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山乡巨变中女性的担当与回响

——读董艳菊长篇小说《女人是歌》 

            文︱曹景常

董艳菊的长篇小说《女人是歌》以东北乡村为背景，透过林凤鸣（豆苗）的生命轨迹，编织出一幅改革开放初期女性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勇敢探索与成长的壮阔画卷。

小说通过一个女性个体的命运成长与乡土社会变革的互相影响与映射，展现了传统性别秩序中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轨迹，其叙事深度不仅在于记录历史，更在于揭示了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中“人”的解放命题。因此说，这部作品不仅是个体命运的史诗，更折射出时代转型中乡村的阵痛与新生，字里行间流淌着对女性生命力的礼赞，以及对乡土中国变革的深刻洞察；同时，也以生动的笔触，体现了新时代山乡巨变中女性的担当与回响。 

小说开篇以闲笔的方式交待了主人公的名字变迁，这一处交待看似漫不经心，但就是在举重若轻的叙述中，折射出主人公的内心的变迁与自我意识觉醒。顾名思义，“豆苗”是乡土社会赋予她的标签——柔弱、依附，如同田间随风雨摇摆的幼苗；而“林凤鸣”则是她为自己选择的身份，以“凤凰”高鸣的意象宣告对命运的掌控，也代表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当然，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通过在生存困境中不断奋争与奋斗而实现的层层递进式的蜕变。当初的豆苗，作为郭家媳妇，面对贫困的家境、压抑的婆媳关系与丈夫的愚孝，最初的反抗带着朴素的生存诉求：“一天能吃上一顿细粮，夏天能住上带玻璃窗户的大瓦房”。为了分家与当家权，她不惜以“假离婚”相逼，却在丈夫的耳光与婆家的对峙中，意外将“假戏”演成“真做”。这场冲突，撕开了传统婚姻的温情面纱，也让她第一次意识到：生命尊严的取得和幸福生活的争取，靠不得别人，只能靠自己努力。 回娘家的路成为她自我意识觉醒的重要起点。在山路上独自赶着牛车时，她反思“原本计划好的假离婚、争夺当家权，怎么就演变成了打架、真离婚了呢？”这种自我诘问，标志着她从被动反抗转向主动审视。当她在沙场上滑倒、被邵明德救助时，那句“我林凤鸣就是你郭保喜一个人的”的宣言，既是对男性的情感捆绑，也是潜意识中独立意识的觉醒。而当她最终以“林凤鸣”之名宣布当家时，名字的更迭已不仅是形式，更是对“女性必须依附家庭”这一宿命的奋勇抗争与颠覆。分家风波中的一个细节值得注意：林凤鸣提出“分家后仍尽义务”的现代契约观念，与婆家“长子必须扛家”的传统伦理形成尖锐对立。当她最终喊出“要么分家，要么我当家”时，话语中已暗含对陈腐传统家庭观念的根本质疑，和对改变贫困现实的强烈愿望。作者还通过一系列细节强化这种觉醒与追求的层次感：从为儿子断奶与婆婆争执时的“家庭内部反抗”，到借款买拖拉机时“突破性别分工”的尝试，再到面对工商稽查时“用法律维护权益”的现代意识。每一次冲突，都让林凤鸣更清晰地意识到：女性的解放不仅需要足够的勇气，也需要拥有对规则的重构魄力，更需要改变家庭现实的决心与能力。 林凤鸣的致富之路，本质上是乡土社会与市场化社会变革的之间磨合与衔接的过程。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差序格局”，在小说中具象化为以血缘、地缘为核心的互助网络，而林凤鸣引入的“个体工商户”“银行贷款”等现代经济元素，则对这种格局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从“种玉米、水稻”的自给自足，到“种黑木耳、搞运输”的商品生产，林凤鸣的每一步探索都伴随着与传统伦理的博弈。当她提出“用砖票换粮食”的商业构想时，遭遇的不仅是婆家的质疑，更是村民“不守本分”的指责——在乡土的传统逻辑中，“算计”与“情义”天然对立。而她最终以“先付定金、统一价格”的规则化解危机，实则是用市场契约精神重构了乡村的信用体系。 黑木耳种植的情节促成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林凤鸣既遵循“木头杆搭架”的乡土经验，又引入“高温消毒、菌种接种”的现代农业技术；既依赖“妇女互助”的传统协作模式，又建立“按劳付酬”的现代管理机制。这种融合打破了“现代化即抛弃传统”的迷思——她种黑木耳时“起早贪黑地接种菌苗，每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遭遇风灾雹灾时“望着眼前的一切，似乎感到了灭顶之灾”，却在废墟中发现“扔到山上的菌袋都长出了木耳芽儿”。这些细节不仅展现了创业的艰辛，更隐喻着乡土社会在变革中的韧性——传统经验与现代技术的结合，方能在困境中寻得生机。当然，这一情节，颇有一些“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的戏剧效果，但这种戏剧效果也不是无缘无故产生，而是她不懈追求的结果，是属于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试想，如果没有她执着追求的精神，哪有这样额戏剧意外惊喜出现。而她从无意中购买农业保险，挽救了她木耳厂失败的危机，随后她主动购买农业保险的这一举动，不仅仅是她自己说的“回报国家”，其实也是在无形中接受和树立了一种现代化保险意识。从而培树了农业种植养殖现代化的经营观念。同时，也证明了这样的一个道理：乡土社会的韧性不在于固守传统，而在于对现代性的创造性转化。 作者还以细腻笔触刻画了林凤鸣的成长细节：从为孩子断奶与婆婆争执，到借款买拖拉机时的果敢；从种黑木耳时的技术钻研，到面对工商稽查时的据理力争。每一次困境，都成为她打破固有认知的契机，最终从“家长里短的操持者”成长为“带领全村致富的带头人”。这种成长并非脱离乡土的“飞离”，而是扎根土地的“重生”——她始终带着婆家的老弱病残一起前行，将个人命运与家族、村庄的命运紧密相连，从而成为山乡巨变的主导者和引领者。小说的叙事空间——东北大利村，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乡村的缩影。在这里，传统伦理与现代观念的碰撞无处不在，构成了林凤鸣成长的时代底色。 家庭结构的变迁是最直观的体现。以郭家为代表的传统大家庭，“炕上瘫着一个奶奶婆，家里有个瘸腿的小叔子，还有一个哑巴小姑子”，依靠“婆婆当家”的父权逻辑维系。林凤鸣提出分家时遭遇的激烈反抗，本质上是对“孝道至上”“长幼有序”等传统秩序的挑战。而她最终以“民主集中”的方式治家，让“玉英、玉杰收拾碗筷”“保军参与决策”，实则是对传统家庭权力结构的现代性改造。 经济模式的转型更具时代特征。从“种玉米、水稻”的传统农耕，到“种黑木耳、买拖拉机、建食品厂”的多元经营……林凤鸣的每一步探索都踩在政策松动的节点上。也就是说，林凤鸣的脚步始终紧扣时代脉搏，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自觉还是不自觉，她都在实现自己梦想的同时，影响和改变着家乡的面貌。更重要的她的探索也在无形中引领和改变着山乡的思潮——山乡巨变不仅仅体现在村容村貌和经济格局，更主要是体现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中。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未将传统与现代对立。林凤鸣虽打破“女人不上桌”的旧俗，却始终保留着对婆婆的敬重；她引入“个体工商户执照”“银行贷款”等现代元素，却从未丢弃“邻里互助”“家族抱团”的乡土智慧。这种融合恰是乡村变革的真实写照：现代化并非对传统观念与文化的全盘否定，而是在传承中创新。 林凤鸣的情感世界，构成了另一条隐秘线索。她与郭保喜、郭保军、邵明德的关系，每一段关系的演变都对应着她自我意识的深化。与郭保喜的婚姻堪称“传统夫妻模式的解构”。从最初“爱情比天大”的依附，到“七年之痒”的冲突，再到“共同致富”的新型伙伴关系，两人的互动始终围绕“主体边界”展开。郭保喜的“你野心膨胀”的指责，暴露了“女人当家做主”的不甘心与自尊受伤的恼羞成怒；而林凤鸣的“男女平等”的反击，则是对丈夫这种大男子主义的正面回应。当她最终在办公室挂起《人民日报》时，实质是用知识力量打破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陈规旧俗。与郭保军的“叔嫂情愫”呈现了另一种情感迷局与纠葛。郭保军的暗恋从“替兄领奖”的初识就埋下伏笔，在“跳江救人”的生死瞬间达到顶点，却始终被“叔嫂伦理”这一传统规训所压抑。作者对这种情感的处理极具分寸——既不美化也不否定。林凤鸣对这份情感的克制，并非完全屈从于伦理，而是意识到：女性的独立于解放不能过于依赖男性的拯救，必须建立在自我完整自我完善自我成长的基础上。当然，传统道德观念的自我约束，也是对主人公高尚洁净人格的映射。与邵明德的“亦友亦敌”关系，则折射出市场经济社会的新型人际逻辑。邵明德的“拉帮套”玩笑看似轻佻，实则半真半假，暗含主人公的暗恋与企图；而林凤鸣的“下辈子排号”的回击，看似玩笑，实则是对两人关系的正面回应始终保持着极为清醒的意识，同时也保持极为明显的界限——玩笑归玩笑，暧昧也许有一些，但不能越雷池半步。这种女性自我保护意识的时刻清醒，不仅仅是洁身自好，而是对女性自尊自爱的直接体现。《女人是歌》，但女人到底是是首什么样的歌？《女人是歌》这一贯穿小说始终的诗情与意象，在不断推进的叙事主体中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从开篇“苍凉雄浑”的山歌，到林凤鸣自创的“走向希望”的歌谣，“歌”的变奏恰是女性生命美学的重构过程——从被书写的“客体”，成为自我书写的“主体”。《女人是歌》，在开篇即埋下伏笔：“太阳出来了，出来了，女人该歇了，该歇了，女人歇不得，歇不得，她背上有小孩呢！”这首山歌既是女性命运的枷锁，也是生命力的咏叹。林凤鸣的生命轨迹，恰是这首歌的变奏——从被动的“歇不得”，到主动的“停不下”，最终将命运的曲调改写为自己的旋律。 她的“歌”里有苦难的底色：为了供弟弟上学辍学、因挑水流产、被工商稽查没收粮食时吐血；但更多的是坚韧的高音：“就算上刀山、下火海、滚油锅，我林凤鸣也不会再眨一下眼睛”。作者以“凤凰”“木耳”“红松木棺材”等意象，将女性的生命韧性具象化——凤凰浴火重生，木耳在朽木上生长，红松木棺材则暗含着对传统丧葬观念的突破与对生命尊严的坚守。 最终，林凤鸣的“歌”超越了个体范畴，成为乡土中国现代化的集体咏叹。当她站在承包的荒山前，畅想“栽上松树和核桃树”时，这个场景极具象征意义——当代女性命运的自我主宰，从来不是单纯的突围与破局，而是与乡土的振兴、时代的进步同频共振的过程。董艳菊通过个性鲜明主人公形象证明：中国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始于女性主体性的觉醒。《女人是歌》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没有将女性解放简化为“对抗传统”的叙事，而是展现了一条更复杂的路径——在对陈规陋俗的突破中觉醒，在与各种陈旧观念的博弈中建构，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中寻找自我。作家董艳菊，是一位从乡村走出来的新时代的奋斗者，也是乡村变革中的见证者，正是多年扎实的乡土经验，再加上细腻的女性视角，让《女人是歌》超越了个人奋斗史的范畴，成为一部书写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史诗。林凤鸣这一主人公的成功塑造，也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在乡村脱贫致富与振兴过程中，外部输血救助虽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作为乡村振兴主体的乡亲们的自我造血式的崛起决心也不容忽视，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女性的担当与力量，更是不可小视。 林凤鸣们的故事证明：女性的自尊自爱自强自立，从来不是孤立的坚守、觉醒与突围，而是与乡土的振兴、时代的进步同频共振的和声。当林凤鸣最终“把荒山变成宝山”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女人的成功，更是一个民族在变革中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因此，从新时代山乡巨变的角度看，《女人是歌》这部作品的价值，不仅在于记录了一个女性的成长，更在于它揭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乡土中国的变革，从来不是政策条文的简单落地，而是无数个“林凤鸣”在生存与理想、传统与现代、个人与集体的撕扯中，用血肉之躯蹚出来的道路。她们的歌声或许沙哑，却每一个音符都是那么铿锵有力都是那么激越动人，成为新时代最动人最具担当力量的激越回响。 作者简介：曹景常,笔名庄稼汉。1968年生于河北沧州，现居吉林长春。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吉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吉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长春市绿园区作家协会主席。作品散见于《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少年儿童报》《词刊》《安徽文学》《星星诗刊》《诗歌月刊》《诗林》《北方文学》等媒体，出版有长篇小说《乡村振兴到我家》、散文集《种梦手记》等十余部。作品曾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我与新中国风雨同舟·国庆六十周年征文”金奖、全国鲁藜诗歌奖、全国孙犁散文奖等。