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杨村人
作家岩波2017年接受市作协创作任务后，用了一年多时间和老伴开车到河北蠡县走访一线农村，接触了大量一手材料，与很多村干部和乡镇企业家、农民交了朋友。通过不厌其烦的采访、座谈、闲聊，让他对当下的农村现状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加之岩波祖上也是河北农村人，他也经常回老家，对河北农村的生活、乡俗、人文等情况不算陌生。所以如今写起农村生活，让人感到真实可信。
《红星谱》是一部近50万字的长篇小说。小说的真实属于艺术的真实。作家塑造的每个人物，讲述的每个桥段，基本都有原型，但又并不拘泥于原型，而往往是几个人合成一个，几件事写到一个桥段里（岩波如是说）。该书的基本框架，源自河北蠡县。岩波在采访、座谈中，蠡县人大主任绳兰柱对他说：“1984年，改革开放仅仅几年时间，蠡县农村经济风起云涌，皮革、毛纺业领跑全国，当时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来蠡县视察，题词了八个字‘南有温州，北有蠡县’，可见时下蠡县乡镇企业的厉害。现在温州的经济工作仍然处于全国前沿，而蠡县却落后了，让人不甘心啊。”相信绳主任的话是肺腑之言。当然，落后的原因很多，譬如产品的更新换代、科技研发没有走在时代前沿等，而人的因素依然是不可忽视的主要原因。
说起人的因素，话就长了。《红星谱》一书就是专门描述和演绎这个问题的作品。蠡县地处冀中，冀中农村既有中国北方农村的诸多共性，又有区别于其他地域的独特个性。这与历史沿革、人文传承有关，也与自然环境的优长和局限有关。而人与人的矛盾冲突，是掣肘经济工作的主要因素，也是《红星谱》着力拆解的主要纽结。纵观《红星谱》全书，可知人与人的矛盾冲突，源于人与人的素质差别。此书从抗战中后期写起，有人家国情怀超越个人利益，于是勇于冲锋陷阵和自我牺牲；也有人时时个人利益至上，以各种借口掩饰自己的贪生怕死。及至到了解放后，国家经济工作出现失误，以家国情怀为重的人勇于提出自己的意见，不怕撤职和处分（蠡县农村的全国劳模闫建章）；而有人明知“亩产万斤”是谎话，却“看破不说破”，一味跟随吹捧，由此博得好处。在改革开放后的日子里，前者事事想着众人利益，做事围绕“普惠”；后者时时想着个人得失，投机取巧博取功名。这样的两种人，在一个地区一个村落相遇，必然发生冲突。前者会无私成全别人，乃至为别人造福，后者则不惜拆别人的台来成全自己，还千方百计把别人变成自己的“垫脚石”。这种情况散见于不同的村落，而被作家岩波集中在《红星谱》一部书中。看似矛盾冲突集中在几个人身上，却写的是一种十分常见的现象。
可见，基层农村的矛盾冲突主要是人品之争。他们的社会地位距离研究和制定大政方针，十分遥远，他们需要做的，就是实施这些大政方针，他们之间没有思想路线之争，只是在执行中“这么干”和“那么干”的区别。但就是在这个层面，不同的人品，会秉持和抓住不同的理论依据作为思想武器，按照自己的意愿，或理直气壮地谋公，或理直气壮地谋私。谋公者不必戴什么面具，而谋私者必将戴上面具。书中前者的代表是郭山河、郭向前，后者的代表是黄选朝、黄天厚。郭山河和黄选朝同样都是保定二师这个革命摇篮出来的学生，怎么会是截然相反的两种人品？遗传基因可供参考却并非关键，后天的心理、生理、性格、情趣、身边人的影响、阅读书籍的影响等等的差别，铸就了不同的人品。人品不同，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就不同，工作方法和风格也就不同。矛盾冲突便在所难免。为此拖累了一个村落一个地区的经济工作，实属必然。
岩波说，他曾经采访了一位蠡县的村干部、全国劳模，因为在种种矛盾冲突中败北而离开家乡，到北京另立门户，继续做服装企业，成为名闻遐迩的著名企业家和全国拥军模范，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表彰和接见。他如果没有离开蠡县，是不是增加了蠡县的GDP？《红星谱》一书中写到这个问题：地球离开谁都转——转和转是不一样的，劳动模范和犯罪分子谁能管好一个村落一个地区？如果主张和平的人少了，战争贩子多了，打起核大战，说不定地球都会爆炸，人类全部消失，这“转”和“转”是一样的吗？所以，甄别和写出人品的不同带来的矛盾冲突和对经济工作的影响，以期引起重视和改进，十分重要。在这方面，《红星谱》走在了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