌”，不如说更契合九零后、零零后年轻诗人们的语感。这一代诗人过早知道了诗是什么，可能反而会遮蔽某些问题，带来写作的危险，这是需要反思的问题。学院青椒的身份与压力也会缩减李海鹏的诗歌写作时间，学者与诗人之间的纠结也是需要处理的重要问题。

张光昕副教授发言

张光昕回顾梳理了李海鹏从民大、人大、南京这十多年的人生“位移”与其诗歌写作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了李海鹏“好学生”的主体性内核，以及诗歌数量较少背后的诗学意图与自我要求。张光昕看重李海鹏近几年诗作的价值，《王独清》等诗作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诗歌节点，突破了张枣诗歌的巨大影响，告别了青春期忧郁的主体，降低了诗歌词语的密度，从而裸露出青椒时代与当下时代真实的生存状况与实感。此外，李海鹏近几年在诗歌、学术与翻译几方面呈现更为丰富的互动状态。

吴丹凤认为，李海鹏的诗兼具有知性穿透力与情感感染力，往往以空间作为切入点。李海鹏诗中的空间既是文化旅游意义上的地理之所，也是身份认知上的审视之所。作为一个位移者，李海鹏的视觉并非浪漫主义式的将空间视为一种诗性的逃逸场所，而是如实地暴露出“与世界为邻”的次元漂移与身体文化的错位旅途。李海鹏的诗歌语言中存在残缺、破碎、混搭的状态，融入跨媒介的意识，呈现出将描述和解构杂糅的语体张力，体现出“90后”对世界的感知、对外部世界的观测和表达。

余怒与李海鹏对与会批评家的评论表示了感谢，也进行了简短的回应。宗仁发最后对研讨会进行了总结。宗仁发认为，“中国当优秀诗人专题研讨”活动已坚持了五届，非常不容易。对所研讨诗人的选择，出发点非常纯粹，也有严格的标准。与会批评家对发言与研讨都极为重视、准备认真，讨论质量非常高。这次研讨的两位诗人都极具代表性，余怒是一个特立独行、独树一帜的优秀诗人，李海鹏是五届研讨会中惟一一位90后诗人，通过对这两位诗人的研讨也触及了当代诗歌写作中一些本质性问题。相信这个活动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诗人余怒发言

诗人李海鹏发言

《作家》杂志主编宗仁发作会议总结

“中国当代优秀诗人专题研讨”系列活动策划者、诗人陈陟云

“中国当代优秀诗人专题研讨”由诗人陈陟云创办并策划，从2020年至今已经举办五届。活动始终围绕着中国诗歌创作的当代性、先锋精神以及具有经典文本写作趋势的诗歌创作等主题进行，对入选诗人作品展开多维度的深入研究。每届研讨经评定入选一至两名当代诗人，此前四届入选的诗人分别为冯晏（第一届），西渡（第二届），朱朱、哑石（第三届），赵野、陈先发（第四届），研讨主题分别为“词语无边界”“词语与经验之间”“词语构成的人”“词语的重力场”。

与会诗人、评论家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