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行车的记忆
文/姚晖
每当我看见自行车，便会想起那些因自行车而引发出的往事来......
我第一次见自行车，是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末。那个时候，农村还是“集体食堂”。我记得北枣林村三个队的食堂，是建在“福元堂”的车房内。一天上午，从周至来检查工作的干部，骑的就是自行车。
他将自行车停放在福元堂的门前后，便有许多人来看。那天是星期天、学生们不去学，所以来吃饭的群众加上看自行车的人，将自行车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的，比看大戏还热闹。下午这个干部要走时，他在前边骑、后边还跟着一群孩子在追赶。这群孩子在一直追过了仁烟村后，才依依不舍地回到了家中。
1965年，我在广济上初中时，来教俄语的翟老师是个女的，她对同学们很好，同学们也很喜欢她。翟老师家是周至东边尚村的，由于离家太远，她便托人买了一辆自行车。翟老师的自行车买回后，每天下午课外活动她都要到操场去学骑车。她在学骑车时，同学们还要在后边轮流着给她扶车。一个多小时的学车，翟老师累的是气喘吁吁，扶车的同学也是汗流夹背。当时我们都认为，学骑车比登天还难！
1967年“文化革命”开始、上级暂停了对棉花的统购后，便出现了棉花“黑市交易”的市场。棉花“黑市交易”后，卖的钱多了，农民们的收入也增加了。家里有钱后，我的小伙伴黎忠合（小名叫黎成娃）家，便给他买了一辆五成新的自行车。
黎忠合家的自行车买回后，我们几个小伙伴特别高兴；天黑了还非要再到场上去学几圈，直到家里吆喝吃饭后才回到家中。那一年，我和黎忠合、田平均几个小伙伴，不但都学会了骑自行车，而且我们又在第二年的秋天，一同骑车到过县城，也去过武功的普集镇和锣鼓村。
那时，我们三人骑一辆自行车，一个人骑着，一个人坐在大梁上、一人坐在后衣架上。我们从马召到县城，再从县城过渭河大桥到武功。沿途的玉米、谷子和水稻，在微风中摇曳着，给人一种如诗如画的感觉。心情特别的舒服，也特别的高兴......。
1974年我回到河南后，由于豫西地区比较贫穷，自行车就更少了。我所在的大队共有8个生产队、1300多口人，但全村却只有一辆自行车；而且这辆车的主人，还是在供销社上班的领导。那时候农村姑娘订婚，虽然也有了“三转一响”（缝纫机、自行车、手表和收音机）的说法，但女方都是只要一部缝纫机即可，而对自行车连想都不敢想。为啥？不要説男方家买不起，就是挣扎着能买起，但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没有买自行车的“购物票”，还怎去购买？
1978年改革开放后，虽然买自行车的人逐渐多了起来，但在豫西农村，能买起自行车的人仍不多。1980年，洛阳的二哥给我买了一辆“红旗”牌自行车，便引起了全村人的羡慕。自行车买回后，每天都有人来借车，因此也得罪过不少人。为了避免生气，我便将车子拆开后而将车轮挂在了屋子的墙上；这样一来，来借车的人只要看见挂着的车轮，也就自然不再张口了。那几年，我家的自行车基本上是挂的多而骑的少；就连我自己出门，也都是尽量步行，几乎很少骑车。为啥，怕麻烦；怕招惹是非；更怕得罪人！
一晃几十年过了，尽管现在自行车已被小汽车、摩托车和电动车所代替，但我还是怀念那个刚学骑车、以及我们几个小伙伴骑车“疯玩”的情景.......。
前一段听老家村子人讲，儿时伙伴黎忠合尽管不识字，但也成了村里的“乡贤”。前些年村里在修复和扩建圆觉寺时，他和李民娃一起，操心、出力，确实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听到这儿，我不由得为儿时的伙伴黎忠合而感到骄傲；我也衷心的希望已成为“乡贤”的黎忠合，能为枣林村的振兴和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
作者简介：姚晖，男，汉族，大学学历，原籍陕西省周至县，现为河南金晖律师事务所律师，名誉主任，洛阳市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老年摄影家协会理事。曾在报刊杂志发表文章百余篇，并先后兼任《洛阳法制报》特约通讯员和《律师与法制》杂志特约记者等。联系电话136038880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