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负青天朝下看

——读李志利散文集《保持热爱》有感

                文｜董惠安

几十年前在宝鸡认识李志利，大约是在一种文学探讨的场合。当时的他年轻儒雅，风度翩翩，发言中独到的见解如同雷电彩虹在我眼前闪过。但很快地就得知他南下深圳，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从事教育。一晃近四十年过去，当他的一本散文集《保持热爱》飞到我的手中后，翻开一读，他那道耀眼的闪电，又重新灵动在我的眼前。透过这本书，我又多了几重对他的了解，当年的中学语文老师，已经成为深圳的学者型教育官员兼著名作家了。

从这本书中蓦然得知，我和志利的家世很有相似之处：他祖籍河北，生在宝鸡；我是祖籍东北，生在宝鸡。他家中弟兄五人，他排行老五；而我家中也是弟兄五人，我为老五。他的父亲为铁路工人，随着铁路的修建，家庭落户宝鸡，母亲为抚养孩子而成为“全职母亲”；我的父亲是东北军，随着部队的撤退，最终落脚宝鸡，他成为一名普通工人，而母亲则为养育孩子的家庭妇女。还有一个共同点是，我们都爱好文学。论年龄，我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而他则是“六○”后。但若论文学成就，他在我面前妥妥的“后来居上”。

我多年从事媒体工作，整天风风火火，文稿短平快，根本谈不上精酿细作，就像整了一杯酸梅汤。而细读他的文章，字里行间春风化雨，文情并茂，读罢如同品鉴一杯洞藏名酒，令人无尽的陶醉。我们都写过回忆悼念父母亲的文章，但我的笔下只是勾勒出了两幅素描，而他的《父亲草原》《母亲的河》，却是两幅逼真的油画，让平凡而伟大的父亲和母亲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在我们共同熟悉的话题中，譬如对陕西厚重的文化积淀、对中华龙脉秦岭的观察和认知等等方面，我写出的文章多为仰视，最高能达到平视的效果，而他则已经进入到了登高远望、俯瞰群山的意境。我边看书边琢磨，我和他的差距咋就这么大了呢？这种差距又是怎么拉大的呢？唯一的解释就是，他远走深圳，和故乡的文化和山水拉开了足以产生“美”的距离，而在中国最开放的深圳，获得了新的理念和思维，站上了新的理论峰巅，居高临下，对我们熟视无睹的人文历史和现实“一览众山小”，有了与众不同的观测和解读。

书中的《陕西人应做的10件事》，最能体现出志利对陕西人文特征和行为艺术的全新归纳和提炼。文章开篇就来了一句“陕西人是帝王和农夫、诗人和闲人的合体”！这种对陕西多元文化特质的概括性总结，他堪称首创。很符合陕西人的特性吧！秦中自古帝王都，关中平原上皇陵密布，但代表的都是农耕文明。盛唐也被称为“诗唐”，诗人自然不少。陕西人尤其关中地区深受“父母在，不远游”传统影响，关中平原物产丰饶，历史上形成“忙时耕作、闲时休憩”的农耕节律。便衍生出“八百里秦川养懒汉”的戏谑。用“诗人和闲人的合体”来相容秦人，倒也贴切。他概括了陕西人应做的10件事是什么呢？是“拜陵、观器、吼腔、品面、读经、尚武、摩字、吟诗、蹈矩和知农”。这种归纳和总结，显然经过了赤诚至爱之后的深思熟虑。

首先说“拜陵”。中华五千年文明，长安十三朝古都，历经1100多年，前后89位帝王长眠于八百里秦川的地下，可谓中国之冠。“南方才子北方将，陕西的土地埋皇上”，这是一种共识。但“去陕西，最值得看的是皇陵”的话，此乃《西行漫记》的作者、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说。读过《西行漫记》的志利，比我多了一重西方视角。他对陕西的皇陵有研究，促使他的女儿也对中国皇陵有了浓厚兴趣。他女儿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报到一周后，便专门参观了宾大博物馆中存放的中国“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

“观器”，当是对“青铜之乡”的宝器的观赏和研究。这当然也是陕西文化人的玩活儿。我在他文章中看到两处亮点，一是他与鼎身上最早刻有“中国”二字的“何尊”发现者——确切的说是最早看到这尊鼎有别样的价值，将其从废品堆中捡出来无偿交给博物馆的那位工人的儿子是中学同学，因而离这座无价的“何尊”更亲近一步，何尊的“发现史”就多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二是他深入研究过青铜器的制作工艺，知晓浇制青铜器的模具被称之为“范”。我们整天说“模范”，原来出处于此。

诸如此类的“亮点”，在他归纳的“10件事”中还有很多，每一点都让人耳目一新。譬如“吼腔”——应是说秦人“吼秦腔”中，他挖掘出了鲁迅1924年赴西安讲学期间，这个排斥京剧的中国文圣偏偏爱上了秦腔，说明秦腔的吼声还是有着独特的魅力。在“读经”一节中，他提及老子的《道德经》分《道经》和《德经》两部分。他认为“老子不知所终”，是国人对圣人的神化，老子的墓茔其实就在楼观台西的几公里处。这让我汗颜。因为我只知《道德经》而不知有《道经》和《德经》之分，而对老子的归宿，认知只停留在“云游四方，不知所终”的层面上。他如何在“知其一其二”的基础上获得“其三、其四”的呢？他在书中说道：“我的一位大学同学，研究了30年老子，送我一本专著，才促使我很认真读了一遍老子，这才发现，（《道德经》）是一部永远读不完的宝书天书和人间指南”。看来，与高人相类聚，有专著可博览，这是他在知识层面上高屋建瓴的秘密之一。

在解读陕西人擅长的“吟诗”中，他对唐诗如此定义：“在世界诸民族中，中国的古诗词是重量级财富，也是其他民族难以比肩的独门绝技。在文字的表现上达到了梦幻般的境界。这个梦幻境界的顶峰，我觉得是唐朝。这个空前的古今中外文化的大交流大溶合时代，无所畏惧无所顾忌地引进和吸取，无所束缚无所留恋地创造和革新。这样的社会氛围和思想基础催生了响彻千古的‘盛唐之音’。如果说，西汉是宫廷皇室的艺术，以铺张人的外在活动为特征，魏晋六朝是门阀贵族的艺术，以转向人的内心、性格和思辨为特征，那么唐代艺术就是对有血有肉的人间现实生活的感受、肯定、憧憬和执着。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渗透在盛唐文艺之中。即使是享乐、颓丧、忧郁、悲伤，也仍然闪灼着青春、自由和欢乐......它的典型代表，就是唐诗。仅仅从中国文学写高山大河的作品来说，我敢说，至今没有超过唐诗的”。

用这样闪烁着中国古典风雅词赋光芒的语言，来赞美唐诗的辉煌，如此文心雕龙般地提炼和诠释唐诗的丰富蕴含，其水准已经远远超越了他作为一个中学语文教师的身份，说他已经达到中国文化学者的高度也不算过分。确切地说，他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潜伏”到了文化学者的群体中，只不过由于他的谦逊低调，经常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普通的中学语文教师，因而他的“潜伏”期稍微长了一些。最终还是破了伪装，被组织上任命为了深圳某区文体局长。此乃后话。

而他揭示陕西人“蹈矩”的观点，让我捕捉到了他作为社会学家的视角。他写道：“陕西人老实厚道，从‘画地为牢’这个词就可以看出来。周文王时期，对犯了罪的人，只要在地上画一个圈，告诉他这是监牢，不能出去，旁边再‘削木为吏’，立一个木头人看管，他就会听话地站在里面认真地‘服刑’。自古以来，霸气的陕西人又有最彻底的服从意识。这当然缘于文化的影响。陕西人有循规蹈矩的历史基因。循规蹈矩就是‘安分守己’‘墨守成规’‘奉公守法’，这有什么不好？不管后来约定俗成的意思怎样，因为文明发达得早、积累得厚，有‘规’可循、有‘矩’可蹈，社会才有了统一的行为准则，人们也才知道社会有必需遵循的共同准则。人人都这样，不就是和谐社会吗？......我之所以在今天提倡陕西人的‘循规蹈矩’，因为这其实是一种宝贵的文化果实。在这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我认为这循规蹈矩也是一种文化定力，它不仅能让陕西人，也能让中华民族保持一种难得的律己意识、保持文明国度的优雅和尊严。今天，我们的国人太需要这些了。可怕的是，时至今日，很多中国人依然幻想着可以通过剽窃盗版、投机取巧、伪劣造假来‘进步’获利”。

如果在十年前我看到这段话，我会本能地认为志利脑袋思维短路了。“循规蹈矩”可以说是陕西人落后保守、故步自封的代名词之一啊！可如今看到他关于“蹈矩”的这段话，对于我却有了醍醐灌顶的感觉。尤其是看到释永信打着“弘扬佛法”“打造少林寺商业帝国”的旗号，把少林寺搞得乌烟瘴气时，我深深感觉到这佛门净地也没规矩了，没王法了。而如此没规矩、没章法的地方何止是释永信治下的少林寺？

志利的《陕西人应做的10件事》写于2014年，应当说，他早在十年前就对目前泛滥横行的荒唐事端有观察有思考。最近热映的电影《戏台》中，也有践踏规矩、胡作非为的事件发生，也有呼唤“规矩”的呐喊，此时读读志利的“蹈矩说”，应当有别样的感悟。

这里还要特别说说他的《大山秦岭》。对于秦岭的描述，他达到了一种常人无法企及的高度和深度。他写道：“网上看到，家乡这些年开通了冬季去秦岭山里看雪的绿皮车专列，叫‘雪国列车’。一股川端康成的味道，挺让我神往。我在秦岭脚下长大。作为铁路之家，我的大哥七十年代做列车长在秦岭山里穿行了多年，三哥则是在正宗的‘秦岭’车站工作了数载。少年时的我，也在他们工作的大山深处简陋的工地宿舍里住过几次。所谓为将来当作家积累生活。”

而已经成为了作家的志利，如何评价这座“生于其脚下，长于其身边”的大山呢？他写道：“秦岭是巍峨的大山，真正顶天立地的一座世界级大山。它是天选之山、是中华的庇护神。它是华夏最忠实的仆人和护卫”。他认为李白“以天才的眼光和相惜的情感发现了秦岭的价值和地位。《蜀道难》写的不是蜀道，写的是秦岭的高、峻、险、奇、深厚绮丽、神秘奥妙；写的是秦岭的无可替代”。他进一步坦露了自己的感悟——“中国的名山里，喜马拉雅是挟珠峰‘以令诸侯’的大哥、昆仑山是制造神话的大忽悠，它们老大老二的地位不可撼动。后面呢，那些没有体量的、没有文化的、没有风姿的、没有魅力的山和‘山’们，为了争得一席之地，或合伙抱团，制造概念，把自己包装成‘三山五岳’‘八大名山’；或蹭历代帝王文人的热点，说谁谁曾经来此一游三月不知肉味；或加入‘道教圣地’‘佛教圣地’‘红色圣地’的热点团队，以示自己终究不是平凡之辈。实在不行的，就编造一通虚幻美妙的神话故事，让自己混迹于混沌莫测的圈子中再伺机而动。于是，山的群体中，形成了不同的团队和帮派。但这些团队或团伙中，都没有秦岭。它被彻底干净地孤立了、排挤了、边缘化了。它知道这些，所以，横眉冷对、笑看宵小。那么地淡定、自信，那么地宁静、从容，甚至，都懒得去辩白和蔑视......千百年来，它从没自卑过、迷惘过，反倒让一座座花里胡哨、名不副实、欺世盗名的‘名山’们显得低矮渺小、苍白空洞。”

他很诗意地描述了第一次和秦岭零距离接触的感受——“我清晰地记得一次次进入秦岭深处的感觉。从宝鸡出发，很快经过任家湾、杨家湾，就忽然进入了秦岭的怀抱。仿佛，每次，秦岭都提前伸出了双手来迎接一样。那是一双巨人的臂膊，一面沐浴着阳光、一面则掩映在阴翳中。车如游龙，秦岭就像巨龙的戏耍之处，任其自由舞动穿行......车辆在缓缓行进，由黎明到暗夜，由激情到沉静，一切的变幻和凝滞，都在秦岭博大沉默的身躯中消解融合。快乐在这里会被山风稀释，悲哀在这里会被鸟鸣肢解。”

他仿佛和秦岭浑然成为一体。他把对世事万象、人间百态的感悟都融进了对秦岭的新认知。《大山秦岭》已经不是一篇简单的游记和回忆，而是一篇充满哲理的升华了的启示录。当然大家可以见仁见智，我的感慨是，只有他这位踏遍青山而未老之人，在遍揽群山之后，再像鲲鹏大鸟一样背负青天朝下看，看到了秦岭的独好风景。

在《保持热爱》一书中，还有给人印象极深的《代表中国的10条老街》。这是又一个对中国人文景观的独特归集和扫描。这些老街，我大多都没有去过。而我去过的深圳中英街，所谓走马观花的游览，在他曾参与过中英街博物馆建设过程的资历面前，就非常的相形见绌了。在他“中英街，独一无二的‘奇街’”的表述中，他发现中英街上最早的先民，竟是从陕西岐山迁移过来的吴姓家族。他如此记述道：“穿过位于博物馆对面的民居和店铺，进入安静的沙栏吓村，在不为人注意的一隅，还存留着古老沧桑的吴氏宗祠和大后宫，向今人讲述着一百年前先民与大海、祭祀、捕鱼、生产的故事。吴氏族人，最先于清朝康熙年间从广东博罗迁徙到这里定到清朝乾隆年间又从新界的山嘴村迁往沙栏吓村。吴氏宗祠就是展示客家传奇的迁徙文化的重要建筑。天后宫，位于中英街内的三和堂，是清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因台风吹塌后，由沙头角一带七个村一起重建的，至今有200多年的历史。它是深圳东部地区最早的天后宫，也是中英街惟一一处仍保持历史原貌的古代建筑。天后，也就是人们说的护海神‘妈祖’”。

由于篇幅的限制，我就不过多引述原文了。作为陕西人，作为经常以熟悉岐山西周文化者自居的我，到了中英街而看不到岐山人在这条街道上的传奇故事，不能不在内心深深嗟叹检讨了。

《保持热爱》一书中，精彩多多，读后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关于在他鄂尔多斯草原对成吉思汗的追忆，气势如虹，仿佛能听到金戈铁马在高原的驰骋厮杀，雄浑的历史画卷在眼前展开；而对于“老宝中”“老深中”校园生活的回忆，其中的人情、爱情、友情如梦如幻，如诗如歌，在心灵的空谷中回荡着余音。这些回忆都贯穿的一条主线，就是对生活的爱，对故乡的爱，对于人间的大爱。因爱之深，因而文中的赞美充满浓浓情愫。

读罢此书，还有一点感叹，作为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其作者必须提供全新的审美价值，提供知识点、信息量。同时还应洋溢出一种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才能获得读者的情感共鸣，才能像一位饱学的传道受业解惑者，在讲坛上立得住、挺得直。相比于像我这样一知半解就急于著书立说的人来说，志利的潜心修炼、玉汝以成的精神，很值得学习借鉴。他在《保持热爱》中展示的研究精细，功课很足，不仅使得文章落笔沉稳，文采飞扬，掷地有声，重要的是，他提供了全新的信息、丰富的知识点，还把读者带到了新的认知高度。有心的朋友们，可以耐心品读《保持热爱》，跟着他一起俯瞰人生和世界。

              董惠安2025.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